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外资大幅抢滩，中外商战如火如荼
随着外资开始大规模抢滩中国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本土企业家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当然，这只是在商业层面上，中外商人之间一场场商战先后拉开序幕，为这一时期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的一定的挑战。
伴随着中日间矛盾的激化，民族主义在中国流传起来，中国商人阶层领导下的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大商战时代：民营和外资企业展开全面竞争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外企业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产业领域开始了激烈的竞争：纺织机械市场上，华资大隆机器厂的对手是两个美国制造商——萨科－洛厄尔机器厂和维定机器厂；在棉纺市场上，荣家兄弟、张謇等人的对手是日本的多家棉纺株式会社；出版市场，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与英资兆祥洋行势同水火；火柴市场，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与瑞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铃木会社杀得难解难分；制碱与肥料市场，是天津永利制碱公司与英资卜内门和帝国化学工业之间的竞争；肥皂市场，是五洲皂药厂与英资联合利华的竞赛；钢铁市场，汉阳铁厂与日本南满株式会社难分高下；水泥市场，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厂与日本水泥及英资青洲英妮公司打了一场长达10年的对手仗。
在上海地区，中外商人之间的商战达到空前惨烈的地步，中国商人面对外商的不断逼迫，激发出了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面对外商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本土的钱庄联合宣布：停止向外商们发行庄票。因为没有了庄票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内地市场便对外商们关上了大门。中外商战骤然升级。
1866年，一场以买办身份为焦点的中外商业纠纷，标志着外商开始了一轮挑战华商市场地位的征战。当时华商掌控着丝茶外贸，外商在采购这些产品时必须经过中国买办这一环节。虽然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能够让清政府屈服，但对于商业本身来说却不是依靠大炮能完全左右的。当时内地市场的中国商人比西方商人占有更大的优势。在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之中，作为典型“卖方市场”的茶叶与丝绸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丝和茶定价方面，外商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为此外商们纷纷雇用买办在中国直接进行采购活动。买办作为一股独立于外商和传统华商之外的特殊力量，希望能从中渔利。也正因为如此，有着洋行雇员和独立商人身份的买办们备受困扰，成为中外商战的牺牲品。
1866年11月，英商惠托尔兄弟从怡和洋行购买了300包丝绸。12月中旬，怡和洋行买办邱其侩先后将50包货发给惠托尔兄弟的经纪人。邱其侩虽为怡和洋行买办，但也只能等货物全部送达买方之后，才会得到全部货款。因应付商家的催款，怡和随即将由本地钱庄出具的两张庄票给邱其侩，邱将此两张庄票经义沃钱庄进行支付，但义沃钱庄意外破产了，由此一来供应商没有能够收到任何的资金回款。
在供应商逼债的情况之下，邱其侩向上海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怡和洋行支付丝绸款项。但怡和洋行以自己已经支付了庄票为由，拒绝就这一款项付任何责任。邱其侩的身份成为了此案争议的焦点。邱认为，三年多以来自己一直担任怡和洋行的代理人，他自然是代表怡和洋行的，因此，怡和有向供应商付款的义务；而且，这种付款必须以供应商收到的真金实银作为标准。而怡和则对于邱的身份予以坚决否认，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实实在在的聘用关系；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怡和洋行已经为这批丝绸支付了庄票，后来发生的意外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风险和责任。对此双方各执一词，最后还是怡和表示妥协：只要邱撤诉，怡和愿意以真金实银的形式支付这笔货款。但这一案件对于中国商界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因为就连怡和洋行这样的大公司都会在需要的时候，拒绝承认那些实际在为他们服务的买办们的身份，这成为中国丝织业发展的一个危险信号。
为此，上海的中国丝绸行会立即行动，将这一危险漏洞堵上。丝绸行会于是先将外贸的“发言权”握在手心，规定在进行所有交易时的翻译必须经过行会的授权和认可，否则该交易无效。这一规定便使得那些没有经过行会注册的买办们以及支持他们的洋行失去了直接采购的权利。在结算方面，由于现款交易的不现实，行会提出折中方案：外商可以提货后再行付款，但货款必须在丝绸装船运往海外之前全部结清。同时规定，在货款未能全额付清之前，该批丝绸将不被视为外商的财产。一旦意外发生，比如期间洋行破产倒闭，则华商可以将这批货物如数取回。行会的这一规定一经颁布，便引起了外商的一片哗然，认为这是行会在强化其垄断行为。但是在当时强势的中国商人面前，洋行不得不遵守这些新的规定。
后来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得中国丝制品以及华商的垄断地位开始发生动摇，这便是世界范围内的交通和通讯的革命大变革。在这场大变革的较量之中，凭借着强大的外交压力以及经济实力，外商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大量的蒸汽轮船被投入东西方之间的航运上来。就这样，华商在丝绸以及茶叶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被遥远的苏伊士运河撼动了。英国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0%～80%的比重，运河的开通，使得原本120天以上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缩短到55～60天之间。航运的极大提速使得交易速度和频率加快，从而使中国商人大得其利。除此之外，电报业务的开通，使得中国上海和香港以及英国伦敦之间的市场行情可以被迅速传递，洋行甚至进行买空卖空的“期货”操作，从而进一步刺激了丝绸市场的需求，出现了严重脱离产能的“大跃进”现象。
随着产能的提高，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在急增的出口需求拉动下暴露无异。为了能够赶上工期，在纺织和缫丝环节上的质量出现严重的下滑，其结果便是中国丝绸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严重滞销。1870～1871年，上海周边的主要产丝区，丝绸出口的增长速度每年在7%～8%，但由于伦敦市场上的过度投机以及普法战争的影响而出现急剧下降。丝绸的出口在不断增长，但需求在迅速下降，这就使得丝绸领域出现泡沫经济，而这些泡沫的破灭对于中国的丝商们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根据里昂丝绸商会的不完全估计，整个1873年中国丝绸价格平均下降了约30%。在华的外商们开始对中国商人的定价权发起挑战，只要发现价格不合理或者是有质量问题，洋行便拒绝购买。而中国丝产地的农户以及生产商们并不介意国际市场的变化，他们拒绝接受低价买卖。双方之间的竞争明显升级。
中外商人在丝绸买卖方面的明争暗斗，大大延误了销售季节。占用了大量资金的丝绸行业，终于拖垮了上海的金融市场。9月份，在一家丝行轰然而倒的三周后，上海爆发了金融恐慌，近50家中国公司和20多家本地钱庄被这场风暴摧毁。这场因丝绸而引发的危机冲击着中国市场，中外之间的商战也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面对这些中外商战，后来的史学家们给予了不同的评论。著名历史学家谢诺、郑友揆等人认为，这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外国公司在“获得资金、尖端技术、管理效率以及政商特权”等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而著名历史学家侯纪明、邓伯格等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外竞争是平等的，华资企业在“了解本地市场、民族主义、劳动力成本低廉和企业易于转向”等方面更有优势。这些观点各有其正确的地方，但这些学者们都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支撑中国企业家们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这种民族主义的热情甚至成为一种商业竞争的武器。
民族主义，中国企业家的坚持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状态，是基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理想模式，成为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的动力所在。对于人民来说，其至高无上的忠诚应该给予国家，因为只有国家的存在以及国家兴旺发达的同时人民的生命财产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才具有真正生活的意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像一根既敏感又脆弱的神经，只要稍稍拨动一下，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果可能会让发起者自己都无法左右。在中国10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上，从巨额赔款到割让国土，从火烧皇家园林到两支外来军队在中国土地上交战，外国人给中国人带来了如此之多的耻辱与嘲讽，给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厚厚的一本教科书。
面对着外国人的骄横无理，民族主义的狂热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它先是在1894年的甲午战败后被彻底引燃，在随后的义和团运动中，又以武力抵抗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但却遭到羞辱性的打击和镇压。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群众没有办法和能力从军事与政治的角度上去获得尊严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火焰就悄悄地向商业领域靠拢，由此一来它的爆发将会显得更加的猛烈。商战的得失成为寄托国民所有的希望所在。在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抵制洋货运动以其带有的强烈民族主义色彩一直成为民族企业最锋利的进攻武器。
在这场运动之中，中国的企业家们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坚持最朴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抵制洋货运动做出了杰出的榜样，随着此后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即将展开。
抵制洋货运动骤然兴起
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商界民族主义的兴起，大规模抵制洋货活动骤然兴起，刚刚进入世纪之初的第五年便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运动，这次运动的对象是美国产品。就在这一年，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工人制定了一系列的排华法律，他们对在美华人做出了各种人权上的限制，并规定10年之内中国工人将被拒绝进入美国领土，这对于中国的华南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这一年6月，作为在华人劳工输出基地的华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以及抗议活动，当时参加游行的队伍中至少有10个省份的人士，人们纷纷写海报，征集参加抵货运动的签名并开始捣毁库存的美国商品。1905年的这场规模宏大的抵制运动成为中国“第一次跨越了各种社会群体的大众抗议”。在这次抵制运动之中，还第一次出现了制度化以及团体化的特征：单是在上海地区，便有20多家专门用以提倡抵制运动的组织被创建，并且在此次运动中还有76个行业商会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