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西域本分三十六国，稍后分为五十余国，其地处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当初，西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出陇西，攻祁连，打败驻守河西的匈奴右贤王的军队，迫使浑邪王率部众投降，断其匈奴右臂。
西汉在河西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匈奴虽然经西汉的沉重打击，退居漠北，但还是侵占和控制着西域诸国，并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来与西汉对抗。汉武帝为了打败匈奴，除了准备用武力在正面征伐外，还要联络争取西域诸国，使匈奴失去援助，陷于孤立，便于击败。汉武帝自建元二年至元鼎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三十九至公元前一百一十五年的二十四年间，先后分三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特别是张骞第三次出使西域，和乌孙国取得联系，乌孙国也遣使随张骞来到汉朝。
从此以后，汉朝与西域诸国往来不断。西汉王朝沟通西域，主要是通过派遣使臣，利用和平方式，但有时也采用武力去征服。在通往西域的路途中，楼兰、姑师当道，遣兵阻拦和攻劫汉朝使臣。汉武帝大怒，遂遣从票侯赵破奴率兵数万击破姑师，虏楼兰王，汉朝列亭障至玉门。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用兵，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是征伐大宛。大宛贰师城有汗血马，传说为天马，不但能跳山跃涧，如履平地，而且能腾空而起，在云端里往来，是天下最好的宝马。
汉武帝喜欢大宛汗血马，使人持金购买。大宛连结匈奴不肯卖汗血马给汉使，并令其东边郁成攻杀汉使，夺其财物。汉武帝不禁勃然大怒，遂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兵征伐大宛。历时三年，经两次战争才攻破大宛。当时，匈奴号称是“百蛮大国”，对汉朝在西域的兵威，尚不能阻挡，西域诸国自然为之震服。诸多国家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回汉时，都遣使随他到长安贡献或遣子为质。西域诸国亲汉的结果，使匈奴更加孤立，力量日益削弱，后来竟在西域悄然消失，踪迹全无。
却说西汉末期，因王莽之乱，匈奴单于乘隙侵占西域。当时西域诸国唯有莎车王康最强，亲善汉朝不肯归附匈奴。后来光武帝中兴汉朝，建立东汉王朝。光武帝建武初年，莎车王康率领邻近的几个国家抗拒匈奴。莎车王康死后，由其弟贤继立，对汉朝仍表示亲善。
建武十七年，莎车王贤复遣使向汉朝贡献，请求汉朝都护。光武帝召集公卿大臣征询意见，窦融等大臣奏称：“莎车王贤事汉，初衷未改，宜加赐位号，切勿使其失望。”光武帝乃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锦绣。不料，敦煌太守裴遵闻知此事，遂上书说：“夷狄无信，不可授以大权。”此奏致使光武帝反悔前言，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改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莎车使者不肯交还都护印绶，裴遵强迫将都护印绶夺回。莎车王贤因此怨恨，仍诈称西域大都护，移书西域诸国。西域诸国信以为真，遂息服莎车。莎车王贤越发骄横，对西域诸国重求赋税。如稍有怠慢或不服者，遂遣兵攻伐。西域诸国陷入惊惧和忧愁之中。
建武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都遣子入侍献珍宝。及诣洛阳，见到光武帝时，都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请求派遣都护。光武帝以中原初定，北虏未服等原因，未答应他们的要求。遂遣还他们的侍子，但对诸国厚赏赐之。西域诸国听说东汉王朝未遣都护，而侍子皆还，甚是忧恐。乃与敦煌太守裴遵商榷说：“愿留侍子在敦煌郡，以警示莎车，待汉朝都护遣出，西域诸国即可平安。”裴遵将此事上奏朝廷，光武帝允许之。
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诸国侍子久留敦煌，都十分愁苦而想回国。莎车王贤以为汉朝不会向西域派遣都护，遂遣兵击破鄯善，攻杀龟兹王。鄯善王安上书汉朝廷说：“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若朝廷再不派遣都护，实在没有办法，迫于威胁，只能归附匈奴了。”光武帝诏曰：“今日使者大兵未能遣出，如诸国力不从心，可自行其事。”
于是，鄯善、车师、焉耆等西域诸国复归附匈奴。至此，匈奴的势力骤然壮大，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既可以增强自身的力量，还可以利用西域诸国的力量去辅助他们侵略攻击汉朝。即使在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分治时，北匈奴依靠西域诸国的力量，还是十分强大的，经常侵扰汉朝边境，劫掠汉朝边境的吏民和财产。却说汉明帝永平四年，东汉王朝尚未在西域设置都护。北匈奴继续控制着西域诸国，为了稳固他们在西域的霸权，不时地在西域挑起战乱。
此时，于阗王广德又率诸国三万兵众攻击莎车，使计诱莎车王贤而杀之，并吞其国。北匈奴闻讯遂发诸国军队进攻于阗，广德只好归降。北匈奴立贤质子不居徵为莎车王，广德率兵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寇五原塞、云中至原阳。南匈奴善于率兵抗击，会西河长史马襄领兵驰援，北匈奴军队见势不妙随即退却。
却说永平六年，有宝鼎在洛阳出土，献给明帝。明帝下诏曰：“祥瑞降临，是德行的感应。如今政治多有邪僻，怎么能够引来祥瑞！《易经》说‘鼎是三公的象征’，莫非是公卿奉职尽责符合了天理吗？今赐予三公每人五十匹帛，九卿和二千石官员每人二十五匹。先帝曾有诏旨，禁止人们在上书时称颂圣明。而近来奏章中，虚浮之辞较多。从今以后，如果奏章中再有溢美的言词，尚书应一律拒不受理，以示朕不为谄媚者欺骗。”
诏令河南尹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范迁，字子庐，沛国人。为政清廉，在任渔阳太守时，以智略安定边塞，匈奴不敢侵犯。及至迁为司徒，家有宅数间，田不过一顷，大都赠予较贫困的兄弟之子。其妻责问他说：“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你还有多余的俸禄，可购置家产以维系后世的家业吗？”范迁严肃地说：“我身为朝廷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后世。”其妻悔悟，对范迁的清正之举深为敬佩。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为前司徒伏湛兄之子。伏湛的弟弟伏黯，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过继伏恭为子。伏恭为孝廉之人，孝敬继母就像亲生母亲，体贴入微。少年时师学伏黯，以任为郎。伏恭见继父伏黯章句繁多，乃省减浮词，定为二十万言。
光武帝建武四年，任剧县令，从政十三年，以惠政公廉闻名。青州举人会试成绩优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却说明帝承继光武帝“观采风谣”，推行“举谣言”制。所谓“观纳风谣”、“问以谣俗”以及后来的“循行风俗”、“听于民谣”等，就是指听取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东汉“举谣言”制便由此而来。由于当时的朝廷比较重视庶民百姓用“谣言”、“风谣”等民谣反映的社会情况，作为黜陟官吏、奖罚忠奸、臧否善恶的参考。因此，庶民百姓便有机会有血有肉，真情实感的用歌谣的形式来反映自己的爱憎，表达自己的意愿，说出自己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东汉民歌的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