外贸失衡是危险的，它会造成货币泛滥，从而产生巨大的资产泡沫。
泛滥的货币是地下钱庄的催化剂，股市泡沫和资产泡沫则是地下金融的寄居所。
问责必须找准根源，过度或者不准确的惩罚会导致普遍的不负责任。
“十信事件”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地下投资公司（即地下钱庄）无人敢监管。
地下钱庄的兴盛也是货币泛滥的表现之一，在本章的第二节还会详谈货币泛滥的问题。金融管制，以及普通民众的投资机会不足，使得过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投资机会，地下投资公司应运而生，吸收了大量资本，兴盛起来。
台湾的20世纪80年代是分裂的时代，一方面，在里根、撒切尔革命的影响下，当局更加放松了对经济体的管制，但同时，金融管制却没有同步放松，一直到90年代，金融才向民间开放。而在1980～1990年间，也恰好是台湾货币泡沫最为严重的时候，多余的货币冲向何方，何方就堆起巨大的泡沫，使得台湾的经济体无法消化。
地下投资公司的发展起步期约在1982年前后，在“十信事件”发生时，这些公司的问题已经悄然浮现。“十信事件”的爆发也引起了人们对地下投资公司的质疑，担心这些公司比信用合作社更不可靠。但由于信用合作社系统受到了打击，多余的资金更加没有去处，于是汹涌冲向地下。而“十信事件”恰好使得官僚机构变得更加保守，不愿意去触碰这些敏感的话题，导致最大的投资公司——鸿源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无人敢管，膨胀到极限才自动崩塌，并卷走了上千亿元新台币的存款。与之相比，十信的百亿元损失自叹不如，只是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出来控诉了。
戴立宁原本希望构建一个合理的监管体系，并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使得货币的洪流能够找到合适的宣泄口。可惜这时的他只能作为旁观者，在报纸上写一写文章进行批判，望着这个“后十信时代”感慨不已。
边缘化的地位和充足的时间，也使他更加懂得利用媒体，更加注重保持开放的态度，更加注意为自己辩解，他相信只有本人而不是上级才能保护自己。他以更加独立且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姿态出现在媒体上，影响力反而比他当司长时更大了，也为他的下一步复出创造了条件。
鸿源案：地下钱庄的罪与罚
鸿源的兴起
在“十信事件”爆发导致基层金融出问题的同时，台湾的地下金融也在积累着一次大型的风暴，这就是以鸿源为首的地下钱庄泡沫。地下钱庄泡沫肇始于“十信事件”爆发之前，破裂于“十信事件”之后，可以说，拖得时间越久，危害越大。然而当时台湾官场却由于“十信事件”处理不当，显得畏首畏尾，以至于没有人敢处理鸿源，直到它膨胀到极致，自动破裂，带来了惊人的破坏力。
要谈鸿源案，可以追溯一下台湾早期的地下钱庄事件。
台湾刚刚光复时，有一家七洋贸易公司高利吸收钱财，拿投资人的钱进行糖、钢铁等两岸贸易，但由于投资失败，投资人血本无归。由于其具有高利吸储的特征，可以认为是地下钱庄的早期形式。
之后，台湾当局为了稳定金融，取缔了地下钱庄，加上台湾正处于经济起步时期，社会资金紧张、民间没有多余的钱财，地下钱庄消退了一段时间。但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资金从稀缺逐渐变成了剩余，地下钱庄再次出现，并且有泛滥之势。
1978年，岛内的华美投资公司以月息两分半吸收民间游资。到了1981年9月，在吸收了十几亿元资金后，华美投资倒闭，五六千名投资人为此疯狂不已，有的心脏病发，有的寻短见，有的退伍军人带着炊具、寝具住进了公司的办公室。
在台湾，有一部分人是外省籍人士，大多数是1949年跟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的军人、公务员、教职人员。人们往往以为这些人由于军事政治的优势，会在岛内获取不少的经济资源。这是事实，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事实：获取利益的只是少数高层人士，大部分基层的军公教人员不仅无法获取经济资源，而且随着退职，连政治资源也捞不到了。况且他们初到台湾时，上级的宣传仍然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作为基层人员的他们无不梦想着回到大陆，也没有心思在台湾置办产业。可一旦他们大梦初醒，发现就要老死台湾的时候，台湾的资源已经分配殆尽，连房地产的价格都已经很高了。
反而是所谓的本省人士，由于在台湾岛内有足够的关系网，能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经济圈。
到了第二代上，许多基层军公教人士的子女如果无法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就成了弱势群体。在基层沦落的二代外省籍人士如果想获得经济资源，就寄希望于挣快钱、搞投机，他们成了地下钱庄等投机生意的主力之一。
同时，由于台湾长期金融管制，利率偏低，一旦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起来，势必造成手握现金者人心惶惶，四处寻找高利率的投资方向。投资方向由于金融管制，又是有限的。那些退了休的军公教人员为了防止自己的养老金继续缩水，急急忙忙将钱投入地下钱庄中，即便知道地下钱庄不可靠，也总是相信自己能够在地下钱庄垮台前抽身而出。他们成了地下钱庄的主流客户。
加上许多人由于缺乏人际交往圈，在地下钱庄里反而能够找到背景相同的熟人，有的甚至把钱庄当成了社交场所，离不开了。
在大陆的三四级城市里，有许多炒股的老年人，他们不习惯使用电脑，而是到交易所一坐一天。除了炒股之外，还互相聊家常，这和当年台湾军公教退休人员寻求心理慰藉有着相同的因素。
华美投资公司倒闭后，几千名投资者中有很大比例是这样的外省籍人士，以后，投资鸿源的人中照样有许多这样的人。
1979年，台湾又兴起了一股炒期货热潮。期货交易自香港引进，以黄金、白银、铂金以及一些谷物，如红豆、黄豆为主，其中黄金为大宗。不少人纷纷投入这个行业，但台湾本身没有期货市场，于是这些台湾的公司纷纷号称与香港、美国的市场有直线联系。但实际上，由于这个市场不成熟，并且缺乏秩序，许多公司只不过是坐收顾客的钱财，剥一层皮之后，将订单转给更大的交易公司，形成了复杂的塔式代理结构。有的公司的业务干脆就变成了赌博，只是按照香港、美国的期货价格波动来赌涨跌。
这样，台湾新生的期货业就带上了很深的投机性质。在这股期货热潮中诞生了一家公司——源井期货公司，创始人叫沈长声。
沈长声，1942年生人，等他成功后，人们尊称他为“沈董”。在造神最疯狂的时候，沈董的话都被称为“沈董口谕”，写的字被称为“沈董手谕”。如果要在海峡对岸也找一个和沈董类似的人，不妨看比沈长声大一岁，而发迹晚几年的牟其中，两人的血液中都充满了冒险因子，又具有一定的领袖气质和偏执性格，加上善于发现机会，都成了经济界中令人生畏的枭雄。
然而，在1979年时，沈长声还只是一个小角色，源井期货公司的经营业绩也有限，沈长声的目的是捞一票就走。
到了1983年，台湾当局大力扫荡期货交易，期货热潮迅速退去。1984年年初，当初的期货公司都纷纷消失了。
这时的沈长声已经将源井期货公司转型，早在1982年11月就成立了鸿源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经济部”审批的服务范围是国内外投资居间、顾问、咨询服务。而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鸿源真实经营的业务实际上是吸金。
吸金并非是沈长声独创，而是他从日本人那儿学来的。1981年，日本曾经出现了一家叫丰田商事的公司，从事黄金交易，帮助客户购买、保管黄金，发给客户一张黄金凭证，凭借这个凭证，客户可以每年向丰田商事领取10%～15%的租金。
但是由于利息高昂，丰田商事又没有利润源，只能靠吸收下家的钱款来支付前人的利息，成了典型的传销公司。
除了黄金，丰田商事还做过钻石和高尔夫球票生意，也是类似的传销模式。
日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地下金融公司，也和日本长期奉行的低利率政策有关。
1985年，丰田商事倒闭，创始人永野一男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的镜头前被人刺杀。
不过，丰田商事虽被灭了，却把火种带到了台湾，它最多时曾经有14家海外分支机构，其中之一就位于台湾。它倒闭后，台湾商人将其伎俩尽数学到，并且发扬光大。至于鸿源和其前身源井期货公司，则可能直接受惠于丰田商事位于台湾分支机构的技术转移。
在日本“先驱”的精神鼓舞下，台湾的地下投资公司风起云涌，四处吸金。其操作手法，以鸿源为例，也是四处设立分公司，这些分公司遍布各行各业，除了所谓的期货投资、外国投资之外，还包括建筑、饭店、电影、广告、保安、旅行社、电脑、百货、中介、电器等各种公司。至于在海外，也有几十家各种各样的分部。沈长声告诉他的投资人，这些公司都很赚钱，也需要很多的资金投入，为了回馈投资人，他给的利息也高得可怕，达到每个月4分利，换算成年利是48%，而当时台湾的正规银行利率不超过10%。奇高的利差吸引了人们广泛的投入。更令人惊讶的是，沈长声说到做到，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的确按月按时偿付利息，使得他的神话越传越大，吸金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实际上，鸿源投资的这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司只起到了迷惑投资人的效果，让他们弄不清楚具体哪个公司赚了钱。真正赚钱的业务只有两个：第一，依靠后债养前债，只要不停吸金，就能够付得起利息；第二，依靠股市汇市赚钱。
鸿源这样的公司之所以出现，也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一场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股市泡沫有关。
这次泡沫从1985年7月股价指数636.02点开始启动，涨到1990年2月的12682.41点，55个月上涨19倍之多。在这一波的股市狂飙中，台湾几乎全民皆股，在高潮时期，开户数达到了503万户，按照每个家庭4口人记，影响的人群已经超过了2000万，而当时台湾的总人口还不到2000万人，说明平均每家已不止一个股民。在投机的气氛中，股票频频换手，周转率也大幅增加，从1985年到1990年，周转率增加了7倍多，并创下过接近600%的天量。
许多地下投资公司之所以能够支持这么高的利息，是因为它们把钱投入股市，赚了钱。而地下投资公司的加入，又进一步推高了股市泡沫。它们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将泡沫越吹越大。
在股市盛宴中，鸿源成为佼佼者，和公司内涌现出的一位股市人才有关，这人叫于勇明。在进入鸿源之前，于勇明曾经因为其他金融案件而被判刑，但还在重审中，一直没有定案。迟迟没有被羁押的于勇明投奔了鸿源，成为鸿源不可或缺的“活财神”。
于勇明头脑清晰，曾经准确地预测过日元的升值和新台币的升值，都赚了钱。他的出现使得人们乐于相信鸿源赚钱的神话，并把更多的资金投入进来。如果说沈长声扮演的是领袖角色，那么于勇明扮演的则是无所不能的专业总理形象。
但为了吸金，光这两个角色还不够，还需要一位组织能力出色的组织宣传部长。幸运的是，鸿源也找到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其出色的煽动性和组织能力把人们疯狂的崇拜情绪激发到了极点。这个人就是吸金高手刘铁球。
作为鸿源铁三角的最后一角，刘铁球的功劳在于通过煽动和宣传，使得人们心甘情愿地将钱借给鸿源。同时，由专门的吸金专员（即所谓的理财顾问）组成的队伍具体负责吸收下线。每一股的价钱是15万元新台币，普通投资者购买股份后，每股每月都可以获得6000元股息。至于吸金专员，则必须事先购买6股，每个月还必须发展6个新股东，每个新股东可以使吸金专员获得1000元的提成。吸金专员的投入是6股共90万元，他的月工资是：底薪8000元，自己的6股股息36000元，6个新下线的提成共6000元，总计50000元；一年收入60万元，也就是说，一年半就可以返本。而且，如果他每个月都发展6个下线，则每个月的薪水都可以涨6000元，第一年还可以获得396000元的奖励，不到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鸿源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媒体的报道、竞争对手的揭露以及其他地下金融机构倒闭的连带效应，它分别在1985年10月18日、1986年8月18日和1987年年底至1988年3月（第三次在鸿源内部号称“烽火连三月”）经历了3次挤兑风波，均安然度过，这使得它的名声更加响亮，也树立了它不倒的神话。
与此同时，全台湾的地下钱庄也达极盛时期，共计有200家地下金融公司。
在地下投资公司泛滥全台的时候，台北市出现了好几栋地下投资公司大楼，这些大楼并非地下投资公司出钱兴建的，而是地下投资公司在这些大楼里承租了楼层，且一栋楼里就有两三家之多。同时，这些高级写字楼的楼下很有可能就是正规的银行，左邻可能是外商公司，右舍则是律师事务所，以至于出入这些楼层的人们根本无法区分谁是“地上”谁是“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