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这个方案时，2000年3月15日，“行政院”核定成立了“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安基金）”，号称拥有5000亿元新台币的资金。其中3000亿元由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四大基金支应，其余2000亿元由国库持有官股向银行抵押贷款，约有10家银行参与其中。国安基金成立不久，在2000年选举时，就被执政者用来护盘股市，到陈水扁上台后，为了兑现“总统选阿扁，股市破万点”的承诺，更是频频动用国安基金入市。
然而台湾的经济却再没有好转，此次入市的结果是：股市继续跌跌不休，国安基金的账面损失高达千亿元新台币以上。并且传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内神通外鬼”的问题；有基金过于庞大，其操盘策略被外界破解，从而从容不迫地跟着国安基金赚钱的问题。①
在殷鉴不远的情况下，大陆如果匆忙地推出平准基金，则不免重蹈台湾的覆辙。如果缺乏对比性研究，每一个地区几乎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只有有了对比，才能够避免。
后来，由于中国政府推出了创纪录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吹起了另一个大泡沫，推高了房地产市场，也防止了股市的进一步萎缩，那些呼喊救市的人才暂时放弃了平准基金这根稻草。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股市再次出问题时，建立平准基金的呼声会再次响起。
中国大陆在推出创业板时，戴立宁再次呼吁说，为了使资本市场更有效，一定不要为企业上市设置过高的门槛。
他告诉人们，证券市场应该像百货公司一样，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并总能提供最新的商品，将旧的商品下架。而监管机构出于种种原因一再控制上市公司的数量，使得企业不能自主决定自己上市的时机，也使得股票本身由于稀缺性产生了供不应求，这使得投资变成了投机。
他以台湾电子业为例，电子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一家12寸晶圆厂的造价会达到1000亿元新台币，而全台湾有14家这样的厂。由于资本额太大，依靠传统的家族式企业根本无法得到这么多的资本。而如果到资本市场去融资，必须直面上市门槛，由于投入的初期无法获得利润，不符合当时的上市条件，因此电子业面临着两难的困境。
但到了戴立宁任上，由于他降低了上市门槛，结果电子业企业大量上市融资，从而促进了台湾电子业的繁荣。
他认为，证券市场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一种是所谓的“黑猫原理”，即赚钱的公司就是好公司，因此，这种原理支持为企业上市设立一个较高的门槛。
另一种是“果汁理论”，由于不同的人喜欢不同浓度的果汁，因此，超市不是只进最高浓度的果汁，而是每种果汁都进一部分，由人们自己选择。超市需要做的只是明白无误地标明果汁的浓度就可以了。
他的话在大陆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中国证监会为创业板制订的上市条件仍然偏高，表面上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是，却在推出创业板后，加大了审批的力度，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创业板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200家，这与戴立宁加深股市的建议是一致的。证监会显然在努力加深创业板，试图减少炒作，并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公司上市。
不过，戴立宁并不在意中国证监会是否能够立即接受他的建议。他自诩是最好的顾问，因为他坚持三不原则：第一，不主动，如果对方不询问，则他不提意见；第二，不保留，如果对方请他提意见，他一定以实相告，绝不隐瞒；第三，不介意，如果对方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也绝不在意。
另外，通过与大陆企业界、新闻界的接触，他也有了更多的发言机会，将自己的经验通过另外的渠道传达出去。
戴立宁在他的文章中还时常表现出对于两岸关系的独特理解。2004年7月，在杭州举行的“两岸关系论坛”上，戴立宁作了题为《海峡两岸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一张大清国的公债票谈起》的演讲。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张1909年南洋劝业会发行的债券，那一年，中日《马关条约》日方的谈判人伊藤博文被朝鲜人安重根刺杀身亡，而台湾正是在《马关条约》中被割让与日本的。
到了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切权利及其要求”，使得台湾回归中国。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政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要特别区分的是“国家”和“政府”的概念。在那张大清国的债券上赫然写着“大清国南洋劝业会公债”，而我们现在称之清朝的债券，实际上，所谓的大清国不是国家的概念，而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就像后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中国政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如此。这里，中国作为国家已经存在了5000年，但政府却已经轮替过无数次。
戴立宁认为，两个政府之间如何相处、协调是需要智慧的，但是，两个政府之间的争执，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质疑那个已经存在了5000年的国家——中国。
由于在财经领域耕耘多年，戴立宁更加注重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更担心政治影响了经济，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民生。从这一点上说，他更看重个人的选择自由，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做什么，他选不选择是一回事儿，但政府不应当剥夺他选择的权力。同理，每个人都有选择和大陆做生意的权力，政府不应当过于限制他们的商业机会。
对于经济持开放心态的他一直强调，只有足够开放和自由，才能更进一步促进两岸的福祉，这是互利互惠的。
对于台湾人，他也毫不客气地讽刺某些人固步自封的心态。在他的文章《鲑鱼的故事》中，他写了一个寓言故事。在一期关于动物的电视节目中，鲑鱼在陆地的河流中产卵、孵化。
一颗颗的鱼卵孵化出一群群小鱼；小小的鱼儿，悠游在水中。其实水里的竞争丝毫不亚于陆地，同样的残酷、同样的激烈；绝不是观鱼者局外想象的那样“悠悠然”。小溪中资源有限，鱼儿又是那么多，好的地方，总是被强而有力的占据了；体力差的、个头小的，只好顺流而下，寻找新的立足点。于是乎一路浮沉，最后游进了大海。
大海中的生活当然不易，当然也是千辛万苦，竞争激烈；但是，大海太大了，相对的资源丰富多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每一尾小鲑鱼都养得体肥脂足。回归的欲望加上生育的本能，长大了的小鲑鱼开始了着名的溯流之旅。
当然还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又回到了出生的水域；风景依旧，鲑鱼们还是做那千千万万年代以来该做的事。公鲑鱼们互斗激烈，争着把自己的基因传流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摄影的镜头突然捕捉到不速之客，小小的鱼儿，大约只有成熟鲑鱼的十分之一大小，也偷偷地在鲑鱼卵上射精。公鲑鱼们正忙着打斗，一时间也注意不到这群小不点儿。
这一群小鱼从何而来？原来这一群小鱼就是当初体强力壮，盘踞在本地未曾出海的小鲑鱼。海中溪底，两种鲑鱼的基因都悄悄地遗留下来，问题是：假如你是鲑鱼，你愿意做哪一种？留在溪底，还是游向大海？
无疑，他把困守于台湾一隅，不肯接触外界的人，比作那些留在浅水里，最终变成侏儒的小鲑鱼。只有出海感受风浪，才能真正长大。游出去，游向大海，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台湾的青年，应该放弃意识形态，做一个有志气的台湾人。比如，当年拿破仑出身于科西嘉岛的“科独”家庭，科西嘉岛曾经从属于热那亚，后来试图独立，被热那亚卖给了法国。拿破仑也在“科独”的氛围中成长，但后来他去法国读军校，才发现原来科西嘉是那么小，欧洲大陆是那么大。如果一直龟缩在科西嘉，拿破仑永远只是一个土里吧唧的边缘人。台湾青年到底选择哪条路？也许这决定着台湾的未来。
如今，戴立宁的长子戴元栩在北大攻读艺术学博士，对于长子选择艺术，戴立宁也表示非常理解，当初他也喜欢文学和艺术，但当时的家庭条件决定了他无法以艺术为生，如今，通过他的努力，元栩已经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追逐自己喜欢的天地了。
次子戴元翔则选择了留守台湾、结婚生子。
2011年，元栩在北京结婚，第二年初戴立宁的孙子戴启珩出生，于是戴家第三代的身上再次凝结下两岸的血脉。如今戴立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爷爷了。
元栩在北京读书和成家更加强了这个家族与大陆的联系。62年前，戴民贵带着年仅11岁的戴立宁踏上了去往宝岛之路，那时他离开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祖国，面对的是一个贫穷、不确定的台湾。他经历了台湾从萧条走向繁荣的整个过程，也参与到其中，尽了微薄之力。
现在，年过七旬但是仍不服老的戴立宁又和儿子回到了大陆，他还在期待着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在大陆开一家“龙的银行”，为大陆和台商服务。这其中经历了多少波折和期盼，从当初两地音信断绝，到后来互相敌视，到现在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台湾离不开大陆的市场，大陆也在学习台湾先行起步的经验。几十年来，现在可以称得上两岸的黄金时代，希望和平能够一直维持，希望政治不要迷失了人性，两岸的民众能够拥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
将来，两岸的人们回忆起曾经的峥嵘，才知道戴立宁离开和归来的意义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还关系到2300万和14亿人。
①彭光治，《台股风云起——走过半世纪的台湾证券市场》，第六章，早安财经文化有限公司，200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