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的关系是共荣共辱的，只有在经济上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更好过，才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利益。
台湾的经济发展，大陆可以借鉴之处甚多。大陆的广阔市场，台湾可以倚重之处也很多。地缘和历史决定了两岸永远血脉相连。
60年前离开大陆的戴立宁，在60年后重回大陆任职，恰好反映了两岸几十年风风雨雨，从对抗、敌视，到合作、互助的发展历程。
轩然大波
谁也没想到，2004年6月21日中国新闻社的一则财经新闻竟然在海峡对面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天的中新社报道，为加强与国际金融界的联系，并借鉴欧美证券发展经验，中国证监会邀请多名国际金融界学者与专家，正式成立了国际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国证监会的专家咨询机构。委员们多是在世界各地（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的证券管理机构任过主管职位的人，还包括美国一些投资银行的主管。在一连串外国人的长名当中，几位中国人的短名字显得格外突出。他们是曾经担任过香港证监会主席的梁定邦和担任过副主席的史美伦，以及曾经担任过台湾证管会主任委员的戴立宁。
正是因为这篇报道中有戴立宁的名字，才在海峡对岸掀起了一场风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起事件是如何发酵的。
6月22日，这个消息跨过了台湾海峡，台湾《工商时报》以《中国证监会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戴立宁获聘为首届委员》为题进行了简要报道，并引用中新社的话，说明了国际顾问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二年，由中国证监会聘任，每年将召开一至二次咨询会议，必要时也可以临时召开专题咨询会议，或以其他方式咨询委员。”这时的报道仍然是客观性新闻，以报道事实为主。
然而，当天的台湾《经济日报》则开始挖掘事件背后的意义，他们把戴立宁的简历翻了出来，指出戴立宁除了证管会主委，还担任过台湾的高官，“前华侨银行董事长戴立宁是大陆方面公布任职大陆金融界高层顾问工作的台湾金融界人士，他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服务公职20余年间曾任‘财政部金融司’司长、首席参事、‘保险司’司长、证管会主委及常务次长，并曾任华侨银行董事长，现任东吴大学法研所兼任教授。戴立宁近来已淡出台湾金融界，但对推动两岸金融往来却不遗余力，其见解也颇获大陆金融界高层的赏识”。
在这篇报道的下面，《经济日报》又夹杂了另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陆委会’法政处处长杨家骏昨（21）日指出，台湾人民赴大陆担任当地团体职务前，应先向主管机关或海基会洽询是否违反《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担任大陆地区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职务或为其成员许可管理办法》，违法者将可能被处以徒刑或罚金。”
这也是报纸中第一次对戴立宁任职大陆证监会国际顾问提出了不怀好意的影射。在影射的背后则是这则消息在台湾政界引起的轩然大波。
从6月23日开始，台湾的报纸纷纷开始报道戴立宁被台湾当局盯上了。
当天的《苹果日报》以《财部前次长传北京当官名列中国证监会委员陆委会要查》为题进行了报道，除了引用杨家骏的话之外，还找到了戴立宁曾经任职的台湾“财政部”，其常务次长张秀莲认为，戴立宁的任职是不适当的。
24日的《经济日报》报道，“陆委会”的主任委员吴钊燮发言把调门再次提高，称“前华侨银行董事长戴立宁出任大陆证监会所属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若属违法行为，将处最高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领有退职金，也可能被取消”，将戴立宁的任职和刑罚挂上了钩。
“陆委会”副主任邱太三对此作了说明：“根据《两岸关系条例》第90条，若出任的属禁止类职务，将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若属许可类，但退职未满三年者，将可处以一年以下徒刑。若涉及退职金问题，也可能遭剥夺或限制。”自此，一个简单的顾问任职变成了一起政治事件，戴立宁甚至面临坐牢的威胁。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台湾当局这么紧张？这就要从当年3月1日通过的《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担任大陆地区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职务或为其成员许可管理办法》，甚至更早的《两岸关系条例》说起。
一年前，台湾刚刚通过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关系条例》）第八次修正案。自从21世纪初陈水扁政府上台以来，两岸关系在政治上陷入僵局，但在自发的经济联系上却越来越紧密。即便行政当局心不甘情不愿，这次修正案还是顺应了经济潮流，简化了两岸经济交流的手续，从原则上放行了两岸直航，除党政军机关团体外，原则上开放台湾人民担任大陆地区之职务或为其成员。
但是，开放是有限度的，于是作为配套措施，2004年3月1日，根据《两岸关系条例》第33条，台湾通过了一份叫作《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担任大陆地区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职务或为其成员许可管理办法》（简称《任职许可办法》）的文件，在文件里，将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或政治性机关列为原则禁止担任职务的机构。
从修正《两岸关系条例》和制定《任职许可办法》也可以看出当时民进党政府的无奈，一方面经济的开放已经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冷战思维还停留在领导人的头脑之中，一刻也不敢放松。戴立宁出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恰好在《任职许可办法》推出的不到4个月之后，于是成了检查许可办法成色以及台湾当局表现姿态的一次机会。
恰好5月间，原“陆委会”主委蔡英文离任，将职位留给了新任的吴钊燮，新官上任后也许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致使原本简单的任命变成了复杂的政治事件。
那么此时处于风暴眼中的戴立宁在干什么？
当台湾岛内正在激烈地讨论他的任职时，在大陆开会的他竟然对于此事懵然不知。当时，在大陆的南京正在开一个“李国鼎论坛讨论会”。会议是在大陆召开，纪念的却是“台湾科技之父”李国鼎。自认为李国鼎于己有恩的戴立宁正在南京参加会议，当驻地在上海的几家台湾电视台记者打电话给他，要求前往南京采访他时，他并不知道台湾的“陆委会”已经在讨论是否要判他的刑，也不知道已经淡出台湾金融圈的他为何一下子又成了新闻记者们捕捉的焦点。
4家电视台的记者坐车前往南京后，对戴立宁进行了简单的采访。据《经济日报》记载，戴立宁解释说：“这是无给职（没有薪水的职位）顾问，是荣誉职的，台湾竟然有些人想到是去做官，真是好笑到极点了。”
除了表示“好笑”之外，还表示“台北人现在是想做官都想疯掉了”，他毫不掩饰自己在经济上与大陆发展关系的态度，认为两岸关系不是零和关系，从金融、经济面来看，是双赢双输、共荣共辱的关系。而作为管理者，不应该设置过多的障碍，限制下一代的发展。“所以，以我的立场来看，我的经验可以帮他们完善证券市场，若可以有所改善，对台湾证券市场也没有什么坏处，如果有人要挑战这点，欢迎放马过来，这不是什么做官的嘛！”
之后的十几天，当人们仍然在对他的任职狂追猛打的时候，他仿佛处在了风暴之外，安静地在大陆开会、访问。但在岛内事件仍在继续发酵，除了常务次长之外，台湾“财政部”部长林全也表态说戴立宁的行为非常不恰当。与此同时，“财政部”也在调研“登陆”规范，拟规定金融退休人员不得担任大陆公职。
一方是人声鼎沸，另一方高调表态之后就保持沉默。于是，戴立宁回台的7月2日就成了人们看好戏的时刻。“陆委会”等机关会对他采取什么样的调查？戴立宁在当“证管会”主委时，就一向以敢说话着称，这次既然对方找上了门，他是继续炮轰“陆委会”，还是夹起尾巴来做人，低调和解？最后到底谁会让步？人们怀着看热闹的心情，等待着一向有“大炮”之名的戴立宁返台。
众多记者架上了摄像和照相机在机场等待着他，一嗣他下了飞机，就蜂拥而上，为当日的头版头条作储备。
果然，戴立宁没有让人们失望，在记者的簇拥之下，他开始了炮轰。7月3日台湾《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登载了戴立宁在机场炮轰“陆委会”的消息：“‘陆委会’办我，违反五法律原则。”
所谓的五原则，指的是：
第一，剥夺人民工作权与基本人权。
第二，违反比例原则。政务官去大陆任职禁止类职务要判三年，但戴立宁最高做到常务次长，并不属于政务官，怎么也要判三年？
第三，法律上有罪行法定主义原则，行为触法要依法律，但禁止行为确实公布在哪？
第四，行为触法，要以法律明文公布为先，大陆党政军职务列禁止类职务，是哪一天公布？纵使公布，也不可以空白刑法，这违反法律原则。
第五，法律不溯既往。法律应该有一定程序，《刑法》第1条就规定，法律要有一定程序。
他还表示即便“陆委会”惩处他，也不会辞去国际顾问委员会职务。根据当天的《联合报》报道，戴立宁直接挑战“陆委会”主委吴钊燮：“他也是念法律的，应相当了解法律的规定，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直接去问人权律师陈水扁‘总统’，若陈水扁太忙，也可以去请教（他的老师）李鸿禧，假若他们还是认为这是对的，欢迎大家一起来辩论。”
他认为，大陆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是无给职，而且他离开台湾“财政部”已八九年，早已不是公职人员，目前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不过，没有关系，了不起我去坐牢，但是，到时台湾在国际上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一番炮轰之后，戴立宁安然回家。许多报纸将其炮轰的消息放在了头版，等待着“陆委会”接招开始另一回合。
然而，当人们憋足了劲儿等待着下文的时候，却发现原来胜负已定，“陆委会”一方硬着头皮又叫了两嗓子，声称戴立宁不应该没搞清状况就随便发言。但之后，“陆委会”的声调已经降下去不少，表示会与戴立宁进一步沟通，除此之外，从媒体上来看，已经没有再大的动作。
经过几天的等待，人们知道戴立宁的炮轰成功，即便所谓的调查还会拖下去，但已经没有人能够干涉他的选择。这个以直言不讳闻名财经界的老人再次以不妥协、直来直去的精神赢得了胜利。
在背后，“陆委会”与戴立宁最后一次交手是：一家咖啡馆里，戴立宁见到了“陆委会”代表、法务处处长，经过一番交谈，“陆委会”撤出，默认了他的供职。
但大陆为什么会找到他前来任职？这就要从戴立宁与大陆经济、学界的交往说起。
归去来兮
台湾最早到大陆来开会的高官是郭婉容。
1989年5月，第二十二届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台湾“财政部”部长的“铁娘子”郭婉容率队参加了此次会议，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不过由于当时两岸防备的心态并没有放松，因此郭婉容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并非以“财政部”部长的身份，而是以亚洲开发银行董事的身份，对外则说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只不过这个会议恰好在北京举办罢了。
戴立宁则是第一个到大陆参加两岸会议的台湾高官。1995年1月，在证管会主委任上，戴立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证券、期货法制研讨会。会议拟请戴立宁和中国大陆证监会的首任主席刘鸿儒出席，戴立宁认为这样的会议有助于两岸的交流，也希望看一看大陆的情况，于是找到了当时的“陆委会”主委萧万长，萧万长表示了支持，并要求戴立宁回“财政部”递交正式的申请，戴立宁于是请当时的部长林振国正式递交了申请。
这次会议，宾主双方都刻意掩饰了官方的身份，戴立宁的身份并非证管会主委，而称东吴大学教授。刘鸿儒也并非以中国证监会主席身份出席，而是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大陆一方参加会议的最高层领导是朱镕基，他的身份也不是国务院副总理，而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那次会议后，戴立宁还到位于北京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作了演讲。之后，新成立不久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也邀请他作一次演讲。
时值冬季，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时任院长厉以宁陪同戴立宁参观了北大校园，介绍了着名的北大三景“一塔湖图”。参观完博雅塔和未名湖，戴立宁先要对学生作一个40分钟的演讲，再前往图书馆去看善本书。
在去往讲堂的路上，厉以宁突然停了下来，对戴立宁说：“北大的学生很注重期末考试，明天就是期末考试时间，因此，如果你发现来听演讲的人不多，请不要介意。”
到了讲堂门口，厉以宁再次停下，叮嘱道：“北大的学生都被惯坏了，他们碰到了不喜欢的演讲，会集体起身跺脚离席，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场面，请不要介意。”
但戴立宁走进讲堂时，却发现位置虽然没有坐满，但也有八成。随着演讲的进行，没有人跺脚离开，反而还有人在陆陆续续进场。40分钟的演讲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直到图书馆来人催促，免得戴立宁赶到图书馆时太晚，人家要关门。
演讲结束时，讲堂内已经完全坐满，走道上也站满了人。
之后，光华管理学院将戴立宁聘为兼职教授，使他在学术上和大陆建立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