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每当皇太极与3大贝勒和其他旗主、贝勒共同议政时，就处处受到牵制，凡事都不能自专。而参与议政的诸王贝勒为了本旗和自身的利益，都自行其是，要求皇太极给予更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不得不隐忍自己，同时产生了除掉3大贝勒，废除诸臣议政制度。为此，皇太极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抓住每一个机会，最终实现了“南面独尊”。
皇太极集权独尊打击的第一目标是镶白旗旗主阿济格。因当时阿济格兄弟手中有正白、镶白两旗实力，又与皇太极有过节，其危险难以防范，所以皇太极瞅准时机，以不听国令，擅自行事的罪名，将阿济格定成重罪，废为庶人。
接下来，皇太极利用官制改革的机会，分散八旗诸王贝勒的权力。首先，扩大各旗总管大臣的权力。规定凡议国政时，总管大臣与诸王、贝勒同坐共议。这实际上是从诸王贝勒手中分出一部分权力给总管旗务大臣，从而打破了诸王贝勒垄断权力，左右局势的局面。然后，皇太极又在各旗设佐管旗务大臣2员、调遣大臣2员，各掌管一方面的事务，进一步削弱诸王贝勒独掌旗务的权力，使他们处于各臣属的监督和相互控制之中。
为了进一步限制3大贝勒的权限，皇太极以关心3大贝勒操劳过度为名，剥夺了他们每月轮流执政的权力，并美其曰：“以前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都要烦劳诸位兄长处理，多有不便。从今以后，可以令子侄的小贝勒代之。”对于皇太极这种名为好心，实为削权的举措，代善等人找不出推辞的借口，只得俯首遵命。而那些代替3大贝勒轮值的小辈贝勒，他们作为皇太极的子侄，则惟命是从。这样以来，3大贝勒的权力就得到有效地限制。
但，这不足于彻底消除3大贝勒在上层统治中的地位。对此，皇太极积极出击，寻找逐个打击3大贝勒的良机。
首先，皇太极把枪口对准了二大贝勒阿敏，以阿敏要求出外为藩，自成一个独立王国为由，召集诸王贝勒及大臣，宣布了阿敏的所谓“十六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企图凌驾于皇太极之上，图谋篡夺汗位。诸王贝勒和众大臣们见皇太极这种姿态，不敢怠慢，纷纷附和，共认阿敏之罪当死。这样阿敏以终身幽禁，其财产和旗主之位被剥夺而告终。
接着，皇太极把矛头对准了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因在大凌河之役中，无视皇太极的劝告，打了败仗，又要求皇太极补充分旗下将士。皇太极甚为气愤，严厉提出他“掌兵不严，众凡差遣，该当何罪。”莽古尔泰不服，与之争吵起来，并手抚佩刀，怒视皇太极。对此，皇太极一言不发，回到营帐，召集诸贝勒，严厉痛斥莽古尔泰的罪行。最后说道：“联励精图治，用心治国，也算得上英武之君了，莽古尔泰为何欲出刀向朕，置我于死地？”诸贝勒听后，义愤填膺，纷纷诛讨莽古尔泰之罪行，决定革去大贝勒、降居贝勒之列，夺五牛禄，罚银1万两。从而铲除了莽古尔泰这支势力。
这时的代善有些坐立不安，他已经意识到3大贝勒只剩自己一人，唇亡齿寒。他如果再不知趣地坚持与皇太极并坐其政，恐怕皇太极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了。所以他立即改变策略，对皇太极表现出极端的恭敬，并奏请：“我等奉大汗居上位，又与大汗并坐，心中着实不安。自今以后，大汗南面居中而坐，我等与其他贝勒坐两侧，方为妥当。”皇太极喜出望外，便顺水推舟地“恩准”了代善的奏请。至此，与3大贝勒“南面其政”的制度废除，自己“南面独坐”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样一来，皇太极的地位迅速上升，权力迅速集中。从此，努尔哈赤众议国政的局面结束了，3大贝勒与大汗南面并坐的局面结束了，一切政令出自皇太极一人，皇太极成了唯一主宰后金国命运的专制君王。在皇太极的统领下后金国加快征伐明朝、统一全国的步伐，历史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最高权力是不能与人共享的。皇太极巧用自己的智慧，逐步加强和巩固权位，终于实现了南面独尊。他比别人聪明的地方，是从不全面出击，而是分别主次，利用时机，各个击破。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
真正的权力不能代理
权力意味着责任，自己的权力只有自己才能负责。可以说，只有自己亲自行使的权力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权力。将权力交给别人，不仅会使自己的权威降低，而且会发生尾大不掉的恶果。因此，历代的名君往往都事必躬亲，且自己经手的事情越多，就越能掌控局面。
清代的10大皇帝，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勤政、亲政。其中御门听政即是康熙皇帝听取奏报情况，商讨国家大事，发布诏书谕旨，对重大政务作出决定的重要活动场所。
平定三藩之前，由于政务繁巨，军情紧急，康熙对御门听政十分重视，每天天没亮就起床上朝，处理朝事，决定政务，孜孜不倦。平定三藩之后，紧急政务相对减少，但他仍然坚持御门听政。在京期间，康熙每日听政坚持不辍，外出巡查，也坚持处理政务，热河避暑山庄和各处行宫，都成了他召见臣下处理政务的场所。每逢康熙离开京城，各部院便将奏章集中至内阁，由内阁遣使专程转送。康熙3次东巡、6次南巡、一直坚持这样做。
从康熙亲政之日起，到去世前的50多年时间里，除了因病、“三大节”，重要祭祀之日等原故，不得不暂停听政外，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无日不坚持听政。虽然御门听政并非康熙独创的理政形式，但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将御门听政定为常规制，数十年坚持不辍的皇帝，实在是绝无仅有。
康熙之所以被称为千古明君，就是因为他善于集中权力办大事。他从历史上吸取了许多教训，发现一个真理：权力必须亲自掌握才行，否则无论交给谁，都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再想收回来就难了。
继康熙皇帝之后的雍正皇帝更是勤政、亲政。为了制约内阁的强大决策权，收回皇权，雍正帝实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设立军机处，二是推行奏折制度。
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辅助皇帝批复奏折，草拟诏旨。军机处内设军机大臣，他像是皇帝的“秘书”，每日随从在皇帝身边，随时处理紧急事务。军机大臣每日清晨三时开始值班，其主要职责有3个方面：一是当皇帝要发诏书或批复奏折时，皇帝当面口述，由军机大臣执笔书写成文，或按皇帝的意思写成文字，经皇帝阅批后，再转发下去。二是参与商讨国家大事。当皇帝遇到难以决策的事情时，就让大臣们参与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由皇帝决策。三是保存文件，负责将各种奏折以及皇帝处理的批复复制成副本，加以保存。
军机处的设立，巧妙地使内阁和议政处的权力逐步缩小。表面上看，像是军机处的权力在加大，但实质上是皇权在加强。军机处的大臣只有参加议政的权力，却没有最后的决策权。通过这种改革，实质上是加强了皇权，制约了相权。
奏折制度早在康熙时期就已实行。雍正在继承先父的传统上，不失时机地扩大了奏折人员的范围，使大多数官员都有权上奏，并可以秘密上奏。
雍正执政时，非常勤奋。凡事都亲自动手去做，在批阅奏折中，基本上做到每折必阅，并加以详细批复，从不用别人代阅代批。这样一来，雍正不仅可以直接处理各种政务，掌控朝廷内外的各种情况，强化其决策权，而且通过这种奏折制度，尤其是秘密奏折，可以达到控制官员的目的，鼓励官员之间互相检举、揭发，迫使一些贪官污吏收敛自己的行为，不敢胆大妄为。同时，对雍正产生畏惧感，担心自己的不忠行为被人告发，因而做到更加忠诚顺服。
军机处与奏折制度的设立和推行，是雍正收回权力的两大工具，是雍正制权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了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权力是不能被别人代理的，制定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是权力职能的最终体现。别人代理，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决策权。即使你居于绝顶的高位，也必然成为被人架空的傀儡。如果不想当傀儡，就要勤政、亲政，无论什么事情，最终都要自己定夺。
权力用错地方就会伤到自己
权力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构筑人民事业的丰碑，也可以挖掘自我毁灭的坟墓。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事物像“权力”这般具有复杂的双重性。善用权者，经国则天下治，治民则四海安；滥用权者，行而无威，久之无效，必然失权。
从历史到今天，反面的例子总是比正面的例子多，教训也总是令人刻骨铭心，成功的几率远远小于失败。这给人们提出一个警示：掌权者不但要有较高的素质，超人的能力，而且最不可大意的是，每做一件事，都要精心考虑，行而三思。否则，失败的陷阱随时都为你准备着。
历史上的齐桓公是一代明君，也是一代昏君。他一生中最英明的决策，就是起用了仇人管仲。虽然他本人不擅深谋远虑，甚至在许多大事上鼠目寸光，短见影出，但是有管仲的提醒和帮助，能及时克服自身的这些缺陷，使得霸业得以迅速地扩展。可以说，他的每一步成功，都渗透了管仲的心血与智慧。也许正因为如此，使得他太依赖管仲，而一旦离开管仲，便显得无所适从，这就是他败政的开始。
大约在公元前645年，管仲倒在病榻上。齐桓公便惶恐不安起来，谁来接替管仲的相位呢？他左思右想不得要令，最后不得不来求教管仲。
齐桓公问：“群臣中还有谁可为相？”
管仲想知道齐桓公的想法，故说：“最了解臣子的莫过于君主。”
齐桓公说：“易牙如何？”易牙是个雍巫。一次齐桓公慨叹道：“这人世间的山珍海味都尝遍了，据说婴儿的肉很好吃，可惜没有尝到。”易牙听到这话后，赶紧把自己最小的儿子蒸熟献给齐桓公，于是得到齐桓公的欢心。在齐桓公的眼里，这是易牙忠于君主的最佳表现，所以把易牙作为第一人选。
管仲摇头：“蒸熟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君主，违背人性，不可。”
齐桓公又说：“开方如何？”开方本是卫国人，侍奉齐桓公达15年之久，从不回家省亲，这种精神深得齐桓公赏识，故将开方作为第二人选。
管仲摇头：“背离亲人来迎合君主，不合乎人情，难以亲近。”
“坚刁如何？”齐桓公迫不及待抛出第三人选。因为坚刁知道齐桓公喜好女色，而宫中女人生性爱妒，于是就自施宫刑为齐桓公治理宫中之事，并派人马到民间选姿挑美，供齐桓公享用，这种做法深得齐桓公的好感和信任。
管仲摇头：“自刑来迎合君主，非人性，难亲。”
齐桓公提出的3个人选，管仲都以“不合人情”为由予以否定。蒸子、背亲、自刑，同样的事情，齐桓公看到的是忠，管仲看到的伪；齐桓公看到的是亲是近，管仲看到的是非亲非近。一个是从一已之私欲出发，一个是从天下之公理出发，其高下长短，自然经渭分明了。
管仲死后，齐桓公的耳边再也没有像管仲这样的人时常提醒，他的那些缺陷随之也恶性膨胀起来。对于管仲临死前的忠告也淡淡忘掉，非亲非近的3个人，得到了齐桓公的亲近，最终导致了3人专权的局面。此时的齐桓公已无力挽救霸业将要倾倒的危局，厄运终于在易牙和坚刁的作乱中降临。
一天，躺在病榻上从昏迷中醒来的齐桓公忽然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他依稀记得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饥饿加重病，使得他不能挪动身子，也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忽见一妇人来到身边，他如见到救星一样，张口便道：
“我想吃饭。”
那妇人答道：“我弄不到。”
“我想喝水。”
“我也弄不到。”
齐桓公问道：“何故？”
那妇人说：“易牙、坚刁作乱，塞宫门、筑高墙，我无法弄到。”
齐桓公这才知道，原来这位妇人是冒着生命危险来见他的。若不是这位妇人来看他，恐怕死前连个人影都见不到。齐桓公悲悔交加，慨然叹息道：“圣人所见真是深远啊，如果九泉之下仲父有知的话，我何以面目见他呢？”说完，就在所寝的寿宫中自杀了。齐桓公死后67天，竟没有人来收敛，以致尸虫从门缝里爬了出来。
齐桓公用他的明智谱写了春秋史上最壮丽的一篇史诗，也用他的失误表演了春秋史上最惨烈的一处悲剧。所幸在临死前，他终于明白了这出悲剧的原因出在哪里，那就是：权力的使用一旦不慎，就会遭受奇祸反受其害。
但是，历史到今天，仍有人乃至不少高官仍然在不断地重演着齐桓公的悲剧。陈希同、陈良玉、成克杰、胡长清、杜世成、刘志军、胡建学、张二江……这些林林总总的腐败案子，哪一处不是权、钱、色的悲剧？这就是历史的悲哀，也是权力的悲哀。
权力是把双刃剑，它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伤到自己。当齐桓公用了仇人管仲，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霸主。当他任用了自己认为最信任的易牙和坚刁时，却使自己成了囚徒。齐桓公经历了人世间最惨烈的一幕，直到死去，他才悟出其中的奥妙：权力一旦用错了地方，将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
权力的舞台不是谁都可以表演的
绝大多数人都是历史舞台下的看客，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但也不会有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如果有人不甘心，非要跳到舞台上充当主角，那么只能被人抹个大花脸，摔下台来。许多悲剧的重演，都是非份之想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