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那个春天，迁延病榻两年多的父亲撒手而去。那一年，父亲43岁，我15岁，正读初中二年级。不过，往日书声琅琅的校园此时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如火如荼的“革命”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
父亲出身贫苦，在老家那“兔子不拉屎”的山坡上种过地，在洋铁铺里学过徒，只在冬闲的时间里上过几天冬学，大字识不了几箩筐。20世纪40年代初，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过“包袱客”（当地人对地下工作者的称呼）、县里的各救会会长、武工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县总工会的主席，县政府的工业科科长、乡党委书记等。可能是由于自己没有多少文化，所以父亲特别希望孩子们有知识、有文化。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给过我两本书。
父亲给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小人书，书名叫《劳动创造了人》。在我的记忆中，这本小人书的开本比普通的略大些，页数也比一般的小人书要厚一些，内容是说从类人猿到人的进化过程。那上面的类人猿和人也不是简单的线条勾勒，而是有点像黑白电影似地连环画版。这本小人书出版的年代大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或60年代初，父亲在省城济南上速成中学时给我买的。那时我刚上小学，识不了几个字，但是通过看图，再加上父母的讲解，渐渐知道了书的大意。心中暗想，原来人是猴子变的。晚上在炕上摸摸自己的尾骨，原来这是猴子没有进化好的尾巴根儿，想想很是有趣儿。我很珍惜我人生中的第一本属于自己的小人书，同学们也很羡慕我拥有这样一本小人书，有同学要借，我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弄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启蒙书，我很珍惜它，一直珍藏了好多年。记得结婚搬家时我还见过它，我曾想把它传给我的孩子，以寄托对父亲的思念，只是后来搬家次数多了，不知在哪一次搬家时给弄丢了，我惋惜了好一阵子。
父亲给我的第二本书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65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一中之后，那时父亲已经患病，行动不便，但仍然为我们家出了第一个中学生而高兴，父亲曾兴奋地对我说：“要是在旧社会，就是秀才了！”一天，父亲从他为数不多的藏书中找出一本厚厚的书，递给我，说：“有时间看看这本书，现在可能看不懂，多看几遍，慢慢就懂了。”
父亲给我的这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代表作，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当时印数就已经达到120余万册了。
1967年春天，父亲去世；第二年，只学了一年文化课，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的我初中毕业了。学校停办，无学可上；1969年春，我就业进了工厂。在家待业的这几个月和参加工作之后，父亲留给我的这本书陪伴着我熬过了无数个黑夜和黎明。凑在职工宿舍昏暗的灯光下，守在车间火炉的余烬旁，我一遍又一遍地啃着这部艰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刚开始时好多地方看不懂，什么精神与物质，规律与范畴，内容与形式、必然与偶然，对于一个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小青年来说，是有些深奥了，也许就是这种似懂非懂的状态更加激发了我的勇气，况且那个年代也没有多少书可看，一遍看不懂，再看一遍。为了保护好这本书，我特意用牛皮纸给它包了一个书皮。几年下来，我终于对这部哲学著作有了一些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我也能说上一二。哲学不愧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在我后来的人生观形成当中，在我后来撰写的文章中，有评论者以为“能够体现鲜明的哲学观点”，应当说，这部书功不可没。
近日，我整理书柜，又翻出了父亲给我的这本书，30多年前我为它包的牛皮纸书皮还在，扉页上端端正正地盖着父亲的红印章，内文的书页中，不知什么时候被水浸湿过，有的地方字迹有些漫漶，但那上面我画过的一些红道道、蓝道道，书页的空白处我随手写下的一些批注依然清晰可见。在书中，我还发现了两枚我自己用牙膏包装盒制作的书签，那上面分别写着：“认真看书学习”和“冷静”，落款是“1970年4月”，那时我未满18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父亲留给我的书还在。看到它，我就仿佛看到了父亲的音容笑貌，看到了父亲深邃的目光和期盼的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