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中国发生了第二次全国性的抵制运动，这次运动的抵制对象是日本货。在这一年春天，日本的一艘名为“第二辰丸”号的轮船因走私武器被广州官员查封，日本政府从中作梗，强势干预，中方迫于当时的社会压力，将日船释放。这一事件激怒了国人，面对着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民众们愤怒无比，很快便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广州的同乡会以及商会纷纷发出公告，号召全市人民共同抵制日货。在商会的推动之下，人们纷纷采取不同的形式来抵制日货，地方船运公司发誓不用日船运输，码头港口的工人拒绝给日本船进行卸货，在马路上学生开始焚烧日本商品。为了显示商人的支持，广州72个知名商人还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计划合资开办一家大型商场，只供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内部进行销售。这场规模浩大的抵制运动一直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随后的1909年，日本在东北三省加快了政治和经济渗透，就在其宣布将拥有从沈阳到安东铁路的建设权之时，东三省的各大城市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这种以民族主义为鲜明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几年便会集中爆发一次，成为百年中国企业史中上的一种特色鲜明的现象，并受到了全国各个阶层的普遍欢迎。就民众而言，抵制洋货运动可以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通过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发泄其内心压抑许久的耻辱感。对政府而言，他们希望可以借此抵制运动将国内的社会矛盾转移，甚至可以将抵制运动作为对外谈判的有力筹码，从而有利于其巩固统治地位。于是在此后的运动中我们会发现，每当有重要的抵制洋货运动时，政府成为最主要的幕后策动者，从而使抵制运动从制度层面开始形成，甚至从政策层面也逐步发展起来。在抵制洋货运动中，民族企业家成为抵制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参与者，通过这种对洋货的抵制，他们可以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对竞争对手进行驱逐或是打击。就跟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一样，抵制运动对中国商业环境和市场成熟的正面、负面意义，成为一个十分微妙的课题。
一战前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在一战前后，日本在华实力不断壮大，在与中国商人的争夺战之中，双方矛盾不断扩大。在1910年之后，中国蓬勃发展的抵制洋货运动终于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敌人，这便是日本公司以及它们生产的商品。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西方金融势力无暇东顾，日本企业乘机在中国发展自己的商业触角，于是它就成为中国商人激烈竞争的对手，一个夹杂着恩怨的国际对手。
从这一时期的数据上看，日本商业势力在这一段时间内迅速地涌入中国市场。在一战前夕，日本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额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55%，到1919年更是猛增到了299%，仅纱锭这一项，就从11万枚增加到了33.2万枚，相比于原来上升了3倍还要多。
从1917年开始，日本逐步取代英国在中国的霸主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商，而且在对华工业设备出口方面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销售者。最让国人难以接受的是，与传统的“中国货”相比，日本商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取得了优势，日本丝绸、茶叶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中国的同类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商品也成为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面对着日本在经济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民族商人逐渐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敌人。
一战开始不久，日本乘机争夺中国利益。一战期间是日本在中国建立企业的高峰期。1914～1919年，日本企业实缴资本金额从22.18亿日元增加到61.63亿日元。这一时期，日本趁西方放松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之际，向中国倾销了大量商品。在日本企业进行政治攻势的同时，日本还希望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一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设立27家银行，信贷业务遍及各个主要经济部门。1917年和1918年，日本向中国北洋政府提供巨额贷款，高达5亿日元。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所有贷款还都附加了苛刻的政治条件。在1914年8月，日本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面见袁世凯，将印有“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递交给了他。该文件要求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连接胶济路的铁路；要求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矿产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他称帝的支持，袁世凯同意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5月9日晚上11时，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予以接受。
面对着日本咄咄逼人的经济政治攻势，中国商人们开始了密集的抵抗，于是抵制日货运动在各地纷纷爆发。
1915年5月9日，当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将其视为中华的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广东、上海等10多个省份的商会纷纷通电表示反对，张謇为此愤然辞去农商总长职务。从这一天开始，抵制日货运动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全国各地的抗议集会也是此起彼伏。人人要用国货，商人拒卖日货成为当时爱国的象征。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学生们还纷纷自发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鼓励人们自觉抵制日货。
面对着这样一个民族企业发展的有利时机，为了进一步将日本企业挤出中国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还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宣传口号，抓住这一机会加快发展步伐。自此以后，数以百计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纷纷开始生产中国商品来替代市场上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
这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对袁世凯政府以及日本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日本外贸企业也遭到重创。当年上半年，对华出口同比下降1790万美元，锐减幅度相当于1914年出口总额的6%。更为严重的是，从此之后的每年5月9日被定为“国耻日”，这一天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日。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常态。
经过此役之后，日本企业损失巨大，随着袁世凯称帝因不得人心而倒台，皖系军阀段祺瑞开始上台执政，日本为了进一步发展在华的侵略势力，实行了西原借款计划，借由这一计划日本获得了相较于“二十一条”更多的利益，日本企业凭借这些不平等的条款也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周学熙和命途坎坷的开平煤矿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周学熙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他出身官宦世家，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是一位著名的洋务派大臣。周学熙跟袁世凯关系甚密，曾经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家族实力强大，是民国初年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当时人们把周学熙与江南的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周学熙精于商略，并且与官府有着深厚的渊源，他30岁时就成为了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与周学熙惺惺相惜，周学熙更是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袁世凯的一个儿子，于是亲上加亲，周袁两家结成了官商同盟。
开平煤矿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一座大型近代煤矿企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人霸占了开平煤矿，周学熙对于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发誓一定要将其收回。他认为“煤为制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无基础”，没有达到收回煤矿的目的，他向袁世凯提出了“以滦制开”的发展策略，也就是说在开平煤矿附近再开办一座滦州煤矿，这个煤矿比开平煤矿要大十多倍，从而能够将开平煤矿区的矿脉包围起来，然后通过市场竞争将开平煤矿压垮，逼迫其就范，最终实现顺利将其收回的目的。
这个非常有创意和野心的想法最终得到了实施。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周学熙出任该公司的总经理，以50万两官银作为启动资金，另外还募集了200万两商股，并在股份之中注明了“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为了表达对于滦州煤矿的支持，此时已经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宣布该矿是北洋政府的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同时还规定了“滦州煤矿三百三十平方里严禁他人采矿”。
周学熙在滦州开矿时，采取土洋齐上、手脚并用的方法进行开采，他们既采用了最新式的采煤机械进行煤炭的挖掘工作，也土法上马挖了很多小煤窑采煤，从而使得开平矿区一时间四周矿井星罗棋布，形成被包围的态势。从1908年滦州煤矿正式投产到1912年，滦州煤矿共计产煤130多万吨，在京津地区的市场销量不断攀升。周学熙从一开始就使用价格战打击对手，为了形成对开平煤矿的市场压迫，对于同样品质的煤总是比开平的价格要低一些。从1906～1910年的5年时间里，开平煤矿的经营效益一直非常好，年均获利在200多万两左右，其股息率年均达12.5%。滦州煤矿的骚扰战略使得英国人大为不满，从1911年之后，开平煤也被迫开始就地降价进行销售，其价格甚至一度比滦州煤还要低。为了实现早日收回开平煤矿的梦想，周学熙顶住压力，向各洋行进行借款，这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挠和破坏，最后滦州煤矿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以应急。
可以说开平与滦州的缠战双方是两败俱伤。为了尽早实现收购的愿望，周学熙同英方代表就两矿合并事宜进行了多次谈判交涉，但是双方在公司性质、管理权以及利润分配等三个敏感问题上各不相让。最后，面对北洋军阀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学熙的态度，英商认为继续争执下去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便同意将开平煤矿的管理权交还给中方，但需要270万英镑的“赎款”。最后在周学熙努力之下，赎金被减至178万英镑。英方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在1911年10月，局势又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清政府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准备以保护侨民为由进驻沿海城市，历史仿佛又要重现11年之前庚子国变时的惨烈景象。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滦州公司的股东们生怕当年被洋人枪杆子夺走煤矿的悲剧再次出现，于是匆匆同意对于合并案进行再议。但是，这时的形势已经站在了有利于英国的一方，主客之间关系上发生了易位。1911年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对于公司合并后的股权实行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国人把持。
对于开滦煤矿的合并，商业史上有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场合并对于开、滦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自此之后两大煤矿不用再打价格战，从而达到了整合煤矿规模效应的目的，这在商业谈判中也算是比较平等的。但也有学者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次合并实质上是“以开并滦”，滦州煤矿十倍于开平煤矿却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权尽入英国人之手，其结果是与周学熙的初衷背道而驰。
开滦合并以最为直接和残酷的方式证明了一个真理——国不强，则商不立。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英资公司始终控制着开滦煤矿，一直到1948年底中国才将其收回。
而对于周学熙来说，开滦合并的结局让他痛心疾首，为此他拒绝出任合并后新公司的督办这一职务。在日记中他曾经说道：“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濒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壮士未竟之意，跃然于纸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旧中国国力的衰弱造成了周学熙的合并悲剧，残酷的历史现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要想实现中国民族企业自身的利益需要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