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政策宣传要贴近群众需要。现在老百姓普遍感到报纸对党的重大方针的宣传比较枯燥、乏味，有距离感。实际上党和政府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关键是报纸宣传能否从群众愿望、群众利益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入手，能否找到与群众生活最贴近的结合点。今年初，杭州市出台了新的房改政策。杭州《都市快报》在报道这则新闻时，不满足于仅仅刊登政策规定全文，而是增设了热线，搜集群众的疑难问题，然后将比较集中的问题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一一予以解答，真正将政府的方针、政策传达到了千家万户。
三是，典型宣传要贴近群众情感。我们在进行典型宣传中，既要发挥出榜样的带头作用，又要很好地揭示出先进典型所具有的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广大群众所赞许和认同；既要充分展示先进典型独特的精神风貌，又要把他们同普通人的生活、情感紧密结合起来，使我们宣传的典型可信、可敬、可亲、可学。
四是，热点引导要贴近生活实际。报纸不能游离于人民群众生活之外，要时刻关注老百姓在想什么，关心什么，有什么困难和疑惑。因此，热点引导要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读者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善于运用群众参与、平等讨论、现身说法等方式，使我们的引导既有利于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又有利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既针砭时弊、弘扬正气，又解疑释惑、排忧解难；既化解矛盾、增进理解，又入脑入心、加强团结。
第三，增强服务功能。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增强实用性。办报的人常常把报纸刊发的稿子分成各种体裁、各种题材，其实在广大普通读者那里，报纸刊发的稿子只有两类，即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其衡量标准也只有两个，即有用还是没有用，有趣还是没有趣。有人看报是为了获取信息和知识，从而对个人工作和生活有用；有人看报是为了消遣，为了获得阅读的乐趣。增强服务功能，满足受众需要，现在已成为各地报纸发展的新走势。
理论界普遍认为，好看、实用和重要是受众对报纸的三项基本要求。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于报纸要求的侧重也会有所不同。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在对北京市的调查表明，强调报纸内容的实用性是现阶段北京读报人对报纸的最为普遍的要求。这次调查的问卷列举了三种报纸的类型，请被访者从这三种报纸中选择一种阅读，问被访者“最愿意选择那种报纸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有55.5% 的被访者表示愿意选择“实用性强的报纸”阅读，比1999 年的调查上升了近10 个百分点（只有23.1% 的被访者选择了“轻松有趣、可读性很强的报纸”；有17.6% 的被访者选择了“抨击时弊、题材重大的报纸”）。与1999 年调查的同类数据相比较，北京人对于报纸类型的选择在偏好顺序上没有改变，只是更加强调了“实用性强”，而相对降低了对于报纸在“轻松有趣、可读性强”方面的要求。
人们追求报纸的实用性，说明受众希望尽可能多地从报纸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服务。这就向办报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报纸应如何适应需求、搞好服务？我认为，首要的是，应调整办报思想，立足于服务受众。长期以来，办报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教育”人的，其实这种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应把自己从“教育”人的位置转移到“服务”人的位置上来。必须认识到，报纸也是商品，只不过是特殊的商品而已。报纸既然是商品，报纸的生产者就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的意识。由此说来，报纸从宣传内容到版面结构，都应充分体现为受众服务的思想。在这方面，许多报纸都进行了积极而又大胆的探索，并且取得很多成功的经验。《广州日报》现在已撤消了很多服务性差的版面，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汽车、股票等直接为广大读者服务的版面。《深圳特区报》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对报纸版面结构实行动态管理，读者需要哪方面的服务，报纸就开设哪方面的版面，读者不需要的版面就随时撤换。《深圳都市报》明确提出，自己的办报理念是办一份二十一世纪都市人的生活、消费、服务完全手册，办报宗旨是为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新兴都市群的都市人提供具有充分延伸功能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全方位服务。当年发生在南京的报业大战，现在正在演变成为一场“服务大战”。报纸的服务，既为百姓排忧解难，又有效地引导了社会舆论。
报纸服务，当前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政策性服务。现在老百姓对与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都非常关心，但又缺乏了解政策的渠道，报纸以其覆盖面广、便于传播等特点成为开展政策服务最有效的形式之一。近年来，许多报纸开设政府热线、政策咨询等栏目，深受读者欢迎。烟台《生活周报》的“生活新闻”版开设了“这事儿给您问了”专栏，每期集中回答读者非常关注的一个或几个政策性问题，效果非常好，被许多读者称之为“不用付费、定时服务的政策顾问”。
二是，知识性服务。现在，人们在工作、生活、学习中对各种新知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报纸应及时丰富、多种形式地向读者介绍科普知识、文化知识、技术技能等，以满足读者需要。报纸的知识性服务一定要体现报纸的特点，即快捷、及时、具体。如果与书本服务一样，就没有人看了。现在，知识性服务的市场非常广阔，报纸应认真研究市场需求，力求使之适销对路。
三是，咨询性服务。比如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就业指导等都是好形式。《人民日报》“大众服务”版的专门开设了“有问有答”专栏，回答读者咨询。《生活周报》开设的“家庭律师”专版，每期请职业律师结合实例答复读者的咨询，非常实用。
四是，信息性服务。向读者提供各种经济、商务类的信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商机稍纵即逝，就业机会难得。要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信息灵通，而要尽快、全面地掌握信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看报纸。谁如果不看当天的报纸，谁就有可能失掉一次就业机会，就有可能丧失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有可能丢掉一次买房、租房的机会，等等。由此可见，信息服务对广大读者来说是多么重要。
五是，生活性服务。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住房、交通、医疗保健和娱乐生活诸方面，常常有许多疑难，报纸应提供服务，帮助排忧解难。现在许多报纸开设服务性栏目，都收到良好效果。《都市快报》每天在报纸第一版开设“杭州市区天气预报”、“舒适度指数预报”、“明日晨练指数”、“明日着装指数”等信息窗口；每周六的“一周备忘版”，集中刊登未来一周中的演出活动信息、会议展览信息、交通信息、招工招聘信息、停电预告等与本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为都市人的生活提供了指南。能拿出头版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为读者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充分体现了办报者的服务意识和务实精神。
也许有人会说，报纸服务与正确舆论导向并没有什么关系呀？其实不然，报纸服务与正确舆论导向，不但有关系，而且关系十分紧密。首先，报纸服务加强了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与沟通，有利于增进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和政府重大决策的理解。其次，报纸服务进行积极有效的疏导，有利于化解矛盾，消除怨气，理顺情绪。再次，报纸是党委、政府办的，报纸良好的服务能使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这样，积极向上的会舆论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这就是报纸服务与实现正确舆论导向的关系。
实践证明，报纸只有不断增强服务功能，才能使之真正变成老百姓须臾不可离的精神食粮，它的舆论引导功能也才能够在服务中得以更充分地实现。
原载于2001 年4 月《青年记者》
报纸的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
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都是报纸强化导向的有效方法。舆论监督、正面宣传与舆论导向是内在一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报纸的舆论监督同正面宣传一样，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强化导向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只有在抓好正面宣传这个重点的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才能确保报纸正确舆论导向机制的健康运行。
社会上许多人对报纸舆论监督的态度是又爱又恨，爱的时候对它大加赞赏，恨的时候则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具体讲，就是当报纸舆论去监督别人的时候，自己会感到舆论监督“真解恨”；而当自己受到报纸舆论监督的时候，就会感到舆论监督“真可恨”。对从事报纸新闻工作的人来说，一提起舆论监督，大家共同的感受就是一个字：难！
报纸的舆论监督难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难过三关：人情关、领导关、纠缠关。
首先是人情关。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今天，谁都会有几个亲朋好友。过好人情关，也就成了报纸开展舆论监督的难点之一。通常遇到更多的情况是，记者采访了被监督单位、个人或事件后，人一回到报社，各种说情的电话便接踵而至，且应接不暇，被监督单位往往调动各种关系来阻止稿件见报。这种说情者，有来自报社内部的，也有来自社会上的；有时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也有时可能是你的老上级。进行舆论监督，面对人情关，要有以理服人、铁面无私的正气，要有知难而进、坚持真理的勇气。
其次是领导关。如何争取获得领导的支持，是舆论监督能否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社会效果的重要保证。现在对报纸开展舆论监督干扰最大的是领导机关某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常常站在地方或部门利益的角度，以种种不正当的理由干预报纸开展舆论监督，致使本来应该能够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却被不了了之，给党的工作和群众利益造成很大损失。去年安徽省某县广播站的一位记者，以新闻图片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华东版报道了本县工作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县委领导看到报道后，暴跳如雷，先是逼迫记者写检查，紧接着又要求县广播站开除这个记者。后来因违反《劳动法》，未能将这个记者开除，于是就把他调到县供销社的一个基层门市部干零杂工。全国记协和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多次出面干预此事，县委始终不肯纠正错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这个同志只好离开家乡，应聘到浙江省一家报社当了摄影记者。
再次是纠缠关。就是来自被监督方的纠缠。监督报道刊发后，一些被监督单位或个人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到报社纠缠，我把它称之为“无理闹三分”；另一种是到法院起诉，我把它称之为“恶人先告状”。前者，有的软磨求情，有的以死相胁，有的胡搅蛮缠，有的漫骂诬陷。很多都会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要报社为其“挽回损失”，有的扬言如果不满足要求就一直上告。每次编发监督性报道，记者和编辑部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应付来自被监督方的无理纠缠，这往往要牵扯记者和编辑部的很多精力。比如，去年《生活周报》报道了一个婚纱摄影店欺诈消费者的事件。报纸发行的当天，这家婚纱店的老板娘就到生活周报编辑部大闹一场，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最后在保卫部门的干预下，事件才得以平息。不料第二天，这个老板娘又领着她怀孕七八个月的女儿到报社来闹，并扬言不赔偿她们损失就不离开报社。最后是软硬兼施，总算再次结束了这场纠缠，但那老板娘临走时撂下一句话：“等俺闺女生完孩子再来算账！”如果说前者是“小儿科”的话，那么，后者则心狠手辣多了。他们往往仰仗权势，硬把“不是”当理说，利用法院对报社或记者进行没完没了地纠缠，非治报社或记者于死地不可。
说句实在话，最难的是，有时人情、领导、纠缠三管齐下。这时，记者和编辑部要顶住压力，坚持真理，就不那么容易了。
报纸开展舆论监督为什么这么难？说到底，是有些人对舆论监督存在错误或片面认识。比如，有人认为是“添乱”，也有人认为是“抹黑”，还有人认为是“多管闲事”，等等。那么，对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我谈点个人的观点。
第一，报纸舆论监督究竟是不是“添乱”？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某些负责同志，往往认为报纸的舆论监督是“添乱”。这种笼统地把舆论监督视为“添乱”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要“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开展舆论监督，让公众在报纸上发表意见、看法，可以达到化解矛盾、疏导情绪的目的，避免不利于社会安定的情绪性力量不断郁结、聚集而形成“总爆发”。从根本上说，它有利于政府的清正廉洁，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是“帮忙”而不是“添乱”。比如，假如医生发现你患有心脏病，并将病情告诉你了。这时你会不会抱怨医生说出了你的病？会不会说医生给你添了乱？我想，常人不但不会这么说，而且会立即按照医生的意见去积极治疗。如果你讳疾忌医，只会使病情逐步加重，直至死亡。同样道理，积极的实事求是的舆论监督，不但不会给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工作带来麻烦，而且只会促使被监督者在批评中反思，从而促进各项工作。如果一味地护短，怕揭疮疤，只会养痈遗患，给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更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