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他担任华侨银行董事长时，台湾商人在大陆的投资越来越多，商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作为银行家，他最先感觉到了这种变化的影响。华侨银行的许多客户都离开了台湾，在东莞、深圳等地开设了工厂，由于贷款的关系，华侨银行势必也需要将业务的重心西移，戴立宁甚至想在广东境内设立一个分行，统管在大陆的台商业务。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只能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与大陆的厂商联系。
即便如此，他也了解到了台湾商人，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大陆的困境。一方面，由于台湾政策的限制，台商银行无法到大陆开设分行，导致大陆台商很难直接从台商银行获得融资；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小，没有关系，他们也很难从大陆的银行或者外资银行获得贷款。融资难问题不仅困扰着大陆的民营企业，更困扰着台商，因为大陆民营企业至少在当地有人脉优势，可以从民间获得融资，而台商都是外来的，无法从当地民间获得支持。
即便离开了华侨银行，在大陆开一家台资的银行也成了戴立宁的心愿。在华侨银行时，他对银行的改造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但“站在柜台外面看问题”、“利用信息技术打造新型银行”的理念在改造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他相信只要有机会，并且能够拉起一票人马，是可以成功的。
之前，大陆的台商银行只有两家，分别是宁波的协和银行和上海的华一银行，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之后的十几年再没有新的台商银行成立。这两家银行都是产业资本，缺乏金融背景，且业务范围只限当地，很难顾及全国的台商。
一直到戴立宁离任华侨银行之后的2002年，才有彰化银行开始在昆山设立代表处，之后国泰世华银行、第一商业银行等也跟进。但这时的代表处只能负责咨询业务，无法名正言顺经营银行业务。
直到2010年《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陆续生效，中国大陆银监会才开始批准台湾银行在大陆设立分行。
2010年9月16日，中国大陆银监会批准首批四家银行在大陆设立分行。分别是台湾土地银行、第一商业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合作金库银行在苏州设立分行，彰化银行在昆山设立分行。10月13日，中国大陆银监会又批准了国泰世华商业银行（上海）和华南商业银行（深圳）设立分行的申请。
各银行陆续进入中国大陆让戴立宁再次想到了他的金融梦，他还想把他的银行叫龙的银行。但至今，这都只是他的一个梦想。他仍然在等待着机会，等待或许梦想能够成真的那一天。
卸任华侨银行董事长后，戴立宁选择了到东吴大学任专职教授，一干就是三年。他自认为担任公职只是误打误撞，从性格上来说，自己更适合去大学教书和作研究。但这期间他与大陆的联系愈加紧密了。
2001年，中国证监会正在考虑开放QFII的问题，远在台湾的戴立宁接到了时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的梁定邦的电话，希望他将台湾QFII的情况讲一下。戴立宁于是写了篇文章发给了梁定邦。
在文章中，戴立宁讲述了台湾市场曾经的情况。由于是个浅碟市场，上市公司和股票数量都不多，导致投机者炒作方便，为了避免炒作，必须加深市场的深度。
一方面容许更多的股票上市，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入合格的投资人。引入合格的境外投资者势在必行，有利于培养市场的理性，以及培养成熟的投资者。
针对有人担心外资成为热钱，股市上升时大量涌入，而一旦经济不景气，就加速撤离，反而造成经济更加滑坡，戴立宁用一幅图作了说明，图中显示，虽然台湾股市出现了大跌，QFII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说明，QFII许多都来自于境外的退休基金、大学基金等，它们并非要求暴利，只要求分散风险和投资组合多样化，这些资金会长期留在境内，不会随经济的一时波动而离场。
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于是戴立宁被邀请到北京，在证监会专门作了一次说明。
当天，戴立宁又以同样的主题到北大法学院去作了演讲。演讲过后，法学院负责人突然向他颁发了一纸聘书，聘请他担任法学院的兼职教授。于是戴立宁同时成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的兼职教授。
与北大关系的紧密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到大陆来演讲、访问。不仅在北大，他在清华、复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都作过演讲。
在本书的引子中提起的那次让他获得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一职的机会，也是因为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了大陆股市“三个套牢”的看法，并引起了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的注意。
他之所以答应中国证监会的聘用，是认为，纵观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大陆的起步虽然比台湾晚了20年，但经历的阶段、中间的曲折却有无数相似之处。同样经历了出口加工的繁盛，同样面临着自由汇率的问题，同样积蓄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同样面临着房地产的高涨，同样由于金融管制产生了庞大的地下金融体系，同样经历着从无所不管的政府走向开放，因此，自己在金融面上的几十年经验或许能够帮助处于转型期的大陆。
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每年开会一次，并没有薪水，议题也很广泛，从合格投资人的标准，到股指期货，再到创业板。
一次，中国证监会在大连召开会议，谈券商管理问题，除了戴立宁外，还邀请了韩国、日本的券商管理官员。
在会议上，戴立宁特别强调，管理者一定要注意，得让被管理者在合法的范围内拥有合理的利润。管理者往往有倾向压低被管理者的利润，为此，他们会制订出及其苛刻的监管条件，或者抽去了太多的税费。然而，这样的结果却是逼着被管理者违法获得利润。
所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过于严峻的法律不仅无法禁止生意，反而会催生出一个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地下市场。
比如，台湾对领取支票过于严苛的限制不仅没有摧毁远期支票市场，反而促生了一个庞大的“人头支票”市场。
另外，戴立宁还用一个比喻说明企业规模的重要性，他说蚂蚁和大象都是勤劳的动物，但是，人可以驱使大象，却无法使唤蚂蚁。对于管理者而言，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容易监管。
2008年，在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之前，中国股市已经经历了一年多的狂跌，从最高的6000多点跌到了低谷时期的1600多点。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救市措施，如下调印花税、大股东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等，都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关于推平准基金的呼声再次响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开了一份呼吁建立平准基金的报告，该报告提议政府成立规模达6000亿～8000亿元人民币的平准基金，并明示在1500点之上购入50只股票进行完全托市。
这份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对于经历了股市狂跌的股民来说，任何的措施只要加上救市两个字，都会被当作救命稻草，获得他们的响应。
但戴立宁这时又扮演了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他呼吁说，平准基金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根本原则的做法。
他认为，按全世界共同的标准，证券市场有两大忌：股价操纵和内幕交易。
无论是大股东增持，还是平准基金，在客观上都有发生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的可能性，违背公开、公正、公平的“三公”原则。
比如，平准基金在购入某只股票时，其管理层预计股价会涨，向自己的亲朋好友透露出去，导致一批人因为内幕交易而获利。即便不是管理层，由于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全保守的秘密，总会有一个小圈子的人率先获得信息。这样，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平准基金的介入，也会进一步扭曲股价形成机制，使得原本可以指导企业的价格机制有失灵的危险。
从台湾经验上来讲，台湾并不缺乏政府动用资金护盘的先例，甚至有很多次。最早的例子要追溯到1964～1965年间台湾“经济部”动用7亿元新台币入市拯救台糖股份。当时的台糖仍然是台湾最主要的企业之一。但护盘最终仍然没有挡住国际糖价暴跌带来的抛压，最终以台糖退市作为结束。
台湾更着名的政府护盘是1996年推出了股市稳定基金，也就是大陆所说的平准基金。当时正值台湾选举，由于大陆在相关海域的军事演习，台湾股市暴跌，台湾当局也找到了推出股市稳定基金护盘的机会。这笔稳定基金的总金额达到了2000亿元新台币，并且的确带起了一波牛市。但好景不长，两年后，由于经济基本面没有好转，股市又进入了下降通道，股指在1999年比高峰时期下跌了近一半。
而这时的台湾股市却已经对政府的护盘行为上了瘾，于是，到了1998年年底，台湾当局又推出了新的举措，即稳定股市五大方案，方案第一条就是“成立稳定股市专案小组，协调劳工退休基金、劳工保险基金、公务人员退抚基金、邮政储金、银行保险业及专业法人机构等在必要时进场买进绩优股，预计可投入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