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在1914年换上了铁藜木路面。也是在这一年，位于浙江路、南京路口的西北角的位置上一座七层高的大楼开始兴建。这座大楼特色鲜明，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这就是上海先施公司的总部。三年后这座大楼完工， 1917年10月，先施公司成为上海第一家大型百货商场。
就在先施公司开业一周年之际，另一家六层高的百货公司永安在其斜对角崛起。这座大楼的外墙用汰石子装饰，采用进口大玻璃作为陈列窗口，为上海大玻璃橱窗开了先河。与先施相比，永安最为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它在一至四层的百货商场之外，上面的楼层还开设了酒楼、舞厅、游乐场、旅馆和戏院等娱乐设施，因此显得格外地显眼。
随着先施与永安的相继开张，上海的繁荣年代开始了，南京路也由此成为了“中国第一商业街”。在此之后，一个叫刘锡基的先施公司经理于1926年另立门户，成立南京路上的第三家大型百货商场——新新公司。1936年，另一个叫蔡昌的商人在新新公司的旁边创建大新公司。这四家公司在上海创造了奇迹，人们把这四位传奇人物称为“百货四子”。
马应彪是先施的创始人，他早年在澳大利亚做劳工，在积累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开始做起了水果生意。马应彪40岁时回到香港，开办了中国首家百货公司先施。马应彪创造出了多项第一，如商品标价制度、“不二价”制度以及售货一律开发票，首创从业人员星期日休息制度，还在当时首次雇用了女店员。在香港创业成功之后，他来到上海创办了上海先施百货公司。
郭乐、郭泉兄弟是永安公司的创办人，他们和马应彪有相同的经历，也曾经在澳大利亚做水果生意。他们紧跟马应彪的步伐，于1908年在香港创办永安公司，在此后发展迅速，10年之后也来到了上海，在先施的对面建立上海永安公司。当时永安公司总共经销的商品达1万多种，其中有八成是世界各国知名的高档消费品，永安公司也因此成为当时上海的“销金窟”。为了吸引顾客，郭乐还创造性的挂出了一幅用霓虹灯做成的英文标语“Customersarealways right（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成为了“顾客就是上帝”的翻版。
分别创办新新和大新的刘锡基和蔡昌都曾经是先施的员工，他们与先施、永安同台竞争，大有后来居上的气势。新新自行设计装备了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因为放电台的房间是用玻璃隔断的，所以这个电台被人形象地称为“玻璃电台”。最晚成立的大新公司咄咄逼人，它建立十层大楼，其中单是营业面积就达到17万平方米，成为四大百货之最。与此同时，蔡昌还率先将自动扶梯和冷暖气设备引进公司，除此之外，大新的游乐场也是布局奇妙，设置了“天台十六景”，可以同时进行电影、滑稽、京剧、话剧、魔术等节目的表演。
机缘巧合，南京路上的这四家百货公司，其创业者都来自广东省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香山。但商场如战场，四个香山老乡在上海做着同样的生意，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四大商场各显其能，留下许多精彩的商战传奇。
有一年，为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先施推出优惠礼券活动，它将几类热销的商品如香烟、酱油等的价格定得非常低，永安便暗中派人买进先施的优惠礼券，再用礼券全数购买香烟、酱油等商品，从而使先施吃了暗亏。
1936年，面对面积最大、来势汹汹的大新公司，先施等三家公司以集体停止同国货小厂进货为手段联手威胁这些小厂，命令其不得向大新出售商品，等到大新开张，三家公司又举行“春季大减价”活动，希望以价格优势赢得顾客。大新则以薄利多销吸引顾客，它还从厂商处定制了独家所有的大新衬衫、大新雪茄和大新香皂等商品，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超前的零售模式。在此役之后，永安又盖成了一幢22层的大楼，再次成为行业的领跑者。
在抗战前期，“百货四子”争奇斗艳，使一条南京路成为“地球上最世界主义文化的马路”。到了抗战期间，上海则沦为“孤岛”，各地豪门大户、地主纷纷逃往租界寻求避难。一时间上海人口剧增，商业异常繁荣。1946年之后，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因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经济统治政策以及四大家族的兼并扩展，上海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四大百货商场由此遭遇了抢购风潮。1949年初，除了永安之外，其余三家商场相继从上海撤离。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四大百货公司前途迥异。1952年，先施公司大楼由黄浦区文化馆、上海时装公司、东亚饭店等使用。1993年，先施公司重新进驻南京路，新址位于南京东路479号。1956年，永安公司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1987年改建之后称“华联商厦”。新新公司则从此歇业，原址改为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1953年，大新公司大楼改为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它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
大肆扩张的无锡荣家
无锡荣氏家族地位显赫，从1912年开始，荣氏家族的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荣氏的大肆扩张时期。从1912年到1917年的短短六年的时间里，荣家兄弟总共开了九家工厂。
荣氏兄弟先前创办的茂新面粉厂在创办八年之后才终于稳住阵脚，1910年，茂新面粉厂的产量比初建时扩大了将近十倍，成为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大面粉厂。由此开始，荣氏两兄弟兵分两路，荣德生继续留守无锡，荣宗敬则前往上海发展。荣宗敬于1912年在上海新闸桥开办第二家面粉厂——福新面粉厂。在股东会上，荣宗敬提出三年内不提红利以扩大再生产，用所有的钱进行“滚雪球”的宏大计划。
荣宗敬平素以冒险为乐事，为了进一步加快“雪球”的滚动速度，他通过新建、租办以及收购等多种方式进行扩张。他甚至在上海滩上扬言：“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他也确实做到了，1913年夏天，他将面临生产困境的中兴面粉厂租下，成立福新面粉厂。到了这年冬天，在福新面粉厂的东面，新建了福新二厂。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购买土地，建立起福新三厂。至此，在沿苏州河的上海闸北光复路上，四家荣家面粉厂一字排开。在这里，机器磨面的声音昼夜不停，面粉厂高耸的烟囱浓烟滚滚，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络绎不绝，景象煞是壮观。在此之后，荣宗敬又于1916年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他又将上海老牌华资面粉厂华兴租办下来，更名为福新六厂。从此，荣氏兄弟的面粉厂声震整个中国商界。
作为一位疯狂的扩张主义者，荣宗敬办厂以求多、求新两大手段著称。他曾经说道：“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经营面粉厂的商道哲学。与讲求规模效应相比，他同样重视面粉的质量，甚至可以说是不惜血本——工厂从一开始购置的制面设备便是选用当时美国制造的世界最先进的机磨和600筒面粉机。他还根据中国本地小麦的特征，对荞子机、打麦机以及圆筛等设备做了技术改进，从而使其面粉的质量和产量都比同期的外国面粉高出一个档次。
面对哥哥在上海的疯狂扩张，弟弟荣德生也没有闲着。当时无锡总共有五家面粉厂，荣德生于1914将惠元面粉厂收购，改为茂新二厂，后来又租办了宝新、泰隆两厂，从而使得无锡五家面粉厂中有四家收归在荣氏产业之下。
短短五年的时间里，荣氏家族便掌握了八家自有、两家租办的总共十家面粉厂，每天生产面粉42万袋，成为了在当时无人可与之争锋的中国“面粉大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欧洲的工业停滞，使得一些国家对面粉等产品的军需开始暴增。中国由于面粉价格低廉而且产量可观成为全球新兴的采购市场。荣氏企业的“兵船”牌面粉远销欧洲和南洋各国，由于质量可靠成为了中国的“标准面”。
荣氏在发展面粉霸业的同时，棉纱工厂也迅速崛起发展。
荣氏于1905年创办的振新纱厂盈利颇丰，每年利润20余万元左右。1915年，荣宗敬从英国购进纺机36台，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开建申新纱厂， 1916年开工投产，正好赶上一战期间欧洲的军需需求。也正因为如此，上海的棉纱价格暴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造就了中国棉纱市场“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局面。申新纱厂在三年里，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利润更是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猛增到1918年的22.2万元，增长了10倍。
除了收购国内的一些纱厂外，荣宗敬还做了一件让中国商界扬眉的事情。他于1917年出40万元从日本商人手中买下上海一家纱厂，更名为申新二厂。中国企业有能力和气魄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话题。
在那动荡的年代里，荣氏兄弟所取得的成就，成为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从棉纱业的发展来看，中国在1914年之前，每年需从国外进口棉纱250万担、棉布1900万匹，到一战结束时已锐减到130万担和1400万匹，单是英国就减少了48%的进口。而就亚洲地区来看，日本棉纱主要生产细纱，中国市场则以粗纱为主，从而刺激的中国本土的棉纱产业，使得民族棉纱厂的赢利大增。
可以说，正是利用一战这一有利时机，荣氏家族迅速崛起，并开始了大肆扩张，奠定了其在面粉行业以及棉纱行业的霸主地位。
倔强范旭东：中国盐、碱制造突破重围
除了面粉、棉纱行业的发展外，这一时期，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为中国盐业和制碱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人便是范旭东。
范旭东幼年时期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其长兄范源廉早年考入时务学堂进修学习，兼理学堂事务。后来由于百日维新的镇压，范源廉受到牵连，被迫到日本留学。随后，17岁的范旭东追随兄长前往日本，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他在东京安静地度过自己的学生时代，后来在日本结婚，并且也有了很正当的职业。
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范源廉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范旭东也一同回国在财政部供职，后因无法忍受官场的腐朽习气而愤然离职。1914年，在盐务改革派官员的支持下，时年31岁的范旭东决心创办一个盐厂。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范旭东开始直面自己的人生，不免有些逞一时血气之勇。因为在范旭东的心中，与其说是办盐业企业，不如说是开始一个巨大的科学试验。当然，这个试验范旭东成功了，这个盐厂逐渐成为范旭东事业崛起的根基所在。
1914年，范旭东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成立，1915年6月在塘沽设立工厂区，8月正式投产，以“海王”作为产品的商标。1916年，第一批国产精盐生产出来并运往天津进行销售。由于久大精盐公司是从日本引进的制盐机械设备，从而使得其生产的精盐通透洁白，盐质均匀、卫生。那些通过传统的手工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就为久大精盐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给中国带来了制盐的革命，同时也向中国传统的盐商发起了挑战。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盐商依靠引岸专商制度牟取暴利，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异常强大，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北洋政府都没有胆量进行盐政改革。虽然他们都非常清楚导致盐政败坏的根源是盐商，但是在盐商和久大进行市场竞争之中，代表在华列强利益的盐务稽核所与代表北洋政府利益的盐务署不得不迎合盐商们的要求，对久大生产的精盐进行打压。
在久大刚设立之初，因为规模较小，获利微不足道。虽然面临着北洋政府以及外商的打压，销路还是实现了剧增。自此之后久大公司精盐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保持着领先水平。可以说，范旭东带领着他的团队在重重困难之中实现了其盐业发展的突围。
虽然实现了突围，但在久大与专商所进行的20多年的自由与垄断之间的激烈竞争之中，最终还是以久大的让步而宣告结束。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验票，收取巨额的验票费，对于专商的合法地位进行了巩固，这对于久大公司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为了谋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久大公司不得不开始参与到购买引岸盐票的行列中来，从事粗盐经营，逐步专商化。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