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皇帝昏庸无能，政治腐败黑暗，社会动荡不安。宦官和外戚的斗争此伏彼起，愈演愈烈。豪强地主趋机武装割据，军阀之间的混战也更加频繁。董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台表演的，扮演了一个可恶可耻的角色。
董卓，陇西临兆人，居住的地方与羌族相邻。他凭着富厚的家底，广结豪杰，因而博得“健侠”之名。董卓性情暴戾，臂力过人，武艺也不错，羌豪们对他都很畏服。董卓年轻时就游走于羌人居住的区域，从分化和利用羌族着手，在羌族豪帅中物色亲信，并凭借他们来扩展势力，积蓄力量，渐渐地形成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
董卓的军事集团是一支由胡人和汉人结合的混合型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惯于劫掠财物的羌胡豪酋，还有横行乡里的汉族土豪劣绅。因此，这个集团封建地域性相当顽强，自成一个体系，并以野蛮、凶狠、残暴著称。董卓就是靠着这样一支队伍起家的，成为关西军阀的首领。他既是关西一带的地方军阀，又是朝廷命宦、边疆重臣。他自恃战功赫赫，手中有一支队伍，就傲视中央政权，政治野心越来越大。
进入洛阳后，董卓便加紧他篡朝夺权的计划。首先，吞并了何苗和丁原的军队，扩展他的武力。何苗率领的部队，因畏惧董卓而归顺于他。接着把负责京城治安的丁原部队收归已有。丁原的部将吕布是个反复无常的人，董卓就用金钱财物收买他。吕布接受了董卓的贿赂，把丁原杀掉，替董卓扫除了障碍。自此董卓兵多势盛，更加有恃无恐。
其次，逼走袁绍和曹操。董卓想要袁绍支持他废帝立位，袁绍没有同意。董卓一反常态，持剑怒道：“你小子竟敢这样！天下事，难道不都在我手里！我要做什么，谁敢不从？”袁绍也大怒道：“天下有力量的难道惟独你董卓一人吗！”说罢长揖而去，当晚逃奔渤海郡。董卓见袁绍不从，便竭力拉拢曹操，并任命他为骁骑校尉。但曹操看到董卓这样飞扬跋扈，野蛮残忍，料定最终一定失败，于是拒绝了合作，不辞而别，逃出了洛阳。
其三，废黜少帝，另立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董卓梦寐以求的事。董卓胁迫何太后“策废少帝”，立刘协为献帝，而后又当着众臣的面，数落何太后逼死永久太后，背逆了妇姑之礼，令其迁居永安宫。不久，董卓又杀死少帝，毒死何太后。从此，朝中大权集董卓一人之手，成为凌驾于皇帝之上的人物，皇帝只是个傀儡而已。
此后，董卓加快篡权的步伐，不久就进职为相国，“入朝不稳，剑腹上殿”，权倾朝野。他独揽朝政后，就暴露出凶残贪婪的本性来。当时，洛阳城中贵戚第宅鳞次栉比，家家广蓄金帛。董卓便纵容士兵，冲进他们的住宅，“奸淫妇女，剽虏财物，”弄得官僚富豪们叫苦不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何太后被害后与灵帝合葬，董卓命人挖开灵帝的陵墓，将随葬的珠宝盗走殆尽。除此，董卓还派兵遣将四处虏掠，一味残暴凶杀，威吓百姓。尤其在挟持汉献帝撤离洛阳逃往长安时，历史上最大、最惨的一次劫难厄运，降到了洛阳古城头上。逃跑时，董卓下令将洛阳及附近200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及民房全部烧毁，使昔日鼎盛繁华的京都，转眼间成为一片废墟。
董卓到长安后，其恶性不改，更加有恃无恐，杀人取乐。有一次，他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当着众臣命人杀戳数百人。先是截断舌头，接着斩去手足，再凿其双眼，最后扔进大锅烹煮，凄惨的号叫声震彻都门，坐席中诸位官僚们无不心惊胆裂，唯独董卓仍在暴食豪饮，狂笑不止。
多行不义必自毙。董卓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激起了天怒人怨。初平三年，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中郎将吕布等，设计一举将董卓杀死。百姓们听到董卓被杀死的消息，都弹冠相庆，欢呼不已，将他的尸体当灯点着，一直燃了2天，这个穷凶极恶的乱世奸雄，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本来，董卓是个地方土霸王，号令一方，神气活现，也好不快活。但因其权违心窃，乱杀无辜，为非作歹，这样的人，即使再有能耐，登上权力舞台，最终还是被人们拉下台来，点了天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权在握，只有做好事、行正路，才能维持得长久。否则，做孽越多，持续时间越短，后果越惨。权力的舞台不是谁都可以表演的。
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千万不要碰
不该拿的东西拿回来了，就等于把火种带回了家，即使在哪一时刻你风光红火，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玩火自焚。综观古今中外，善于操纵权术的人可谓不少，而能善终的却没有几个。权力越大，遭受的报应就越惨。
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家高级领导干部。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利用职务之便，合同情妇李平，四处插手工程、项目，从中索取利益，仅收受贿赂钱物折款就多达4109万元。
成克杰受贿案，在中国是一起特别严重的高级领导干部经济犯罪案件。其受贿数额之巨，所犯罪行之重，情节之恶劣，新中国成立以来之罕见。他不仅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严重侵犯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法庭将其“判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资产”。至此，成克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判极刑的高官。
过犹不及，物极必反。权力用过了头，就要伤害自己。成克杰的罪行，看似受贿，实际是利用职务便利，滥用职权，将公权私有化的一个典型，其结果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不足为惜。
河南省灵宝市地税局副局长卫建设，曾涉嫌受贿160多万元，另有5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仅在1997年的存款高达300多万元，几乎是日进万金。以这位副科级干部正常收入计算，全家人不吃不喝需要600年的时间才能积蓄到这笔巨款。在灵宝有一个公开的秘密：给卫建设送钱不能少于万元，少了会被拒之门外。以致当地不少个体户接到他的电话就直打哆嗦，见到他开的那辆白色宝马车，就像撞见鬼一样。卫建设靠敲诈勒索工商户发家，恃无极端，滥用了不该用的权力，最终走进了自掘的坟墓。
被誉为“河北第一秘”的李真有一句“精辟”的语言：“最可怕、最应警惕，但有时又很难防住的，就是秘书与领导勾结在一起，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李真借助“调汇”调来了“四子登科”，即：位子，车子、房子、票子。李真频频插手人事安排又赢得了“手眼通天”的大名。一个秘书的“能量”到底来自哪里，谁又能给予他这么大的权力呢？
其实，秘书是没有这么大权力的。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看，代表公共意志的权力可以分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务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有权力，但在公共权力执行中则成了主要运作者。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然而，李真却将秘书这权力舞动得风生水起。32岁就当上了正厅级干部，可谓前途无量，但最终因触动了不该触动的权力而灰飞烟灭，自取灭亡。
这种借领导的权势，滥用权力的又何止李真一人呢？！陈健，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受贿人民币40.9万元；何世平，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受贿人民币24.3万元；蔡建辉，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吴庆五，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伙同他人侵吞人民币1872万元，企业股份共计人民币2967万元……这些身居特殊岗位的秘书，依仗着领导的权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一边壮严着，一边腐败着，胆大妄为，“天老大，我老二”，没有不敢动用的权力，没有不敢调动的人事，没有不敢收受的钱财，没有不敢触动的法规，最终都是玩火自焚。
如果说在我们国家权力的腐败无孔不入，那么在权力争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把权力腐败展现的更是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权力分配中的任人唯亲和裙带风，从另一种角度表现了政治腐败的罪恶本性。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执政期间，不仅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而且实行家族统治，任人唯亲，排斥异已。他的夫人任中央政治执委会常设局委员，掌管人事大权，兼任第一副总理掌管人事大权。他的3个弟弟分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内务部高级警官学校校长等职。他的儿子长期任共产主义青年团联盟中央第一书记。齐氏家族在党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不下数十人，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大权。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时，他的夫人成伊梅尔达为国家第二号实权人物。韩国前总统金斗焕执政时，他的哥哥金基焕利用弟弟的权势，开设专门办公室为一些企业办许可证和减免税金，每办一件索取1000万至1亿元的“辛苦费”不等。
这种“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权力滥用裙带风，其腐败性，首先表现为庸俗关系学的盛行，严重妨碍了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其次使不少人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恶习泛滥，败坏了社会风气。有关系的利用关系，在权力的保护伞下放心大胆地从事各种腐败活动；没有关系的拉关系，想方设法接近有权人并博得其好感和赏识。助长了趋炎附势、攀龙附凤的行为。有了这样一帮唯唯诺诺的忠实走狗，权力腐败行为也就横行无阻。
尽管这样，能够善终的都几乎没有几个，他向从政者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千万不要碰。
避免踏进权力斗争的漩涡
对于权力，多数人都非常渴慕。处于最高权力层的人物对于权力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旦掌权之后，就再也不愿丢掉，更不愿被别人抢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代表。1940年5月，当丘吉尔接任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后，他写道：“当我凌晨三点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得到了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力。”当他竞选连任失败时也不放弃；即使在70岁中风时，他仍然坚持竞选，并在1951年10月再次就任英国首相。直到80岁时，才不得不以年龄和体力状况而退出政坛。
一旦掌控权力之后，就会擅权专断，作威作福，甚至不顾民生疾苦。袁世凯就是这类代表。当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并没有满足，而是大耍两面派阴险手段，一步步朝着复辟封建帝制迈进，最终建元洪宪，当了83天皇帝而一命呼吁。
一旦掌权之后，就全力效忠权力，功就名成后又不迷恋权利场，为民尽责，为国鞠躬尽瘁。如对权力恪尽职守，精忠报国，以天下大局为已任的诸葛亮不贪恋蜀权；极力远离权力场，将手中的权力让给别人，以求明哲保身的曾国藩自动让权；不贪权力，功成身退，不再留居官场中的范蠡和张良的隐逸或离权等等。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历来居于高官显位，手握重权的人，很容易招来别人的非议和嫉妒。因此，急流勇退成为那些明智之士的选择。所谓急流勇退，就是在仕途非常顺达的时候，毅然退出官场以免祸患，或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及早抽身，全身而退。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勾践和夫人到吴国当奴隶。归国之后，勾践在大夫文种、谋臣范蠡等人的辅佐下，卧薪尝胆，蓄力复兴，终于灭掉吴国。之后，勾践担心大夫文种功勋显卓，不利于已，于是将其杀死；而范蠡却因为对勾践的为人有所了解，却在功成之后，抽身疾退，离开越国，到外地经商，成了著名的商人“陶朱公”，人称“商圣”。
权力在带给人利益和名声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危险。面对残酷的官场现实，有智者深怀警惧，处处谨慎，尽量避免踏进权力斗争的漩涡，该进的时候则进，该退的时候坚决退。
深谙官场竞争之道的刘秉忠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一个信用的汉儒，是治国理政的重臣。他少时出家为僧，生来风骨秀美，异于常人，素有志向，为人豪爽而不羁。他从小就聪明好学，对《易经》等经史、天文、地理、律历以及卜算等都深有研究。刘秉忠13岁的时候入质于都元帅府，并在这里初次领略和学到了一些从政的方略，也形成了他“立大志、做大事”的胸怀。不久便到邢台节度使当了令史。因他心怀异志，不甘做一个刀笔小吏，毅然辞职，到武安山中隐居，以待有朝一日再施展鸿鹄之志。后来，他的才华得到了天宁寺虚照禅师的赏识，特意将他招入寺中，为其剃度，并改名“子聪”。10余年后，27岁的刘秉忠在空门中经过潜心治学和博览群书，已经具备了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对古今治乱兴衰研究得十分透彻，由此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政治见解和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