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霞还有一个全国闻名的地方——牟氏庄园。这座素有“北方小故宫”之称的地主庄园，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地主庄园。栖霞牟氏的祖籍系湖北省公安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一世祖牟敬阳携家眷来栖霞任主簿，三年任满，就在栖霞落户。牟氏家族自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牟氏家族拥有土地6万多亩，山林12万亩，工商店铺30家。我常想，作为北方最大的地主之一——牟二黑子为什么出在栖霞，而不是在胶东地区的其他地方？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栖霞人的勤苦耐劳，针尖儿挑土般地开拓出如此广阔的土地山林；其次是栖霞人的特别能忍耐，特别会节俭；－
再加之湖北人的精明，才成就了牟氏家族的辉煌。不知我的这个想法是否有些道理。一个说来是个笑话的传说，也许能说明栖霞人的心机。一个要饭的到牟家门上讨饭，管家不想给，牟二黑子吩咐管家：“给他吧，他吃了拉屎也得拉在咱的地里。”要饭的听了，憋着劲儿几天不拉屎，就是不想拉在牟家的地里。几天后，终于憋不住了，拉了一泡屎。一打听，还是拉在了牟二黑子的地里。
山区松树多，山里人戏称自己生活的地方叫“松毛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栖霞人过着“山后松，山前柞，山下庄稼山腰果”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改革开放前的若干年里，栖霞人“地瓜当家（作主食），花生赶集（赚零花钱）”，日子拮据。长期窘迫的自然经济，重重大山的阻隔，造成了栖霞人特有的个性。清乾隆十九年栖霞知县在县志的序中说：“栖民之在今日，耕凿自力尚矣，而椎鲁固滞之未消，则急在教化也。”“椎”、“鲁”在古汉语中分别有“朴实”和“笨、愚钝”之意，”而“固滞”则有“固执、停滞”之意，串联起来，说栖霞人朴实、愚钝之意十分明显。“栖民”的“椎鲁固滞”让我想到了我的家乡招远，旧县志上说招远人“敦庞而淳朴”，二者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毋庸讳言，某些栖霞人的“小气”、“抠搜”颇受世人诟病，这也可以理解，过惯了穷日子的山里人，为人处世，处处节俭，精打细算，当然比不得家境殷实的人出手阔绰。吃饭穿衣量家当，过自己的日子，让别人说去吧。
山多亦有山多的好处。自19世纪70年代，烟台苹果陆续传入栖霞，栖霞人的勤苦耐劳发挥了重大作用。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栖霞苹果以“种植面积、品种、总产、单产等六项指标“全国第一”，被誉为“中国苹果第一市”、“中国苹果之都”。栖霞的900多个村庄里，几乎村村都有苹果。栖霞人踏踏实实地奔上了小康。
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栖霞在烟台市范围内仍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工业经济并不发达，但作为烟台的水源地，栖霞人更多了一份责任意识和一份奉献精神。在各地“工业立市”的大潮中，也有客商看中了栖霞的条件和环境，亦有数十亿、上百亿的投资意向，但是，凡是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栖霞敢于说“不”，并果断选择了“生态立市”的方针。也有人说，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栖霞人宁肯背着经济欠发达的包袱，也要为下游的人们提供安全优质的水源，仅凭这一点，作为下游的人们就应当心存感激。
我们的经济在飞速发展，由此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当人们在都市里感到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到屋脊上透透气、散散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愿望便油然而生，那时，栖霞便成了许多人向往的地方。这样的日子也许不会太远。
烟台人
作为地域，烟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烟台包括胶东半岛的大部分县市区，狭义的烟台专指现今芝罘区的地域。如此说来，应称之为“芝罘人”更为合适。但无论对于生活在芝罘区的人还是外地人来说，人们还是习惯地称这里的人为烟台人，而不是“芝罘人”。
“芝罘”之名很古老。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行郡县”，即有“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的记载。这里的“之罘”是指如今芝罘岛上的主峰。后来，“之罘”演变成今天的“芝罘”，地域也随之有所扩大。
虽然白石村的考古发掘证明，烟台这块地方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但那时仅是“有人类居住”而已。明洪武年间，“设奇山所，驻防军。……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土人呼之曰‘烟台’，其始不过一渔寮耳。”我查过字典，“寮”字的解释为：“小屋”。所谓渔寮，就是渔民存放渔具和休息的草屋而已。
烟台市区的急剧扩大，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署《中英天津条约》，烟台被辟为商埠，对外开放。洋人、洋行纷至沓来，内商、外商纷纷抢滩，火轮船、大帆船云集海港。其时，北面的大连，南面的青岛，乃渔村耳。后来，大连、青岛迅速崛起，后来居上，个中原因，非一句两句话能说明白的。
作为古代的军事要地和近代的商旅之地，烟台人来自四面八方，是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因此，包容，成为烟台人最明显的性格特征。这里有“占山户”、“坐地户”，有随军而来的军屯户，有北人（女真人、蒙古人）南征留下的后裔，有西人（山西大槐树）东迁的移民，有逃荒而来的“西府来子”，有经商流入的商户后代。据史料记载，至道光末年（1850年），仅来烟经商的即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等商号千余家。改革开放以来，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创业者、打工者，有海归，也有“杀回老家闹革命”的早年闯关东的后代。
由于烟台人的包容，宗教在这里也呈多元现象。在烟台的塔山，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三和塔，据考，取“天、地、人”三和，“精、气、神”三和，“儒、释、道”三和而建的三和塔，国内罕见。还有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随回族客籍居民迁入烟台的伊斯兰教，在这里和睦共处。来自英国、美国、苏格兰、德国等国的传教士，怀揣发财梦的洋老板纷纷踏上这片美丽而包容的土地，特别是每到夏季，烟台海面上停靠着洋轮，烟台街上徜徉着来此度假的洋人、阔人，烟台街上洋味十足。烟台人，以博大的胸怀接纳来自五湖四海，乃至五大洲、四大洋的各色人等。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才有了今天的烟台，才有了这座城市的活力、魅力。
热情是烟台人的另一大特点。也许大家都是“外来户”的缘故，所以烟台人的热情、好客闻名遐迩。烟台开埠后，由京津南下沪宁，或由南北上的演员多取水路，路经烟台顺道上岸献艺，因此，烟台又有了“京剧码头”之称，留下许多梨园佳话。1910年代，京剧演员金少山曾落魄烟台6年，是烟台人的热情接纳了这位穷困潦倒的京剧艺人，他在烟台休养生息，回复体力技艺，后由烟台票友资助路费去了上海，配梅兰芳演出《霸王别姬》而一鸣惊人，驰名全国，被誉为“十全大净”， 雄踞净行首席。烟台的热情还得到了今天网民的认同。2011年10月，国家旅游协会和有关网站通过网络投票评选“中国最休闲城市”，烟台从280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十个“中国最休闲城市”之一（排名第四），并获唯一一个“最好客休闲城市”。许多地方都说自己那里好客，但得到网民认可，得到公众承认，那可不是靠连篇累牍的广告能够办到的。
烟台人的热情笔者也曾亲身领教。我最早接触烟台人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我所在的工厂来了一帮烟台知青，他们与我成了一间宿舍睡觉、一个锅里摸勺子的工友。他们用饭盒装着无花果带到厂里，让我第一次尝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水果；他们还用铝制的饭盒从家里带来了炸的元宵，让我这个乡下人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圆圆的、又软又糯、又甜又香的食物。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开埠较早的商业城市，商人的狡黠，市侩的实用在这里有一定的市场。烟台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词叫“演导”，就是这种性格的突出表现。“演导”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找不到的，只出现于烟台人的口中。“演导”与“导演”虽然只是词序的颠倒，但意思差别很大。导演是职业，而烟台人口中的“演导”有点儿策划的意味。出于好意的“演导”与事有补，“演导”一番倒也无妨，而一些不怀好意的“演导”，尽量少做或干脆不做，演砸了，就得不偿失了。虚荣、好面子也是烟台人性格的另一面。笔者所在工厂的烟台知青，他们有文化、有活力，也爱面子，讲穿戴，明明家里也不富裕，全身上下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乡下人也有这样的裤子，但就是随便扔在那里，皱巴巴的。而烟台人就不同，他们平日里压在褥子底下，只有星期天、节假日拿出来穿穿，两条裤线笔直，再穿上那个年代时兴的小白鞋，三五个烟台青年在县城的大街上压马路，那绝对是一道风景，一幅活广告：“俺们是烟台人。”
烟台话也有自己的特点。烟台话介于半岛东部与西部之间，既不像西部那样直杠杠，不卷舌，不拐弯，也不像东部那样拖长腔，拉长调，舒缓得让人心急。令我至今无法解释的是“子”的发音，如“包子、饺子、面条子”这些日常面食，从正宗的烟台人嘴里出来，“包”还是“包”，那个“子”字，则成了卷舌且打嘟噜的“嘞～～”。这个发音我在别处没有遇到过，只在俄语字母中有这样一个舌头在口腔里打嘟噜的发音，当年，我和同学们为了练这个发音，又是掐脖子，有时拽舌头，好不容易才勉强发出这个嘟噜音，还被老师揶揄了很久。这个打嘟噜的“嘞～～”字音，若到了正宗的烟台人嘴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如今，我来烟台已经30年了，虽然算不上地道的烟台人，起码也算半个烟台人，写下这些一孔之见，如有得罪，还望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