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算，当时全台湾在地下投资公司有投资的台湾人大概在50万人上下，如果按照一家4口计算，则地下投资公司直接影响的台湾人达到200万之众，大约占全台人口的1/10，如果投资人再通过私人关系向其他人借钱，则间接影响的人群更为巨大，可谓全民运动。①
鸿源的覆灭
但不管多么叱咤一时，最终，鸿源还是倒闭了，它没有经受住第四次挤兑。
第四次挤兑之所以与前三次不同，是因为政府终于决定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随着管制的放开，正规金融机构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以至于人们不再依靠地下金融。
实际上，所谓地下金融也分成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部分。合理的，是指民间经济需要钱，但从正常的途径贷不到款，只能向地下金融寻求支持，这主要是因为金融管制造成的。而不合理的，是指地下金融中有一部分资金用于投机和搭建传销性金融组织，这个不合理的部分容易造成股市和金融泡沫，以及各种各样的骗术。
对于监管者来说，最难的莫过于区分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办法只有一个：放开正规金融市场，使得民间资本的合理需求能够通过正规金融得到满足，也使得地下金融中合理的那部分取得合法的身份，只有承认了合理的部分，才能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追究，否则是无法管理的。
1989年6月，台湾金融史上发生了一件值得铭记的事情：新的《银行法》修正案通过。这次的《银行法》修正案包括了几个内容，均有着非常的意义。
第一，规定政府不再限制利率的上下限，政府的利率自由化政策至此成功实施。利率自由化的最终确立，使得银行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自动调节利率，不至于与实际利率有太大的悬殊，这样就降低了存款人对地下金融的兴趣。
第二，开放民营银行的设立，打破金融寡占局面。到了1991年，台湾当局一下子开放成立了15家民营银行，同时还准备随时开放成立更多的银行，使得民间资本也用不着通过地下才能经营金融业。
第三，宣布除了正规金融机构，其他机构均不得吸储。这是从最根本上对地下钱庄进行限制。
这三项修改立即被资本市场解读为对地下钱庄的利空，并造成了对鸿源的又一波挤兑。这次，鸿源宣布停止出金三个月，又将新进资本的利率降到了1.4分，比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已经高不了多少。这样，人们加入鸿源的兴趣大打折扣，鸿源滚雪球的模式转不动了。
1990年1月10日，沈长声主持记者会，宣布鸿源停止出金，停息、停发业务专员薪资，并首度承认鸿源负债大于资产。2月10日，鸿源将所有资本的利息都下调至1.4分。
鸿源的困境也影响了股市，使得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股市泡沫破裂了。在股价指数上升到了1990年2月12682的高点（这个最高点纪录至今没有打破）之后，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到当年的10月，跌至2485点，不到高峰时期的零头。股市泡沫的破灭又使得鸿源丧失了唯一的赢利来源，从而加速了鸿源神话的破灭。
在这期间，已经从“金融司”司长职位上辞职的戴立宁只能看着事态的扩大，备感惋惜。这时的他才感到身在衙门好修行，之前，由于身处主管机关，可以力所能及地处理些问题。
他原本以为由于自己并无过错，在辞职半年后会重新获得起用。但事实上，“财政部”部长换成钱纯之后，他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前司长并不认可，戴立宁被调了个参事的闲差，一闲就是7年。
所谓参事，与“金融司”司长职级相同，并不算降级。但实际上，参事就是部门里的闲职人员。每个部里都有一批这样的人：职位高，即然不安排实权工作，也不能随便安排，就给他们安个参事的头衔去搞研究。在做参事时，戴立宁仍然保留着单独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尽可能地发出声音，通过媒体说话。在任参事期间，他成了好几家报纸的主笔。
他最感遗憾的莫过于“十信事件”所造成的后遗症。“十信事件”造成的主管机关不敢管事的作风在鸿源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鸿源刚刚成名的1983年，“法务部”就已经接到举报，指出鸿源等公司非法吸金。“法务部”经过调查，得出了4项结论：1.当时这类公司多能正常发放利息，投资者在能够赚钱时都不愿作证，证据搜集不充分。2.适用法律条文不明，由于是新鲜事物，所以法律层面上还需要讨论。3.这类公司幕后多有民意代表或退职高级将领支持，查处不易。以鸿源为例，沈长声也找了个“立法委员”的“人头”——新疆籍维吾尔族资深“立法委员”阿布都拉，让他担任鸿源的董事长，这使得没有人敢轻易动鸿源，加强了它的合法性色彩。4.一旦移送法办，这类公司倒闭引起的连锁反应可能更加麻烦。
如果说1983年鸿源还因为太新，人们看不清楚，不敢贸然行动，那么到了1988年10月，人们对于鸿源非法吸储、传销的性质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时，“行政院”也以法务、经济、财政三个部为主联合组织了“处理违法吸收资金公司联合专案小组”，对鸿源等公司的问题突击进行处理。可是这个专案小组仍然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和稀泥”之中。三个部互相推诿，谁都不想拿主意，生怕自己捅漏子。
“经济部”认为，自己只负责核登公司执照，其余的都不管，这件事情最好由“法务部”处理。
“法务部”认为，自己在缺乏实际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贸然去该类公司搜集证据，同时，“法务部”担心处理这类公司会导致风险扩散，因此，希望台湾“财政部”和“经济部”能够防范这类风险。
“财政部”认为，自己要从税收方面查找证据，但税收方面由于对方提供资料有限，没有办法查证。同时，“财政部”没有对这类公司的搜查权，因此还是需要“法务部”和“经济部”出面。
三个部门互相推诿的背后，是缺乏类似于陆润康、季可渝、戴立宁、林振国这样的强力人士能够独当一面的现实，这种人不仅负责处理，还要敢于承担责任。而能够处理的人或者已经彻底辞职离开了政坛（陆润康），或者心灰意冷回到了美国（季可渝），或者被调往闲职（戴立宁），最顺利的林振国这时也没有了处理权。上台的钱纯是一个会为官的角色，声称连“财政部”安全都需要门警维持，又有什么权力处理地下投资公司。
“后十信时代”的万马齐喑的确造成了后来一系列金融问题的拖延及扩大，令人扼腕。
值得叹息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金融压抑问题。金融压抑问题存在了几十年，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到最后，一方面民间经济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一方面漏洞百出，民间金融问题重重。台湾金融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步开放，但在这之前，成堆的问题已经造成了多少损失！
作为旁观者，戴立宁在1990年10月的《远见》杂志上发表《为当前金融错乱现象寻根》，写道：
台湾的地下投资公司已经泛滥到超出了常识的地步。1989年5月，台中地区出现了一个“保倒公司”，存入10000元，每个月可以返3900元，一年可以领到46800元。6月，又出现了一个“超保倒公司”，存入10000元，每年可以领出61200元。
很少有人质疑这类公司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反而有三四千人投资，结果两家公司开张后都只维持了一个多月就倒闭了。投资人血本无归，损失达14亿元之多。
这类公司当然是骗局，但是，在政府内部竟然无人敢管。各个管辖单位每到节骨眼上，都变得像“三个和尚没水喝”里的和尚们，互相推诿，谁也不管。而这，就是1985年“十信事件”带来的恶果。
戴立宁认为：“十信事件”是多年来金融管理缺失累积而发生的事故，最终一切责任反倒落在负责处理的人身上。没有人关心，也无意探索；开刀流血，究竟是不是外科医师的错？
正是这样的官场文化造成了现在的局面。由此可见，戴立宁仍然没有忘记“十信事件”中自己受到的委屈。
关于台湾的官场，他曾经写过一个小寓言故事《跳蚤马戏团》。文章的开篇就告诉读者，如果去德国慕尼黑，就一定要去看跳蚤马戏团。在马戏团里，所有的跳蚤拉着车向前爬，比赛谁先到达终点。
但是，读者会问，跳蚤最擅长的是跳，最不擅长的是爬，人们又是如何训练跳蚤舍弃自己的长处而使用短处的呢？
答案是：在训练的时候，人们在跳蚤的顶上盖一个玻璃盖子，跳蚤只要一跳就被玻璃撞得七荤八素，时间长了，盖子拿掉，跳蚤也不敢再跳了。哪怕只需要跳一次就恢复了自由，它也不敢再跳。
戴立宁感慨官场就是如此，即便再聪明的人，在官场待久了，也只会匍匐而行，丧失了自由的本性。其讽刺不可谓不辛辣，也透露着作者的无奈。
外贸失衡：通胀和资产泡沫的源泉
外贸失衡的两岸对比
戴立宁担任参事期间，恰是台湾经济自由化的一个高潮时期。戴立宁的时政评论也多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台湾经济之父”尹仲容的经济改革使得台湾民间经济大发展，唯独留下金融面没有改革。金融面的问题又反映在：1.金融机构的垄断，2.利率的非自由化，3.汇率的非自由化。自然，台湾当局对金融、利率、汇率进行控制，目的是为了保证台湾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好意铺成的”，管制往往带来的不是平稳，而是僵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问题已经对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桎梏，其改革已经不可避免。
在这里，恰可以把当时台湾的经济与当前大陆的情况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相似。不管是庞大的外汇储备，还是天量的外汇占款、超量的货币供应，还是可怕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在两岸经济发展的相同时期，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人们面对历史时，所做出的选择也是那么相似，错都错得一样。
台湾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实施外汇贸易改革，采取对外导向的发展政策，获得成功以来，20余年追逐出口与外汇，形成一种“重商主义”的迷思：将原为手段或只是中间目标的出口看成是最终目的，将原来只是财富形式之一的外汇当作真实价值，二者都神圣不可侵犯。同时，自1979年第二次能源危机之后，台湾固定投资增加缓慢甚至减少，致使岛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1985年降到了17.3%，1986年更是降到了15.6%，只能靠出口扩张、贸易顺差扩大来维持经济的增长。政府不愿听任自由市场发挥作用，使新台币升值，对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长期对外偏低的币值，一方面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收入增加，并引起对新台币升值的预期，导致资金流入，使外汇更为庞大；另一方面引导资源流向出口部门，妨碍新技术与新产业的发展，对长期经济发展也有不利影响。
1985年年底，台湾的外汇储备为225亿美元，1986年年底增加到463亿美元，1987年年底再增加至767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0%。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最终造成了新台币升值的压力，即便台湾当局不想，但仍然不得不被动地对新台币进行升值。1985年，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是39.85：1，1986年升到了35.50：1，1987年升高到了28.55：1，两年中升值幅度约为40%。
至于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对货币供给和物价的影响，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种种方法抵消外汇增加引起货币增加的效果，然而从1985年年底到1986年年底，台湾的货币供给仍增加了47.7%，翌年再增加38.3%，两年中增加了1倍，第三年又增加了26.2%。
货币供给增加如此迅速，在以往的情况下，可以预期，物价会大幅上涨。然而由于贸易自由化关税税率降低，新台币大幅升值，在此作用下，消费者物价指数仅有微幅上涨，零售物价则连年下降，进出口物价也呈下降趋势。
货币供给剧增的膨胀效果主要反映在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上，也就是资产价格膨胀。股票价格指数在数年间从不到1000点，上涨至1990年年初的12000点以上，台北市房地产价格同一时期上涨了3～4倍。②
无疑，2011年的大陆人看到上述文字的感觉就如同是在说大陆。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也发展出了一种类似于台湾的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加工为导向，一切以争取外汇为目的。国内消费则一蹶不振，加之税收等都鼓励出口而抑制消费，使得国内消费者承受了过多的税收，在居民收入只有美国一个零头的时候，有些商品的价格，特别是汽车和电子产品都已经超过了美国，其中汽车甚至比国外贵将近1倍，同时，房地产的价格也已经直追发达国家水平。
为了鼓励出口创汇，政府一直采取汇率管制、人为压低人民币的汇率，以期向国外出口更多的商品。
长期的出口导向使得大陆也如同当年的台湾一样积累了巨额的外汇，由于大陆经济体的规模更加庞大，其外汇储备也更加惊人，2010年年底，已经达到了28473亿美元。
①张孟起，《鸿源风暴档案—1979年台湾地下吸金怪兽鸿源的生与死》，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
②以上六段摘自孙震所著《台湾经济自由化的历程》，第六章第四节，三民书局，2003。考虑到两岸语言的差异，以及简练的需要，稍有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