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盐业的同时，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范旭东于1917年创办了中国的制碱工业。在碱厂开工之初，生产极为不正常，在侯德榜等一批业务骨干的努力之下，制碱过程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被一一攻克，碱厂于1926年实现了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为了进一步发展盐业，范旭东于1926年至1927年，又先后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在永利碱厂实现利润之后，范旭东于1933年12月着手创办永利碱厂。该厂于1934年7月在南京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动工，1937年2月5日生产出我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在此后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纯碱荣膺大会金质奖章，专家的评语是：“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范旭东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带动了中国盐业和碱业的发展，面对着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以及国外商人的破坏，他坚定信心，一往无前，为中国盐碱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科学家属性，这甚至压倒了他的企业家属性。对范旭东来说，科学正是他的立身之本，他也常说自己信念的基础是“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包含着“诚心正意”的圣贤之道，还暗含着对圣贤之道的审视及怀疑。
张公权：中国金融走向民营化、集团化
张公权是中国金融历史上的一位知名人士，他的成名是因为一场挤兑风波，在这场风波中，他公然抗税，这为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府财政极为匮乏，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袁世凯加紧扩军备战，这就必然增加军费开支，而各地的督军又大多割据自立，并不向北洋政府交纳赋税，以至于北洋政府的财政始终处于危机的边缘。
在袁世凯看来，银行可以开动机器印制钞票必然有的是钱，所以中国、交通这两家半官方的银行，就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帮助袁世凯支付军费。据统计，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从1913年的502万元猛增到1915年的3844万元。交通银行也从1914年的893万元增至1915年的3729万元。在政府财政的垫款方面，中国银行达到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更是达到惊人的4000万元。
由于钞票发行量过大，从而引起了银行信誉的动摇。就在这时，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贻向袁世凯建议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从而为袁世凯所用。当时的北方已经是人心浮动，这一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就引起了市民们的恐慌，北京天津地区尤为严重，这两个地区持有两行钞票者，纷纷前往银行进行兑现，一次兑换风波由此展开。
面对银行库存即将告罄的危急情况，为稳住金融市场的根基，北洋政府国务院于1916年5月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存款停止支付。
在整个中行系统中，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重要枢纽。时任上海分行副总经理的张公权和总经理宋汉章在得到消息之后，认为事态已经异常严重。如果一个银行若不能进行兑现业务，这等于是将自己的脖子卡住，银行就等于是自取灭亡。他们在经过慎重研究之后，决定“抗命”。于是两人进行了分工，由宋汉章前去请有关的律师，就抗税的相关法律依据进行咨询，从而做到有理有节，有备无患；而张公权前往南三行及其他同行进行联络，共同商讨应对策略，请他们在关键时刻，为中行撑腰。作为中行的股东，南三行与中行利益相关，于是团结一致对外，成为中行的坚定后盾。除此之外，张公权还与外滩的多家外国银行进行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对于外国银行来说，他们深知作为中国金融的一根有力支柱，一旦中国银行垮台，中国的整个局面难以收拾，这对外国银行是非常不利的，这也势必会影响到外国人在华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外国银行也坚决支持中行上海分行的抗命决定。
当时中行库存有200多万两现银，为了应付不足，张公权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为挤兑风波做好了一切准备。为了取得舆论上的主动权，张公权还专程访问了张謇，决定由张謇任会长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并且发表声明，上海中国银行行务全归商股联合会主持，中行上海分行的钞票随时都可以兑现。
5月12日，依据北洋政府的命令，交通银行停止了钞票的兑现，老百姓因此怨声载道。而中国银行由于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照常进行兑现。在这种情况下，前来兑现的队伍还排了几条马路，有数千人之多。当时张公权曾用日记记录下了当时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当天便有2000多人进行兑现，并且第二天仍然没有减少的迹象。第三天是星期六，按照惯例下午应该休息，但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照常开门营业，来者不拒。面对银行的这一表现，人心稍微安定下来，在此之后兑现者人数开始下降。到了星期日这一天，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照常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已经寥寥无几，只有100多人。到19日，再也没有挤兑者前来兑换，这场挤兑风波由此渐渐平息。
经此一役，张公权声名大振，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把其称为中国“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是“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在这场挤兑风暴顺利过去之后，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急剧提高。生意人和有钱人立即把钱存入中行，这样，中行吸收的存款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挤兑之前还大大增加了。
在“抗令”一役大胜后，张公权乘势而起，开始谋求中国银行的民营化运作进程。1917年，袁世凯因称帝未遂而身败名裂，皖系军阀段祺瑞开始组织新内阁，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张公权在梁启超的全力支持之下，着手就中国银行的“则例”进行修改。
在当时的中行6000万元的资本额中，官商股份各占一半，但是，人事任命却是全部由政府来决定，商股股东没有丝毫发言权。张公权于1917年11月提出对公司“则例”进行修订，主要有两条修正：一是扩大招募商股，实现股本的民营化；二是成立董事会和股东会，把银行的领导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出来，总裁、副总裁必须从选举产生的董事中进行选任。
在这次改革之后，张公权被选举为中行唯一的副总裁，他常年驻守上海，从而客观上促使中国银行的业务运作日渐南移，实际成了独立的局面。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政府财政日益困难，北洋政府先后通过抽资、变卖和抵押的方式进一步缩小了其在中行之中的股份。商股则实现了三次扩募，到1922年，民营资本已占股本总额的9975%，昔日受政府摆布的中国银行就此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在张公权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资本额最高的银行，其资本额一度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5还要多。
可以说，正是张公权在中国银行进行的这次改革，使得中国的金融业开始走上民营化和集团化的道路，这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虽然这次改革最终被蒋介石政府的收购和改组所淹没，但是张公权和这次改革的历史贡献却是值得肯定的。
对棉花天王穆藕初败局的反思
出生于上海浦东一个棉商家庭的穆藕初，从19岁开始就作为学徒进入棉花行，开始了与棉花的不解之缘，并且终其一生都在与棉花打交道。他曾经就读于南洋公学，任职于赫德海关，还因张謇的邀请在江苏铁路系统做过警察长。面对中国棉纺业的落后，33岁的穆藕初深感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到美国当时棉业最发达的德克萨斯州进行了为期8年的系统学习。
学成归国之后，穆藕初立即与长兄共同筹集20万两银子在上海创办了德大纱厂。一年后，在北京商品陈列质量比赛中德大生产的棉纱获得第一名，从而一举成名。当时的棉纺织业，聚集了张謇、荣家兄弟和周学熙等一批顶级企业家，是中国的第一大产业。穆藕初的德大纱厂属于后来居上的企业，能够迅速崛起，这与他在美国学到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及棉花专业知识是分不开的。在德大纱厂取得成功之后，他又集资120万两白银，筹建了厚生纱厂。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又集资200万两成立郑州豫丰纱厂，当时该厂拥有4000多名职工，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现代化企业。这样，在回国后的五年时间里，穆藕初便建立三家工厂，一跃成为与张謇、荣家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业“四大天王”之一。
但与其他三位“天王”不同的是，穆藕初出身科班，学理深厚，所以，他对产业进步和工厂管理创新的贡献尤为突出，而其他三人分别是士商、民商以及官商的代表人物。在经营工厂的同时，穆藕初还撰写了《纱厂组织法》、《试验移植美棉纺纱能力之报告》等理论文章，对民族纺织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还发起成立了“中华植棉改良社”，在河南、河北、湖北、江苏等地买下1500多亩地，进行棉花试验，大力推广种植美国的新型棉花品种。在他的倡议之下，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设立植棉委员会，从美国购买棉花种子送到各省进行试种，并且还提供植棉技术咨询，印刷改良植棉的小册子，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同棉农解释改进植棉方法。其中他自己写的《植棉改良浅说》，在1917年8月，一次就印了上万册，与此同时他还在《申报》发布广告，宣称希望学习的任何人都可以向他索要。他在厚生纱厂还建立了一个棉花测试中心，为全国各地送来的棉花品种进行免费的性能测试，此外，厚生纱厂还将引进的美制纺织机器开放供同行们参观学习。
在管理制度上，穆藕初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当时中国纱厂的管理还非常原始，分为武场和文场，武场是工头，文场是账房，管理方式非常落后。穆藕初率先将工头制取消，实行总经理负责制。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新式财务制度，引进西方的复式记账法，用以取代中国传统的流水账，这是中国第一次引进西方的财务制度。他亲自拟订了许多报表的格式与内容，使工厂的工时、产量、耗材等数据及时得到反馈，清晰明了。除此之外，他还制定了一整套的厂规细则，其中包括《厂间约则》、《工人约则》、《罚例》等，在这些约则之中仅罚例就有81条。当然在这些规则中也不乏人性化管理方法，例如工人偶有过失，不要大声呼斥，使其在众人面前失去体面等。
在具体实务管理的基础上，他用科学管理方法对中国进行改良，总结出科学管理的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四大原则。同时他还概括出会自己找事情做、有能力解决疑难、度量大、有事业心、懂得爱惜机器、恰如其分、节约花钱、善于把握机会等8条当经理的标准理论。这8条标准后来简化为“5个会用”：会用人、会用物、会用时、会用钱和会利用机会。
这些创新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对中国企业管理的进步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穆氏的三家工厂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管理最先进、技术设备最领先的棉纺织企业。穆藕初为此还与当时的思想界进行过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
1920年，厚生纱厂人员赴长沙招聘纺织女工。《湖南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对厚生的招工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其攻击对象主要集中在劳动工时长达12小时和每月工薪只有8元这两点上。穆藕初发表文章进行反驳，认为“予深信欲救中国之贫弱，舍振兴各种主要实业外，无他道”。还嘲讽说：“敢忠告一辈学者，自今以往，脚踏实地，不同空际捉摸，力从实处研究，宁以行胜，勿以言胜。”他的驳文引来朱执信的强烈不满，朱执信曾就任于孙中山的秘书，他在《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一文中，认为穆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实业家不能以救国为理由大赚其钱，他指出只有根除分配不公，才能实现社会进步。
这场辩论影响非常大，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实际上是企业家的商业伦理和革命家的社会伦理之间的分歧。从实际上来说实业救国思想与晚清时期的改良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救国主张。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它们之间并没有社会革命来得那么痛快和干脆，但是它们对于促进制度演进过程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非常的务实。
让人惊奇的是，尽管穆藕初运用如此先进的科学管理水平以及专业技术，他的三家企业却还是在1924年的经济大萧条中遭遇了困境。在这场因棉花价格暴涨而引发的产业危机之中，他的三家工厂相继陷入生产困境。后来的结果是厚生因发生股东争吵而清盘，德大被荣宗敬收购，郑州豫丰更是因为地处军阀混战的主战场而受波及，后来被迫抵押给了美国慎昌洋行。至此，穆藕初在棉花领域的改革和实践彻底的失败了。
可以说，穆藕初的失败在于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对于当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只是简单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行不通的，这需要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穆氏败局也同时表明一个客观真理：中国的确存在一种独特的商业土壤，只有走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加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