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1932年2月18日，国民政府与银行界进行了一系列紧急谈判。在这次谈判的过程之中，宋子文提出“削减一半偿付、降低公债利率和延长还本期限”等三个建议，这等于是将公债的偿付斩掉一半以上，曾经无比诱人的公债投资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巨大而可笑的骗局。对于这样的结果企业家们可以说是欲哭无泪，接受宋子文这样的条件，损失不可想象，如果不接受的话，就会被挤兑风潮击垮。被逼无奈之下，企业家们最终同意了这三个苛刻的条件，不过他们也要求政府给出一个承诺，这便是在此后的四年之内不再发行新的公债。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宋子文喜出望外，便一口答应下来。企业家们不会想到，在仅仅一年后，宋子文的这个承诺便随风而逝。
这场恐慌，最终以企业家的惨重损失而得以缓解，这是上海企业界遭遇的一次巨大的灾难。根据谈判所作的约定，宋子文每年可以减少8000万～1亿元的公债偿付款项。1932年，政府的年度总收入为6.83亿元，宋子文靠一个协议就“减少”了将近15%的支出。此时，企业家们已经预感到他们被蒋介石政府所绑架，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出反应就已经完全被蒋介石政府所挟持。
这一时期对于宋子文来说，他需要为蒋介石募集尽可能多的军费来应对内战。由于此时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全面展开，单是每个月的军费开支就有2670万元之巨，比宋子文预算的1500万元要多出1100多万。因为此前宋子文为了让企业家们认购公债已经做出四年之内不再发行新公债的承诺，所以他只好从另外的渠道想办法筹措资金。此时唯一的办法便是贷款，于是宋子文一面支持银行家们的反内战请求，一面千方百计地逼迫他们拿出钱来。在1933年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贷款8780万元，这相当于之前四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总和，从而使得刚刚有所缓解的财政赤字又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在这一年里，民族企业界的企业家们还是表现出了共济国难的思想觉悟。在1933年1月，日军在侵占整个东北之后大举进攻山海关，岁后占领了热河省等，至此华北的门户大开。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陆续向关内撤退，而正在专心“剿共”的蒋介石根本无力抵抗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1933年2月中旬，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银行家再一次做出惊人之举，他们通过开会协商，暂时放弃不买公债的决定，再次向国民政府认购2000万元的“爱国库券”，并且还表示不需要政府以任何关税来进行担保。但是，这些爱国企业家们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这笔钱必须“专用”在华北的防务上面。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的宋子文也表现出了一位爱国者的风范。对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对日本的消极不抵抗态度，他坚决予以反对，当日军入侵热河之后，他亲自带着支票飞到北方，企图劝说张学良坚决进行抵抗，同时还表示：“日军如来侵，我决以全国力量应付。”
为了进一步遏制日本的侵略势力，宋子文于1933年5月提出了两个针对日本的经济政策。其中之一便是大幅度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在这之中，棉织品的税率提高了800%，毛织品的税率提高了200%，纸制品的税率提高了8%～20%，除此之外，鱼类、烟草、丝织品以及煤炭的税率也都进行了大幅提高。在提高税率政策的影响之下，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日本在华销售的相关类商品便降低了一半甚至是2/3。这对于国内的民族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而另外一个经济政策就是倡议成立一个由英、法、美等国共同参与的国际协商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内部，对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在华投资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宋子文的企图是，通过刺激英美法等国的企业来华投资，从而进一步增加日本进行侵华活动的国际阻力。宋子文的这两项提议也受到国内企业界广大企业家的热烈欢迎，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企业家们一再被宋子文算计，吃足了他不信守诺言的苦头，但是在国民政府的整个领导层里面，宋子文却是企业家们唯一的可以说得上话的“朋友”。到1933年10月，企业家们再一次认购了6000万元的关税库券，并且还借给政府1500万元现钞。
至此，企业家们已经完全被蒋介石政府所绑架，随着企业家组织体系的全面瓦解以及与政府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企业家们已经彻底丧失了与政府博弈的能力。他们被迫和蒋介石政府绑在一起，成为了蒋介石政府维持统治的金融工具。
中国出版业的奇迹：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是中国著名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祖籍在浙江省的海盐市。1867年10月25日，张元济生于广东，曾经是光绪壬辰年（1892年）的进士，任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在戊戌变法时期，张元济曾经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但是在变法失败后被革去官职。在做官的几年时间里，他充分认识到了清政府官场的黑暗，于是在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现在的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开始注意译书的选题以及意义，此后还担任了公学总理。
就在他事业开始上升的三年之后，张元济做出了一个在当时让众人都非常惊讶的决定：他将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辞去，加盟了商务印书馆。
与现在的商务印书馆相比，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不过是一家由夏瑞芳创办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印刷工场。张元济在放弃了南洋公学显赫地位之后，便来到了这家弄堂里面的小厂子之中，跟一个小业主合作经营，如此落魄的转身，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是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临终前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首诗，以此来告别陪伴自己多年的商务同仁们：“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人们才从这首诗中读出了他平生的理想，也就是说他自觉地将商务印书馆的未来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未来联系了起来。
与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也曾经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开启民智”上面，以为这是中国走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由此感觉到，南洋公学的规模太小，在人才还远远不够用的情况之下，他培养一批人才的想法被对国民的普及教育所替代。
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开启民智就必须有好的书籍出版，因为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正因为如此，对于夏瑞芳的邀请他欣然接受。
张元济本是翰林出身，而且学贯中西，以他的地位和声望必将成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政界、教育界和知识界之间的一座桥梁。在张元济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之后，他专门聘请了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以文化建设和扶助教育为己任，这些人之中，较为著名的有蔡元培、杜亚泉、高梦旦、夏曾佑等。正是这批人，开始改变着中国的教育面貌。
张元济把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商务印书馆，商务馆所有的出书计划，他都要了解。影印典籍，他会选择最好的版本；推介西方文学，他要找到最精通的翻译家；新书出版，他要用最好的纸张和设备。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甚至连收古书、买印刷机、买纸张，他都事必躬亲。
可能算得上是巧合，就在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以倡导兴学为目的的《学堂章程》，随后科举制度也废除了，这在中国可谓是数千年以来所未有的大变局。全国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虽然当时的中国有好多教科书，但是编著的质量都非常的差，在这之中一种是西方教会编写的教科书，由于是从西方引进的，与中国的具体国情不符合；还有一种就是由那些读古书出身的老学士们编写的，这一类书艰深难懂，也不符合变革之后中国教育的规律。面对中国教育的种种不尽如人意，张元济决定自己编一套国语教科书。因为他认为，教科书关系到中国一代乃至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改变，必须予以重视。
对于编著图书一窍不通的张元济采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方法，他让大家围坐一起，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想法和主张，那些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主张，再进行详细的讨论。在图书策划会上，讨论者们需要从儿童的启蒙特点入手，循序渐进地了解和编著。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常常会因为一个字的意见不一，而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课文要点都要让所有参与者不再提出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都会轮流进行阅读，或加以润色，或加以修改，为文章添彩。
1904年，商务印书馆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正式出版，由于质量上乘，教育意义深刻，当即就被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所采用。此后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常常被争购的人群挤满。其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当时全国发行量的4/5还要多，其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多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以上，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典范。商务印书馆出精品书的经验也被其他出版机构所效仿，粗制滥造之风戛然而止。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策划之下，商务印书馆相继编写了从小学、中学至大学的全套教科书，还组织翻译出版了大批外国的文学名著和学术著作，其中就包括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和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与此同时，商务馆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以及《教育杂志》等刊物也广受读者的好评。
在20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之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它从印刷作坊到出版巨子的华丽转身，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识新文学的文化基地。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晚清时期仅存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带领下着实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进步。
但是随着《新青年》的创刊，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骤然兴起，商务印书馆显得有些落伍了。在此之后，陈独秀、罗家仑等新文化的先锋们在报刊上对商务印书馆的保守进行了点名批评，商务馆的业绩也开始逐渐衰退，单是1919年滞销和积压的书刊便有60万册之多。对张元济来说，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由于当时商务印书馆以老人居多，刊物发行以文言文为主，于是张元济进行了“大换血”计划，大胆选用新人，办新事，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进行改革。1920年，茅盾加入著名的《小说月报》。由他起草了商务馆的《改革宣言》，在宣言之中阐明了商务馆今后的发展方向不仅是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译述西方名家的小说，还要为创造中国的新文艺而奋斗。通过革新，《小说月报》由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成功转型成“为人生的文学”，并且迅速成为在新文化运动之中最具影响的刊物之一。著名文学家老舍、巴金、丁玲等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进入文坛的。
凭借着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张元济广招人才。这之中就包括陈布雷、周予同、竺可桢、李石岑、王云五、任鸿隽、顾颉刚等，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也正因为如此，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道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了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它的分馆不仅在中国各地开花，而且还分布在香港南洋许多地区。在上海的宝山路上，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但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中，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等均被日军有目的地焚毁。面对着被毁的商务馆和图书馆，张元济痛心疾首，他说：“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在此之后，商务印书馆得到了部分恢复。抗日战争前夕，在长沙建设印刷厂，往香港和西南地区疏散存书和机器。抗战爆发后，总管理处也迁到了长沙，后来移至重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又重新迁回上海。
在这段商务印书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之中，正是张元济的不断坚持带领着商务印书馆人一步一步地走来，从而造就了中国出版业的一个奇迹，为中国的出版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商务印书馆也将继续着它的辉煌。
第二节 官营企业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
官营企业得到了国民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支持，随着国家利权的不断收回和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官营企业在十年间实现的大跨越，为黄金时期的中国企业发展带来的新希望。
这一时期民营企业也有所发展，其中卢作孚带领着他的民生船厂从坎坷中发展起来，让人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未来。
国家主义：主权回收和金融改革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相继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不仅使清政府被迫出让大片领土，而且还丧失了尤为重要的海关控制权和关税自主权；此外，西方公民在中国还享有治外法权。面对这种种不平等之事，许多中国人痛心疾首，一些有识之士还为赢得主权进行着不懈地努力。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先后收回了海关控制权和关税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