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8年，在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企业家们的事业却是如此的脆弱，它们如同蚕丝在大风中飘荡，大大小小的民族企业家们与那个时代中的每一位中国人一样，突然间与民族命运这个大道义站在了一起。
第一节 1937年的中国企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了，中国迎来了一场持续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在这8年里中国的企业家也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了力量，他们用一腔热血为民族企业家的历史书写着传奇。
也正是这一时期民族企业家的奉献精神，为中国企业保住了赖以发展的根基，为中国企业抗战之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孔宋收购首都电厂
在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宋子文和孔祥熙做成了一笔效益非常可观的买卖。7月1日，一家名为扬子电气的股份公司挂牌成立，就是这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收购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国营电厂——首都电厂。这成为孔宋家族利用权力、化私为公的经典收购案之一。
早在1928年，作为首都的南京城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正如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的那样“灯光黑暗，为全国所仅见”。在晚清时期南京曾经建立了一家官营的金陵电灯官厂，到民国建立之后将之更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虽然名义上是官办电厂，实际却是由民间资本进行实际的经营。就在国民政府将南京作为首都之后，立刻将电灯厂作为“逆产”无偿予以没收，并且将之改名为首都电厂，由建设委员会管辖。在此之后，政府以电厂作为抵押，从银行之中套取资金对电厂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同时给予了电厂大量的优惠政策扶持，包括享受低利贷款、平价煤，甚至由行政院拨款在改善民生的名义下为电厂新增了一部分发电设备。
随着国民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输血、市场垄断经营以及“首都效应”等多重有利条件的刺激之下，首都电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电厂的效益也在逐年提高。当1928年电厂被划归国营的时候，电厂的固定总资产只有21万元，到1937年就已经增加到了958万元，是原来的45倍还要多。在此后的多年中，电厂的年均获利率都保持在20%～25%左右，成为当时国内经济效益最好的大型国营企业之一。
1937年，就在电厂发展的顺风顺水的情况之下，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建设委员会以首都电厂急需筹措巨额的发展资金，而国民政府一时难以筹措如此巨额的资金为由，提出将首都电厂以及无锡的戚墅堰电厂一同合并，然后向社会公开招收商股“以提高社会投资”。在这一年的4月1日国民政府训令批准该建议。一个多星期之后，建设委员会便奇迹般地完成了对首都电厂的资产评估工作。与此同时，建设委员会还对具体的招股办法进行了拟定，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由首都电厂和戚墅堰电厂进行合并，组成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公司均定1000万元作为资本，除去建委会保留其中的20%之外，其余全部向社会招收商股。而商股的办理工作却交给了一家名为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民营企业手中。
对于外界人来说可能摸不着头脑，其实这家中国建设银公司就是奥秘所在。它是宋子文于1934年亲自创办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在他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之后，旋即成立了这家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在外界人看来他已绝意仕途，他曾经向张公权表示说“决计弃官就商，且具做‘中国摩根’意愿”。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家公司是根据《公司法》和《银行法》的相关规定注册的一家普通的私营公司，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家公司发展初期，其发起股份之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国家银行和其他的十几家商业银行，后来这些股份渐渐秘密地被转移到个人的名下，其中的重头戏便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家族。在这些被转移的股份之中，仅宋子文就以悦愉、敦厚、嘉禾等不同户名拥有大额股份。而这家公司的股东甚至是董事和监察人之中全部都是政府之中主管财政经济的高官和活跃于商界的金融大亨，当然也包括身兼二任的一些商界人物。正因为如此，这家公司在成立之时便一直与政府保持着一种极为暧昧的关系。特别是在建设委员会内部，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以及另外两位常务委员李石曾和张嘉既是建设银公司的发起人，又是该公司的大股东，与此同时张静江还是公司排名第一的监察人，李石曾和张嘉则是公司的常务董事。
在整个建委会招收商股的过程之中，不论是吸收股份，还是对章程进行拟具，全部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个过程既没有刊登招股的广告，又没有对外进行公开的宣传。1937年5月14日，扬子电气公司在上海直接对外宣称资本已经募足。在如此秘密的情况之下，两家公司于1937年7月1日正式宣告合并，就在人们还在好奇这家公司的主人是谁，人们惊讶地发现在新组建的扬子公司的董事长的位置上赫然写着宋子文的大名。就这样，这家由建设委员会苦心经营了将近10年的国营企业，以招募商股的名义转让给了一家有着特殊地位的私人公司。
可以说，扬子电气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以及首都电厂的被转让，就是一个官僚资本侵吞国家财产的典型而精彩的案例。其运作模式也非常具有典型性，也就是先通过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前期的收购，然后对获得的利益进行私有化分配。在参与这次利益分配的人之中，不乏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作为职业政治家，在担负国家重建责任的同时，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如何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有效积累上，而且是采用最不光彩的盗窃国家财产的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不如说是制度不完善所伴生的必然罪恶。
三大轮船公司沉船救国
就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随即开始部署南下进攻上海和南京的战略计划，国民政府决定将政府内迁至重庆，将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此时，战局已经是危急异常，日本的军舰会沿着长江航道快速向西推进，到那时攻克重庆也并非不是不可能是事情。日本军部也是根据这一判断提出了所谓的“三月灭国论”。于是，如何有效地阻断长江航道，成为抗战初期的当务之急。如果是要靠军队在水面上或者是长江沿线狙击日军，在当时敌我力量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胜算的。于是，沉船断流便成为确保上游安全的唯一选择。就在这一紧要关头，中国的航运企业选择拯救自己的国家。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最重要的轮船公司分别是国营的轮船招商局和两家民营轮船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和杜月笙的大达公司。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便实施了“江阴沉船计划”，三家公司的24艘船只，总吨位计4.3万吨，连同国民党海军的轻巡洋舰“大同”、“自强”号，练习舰“通济”号，飞机母舰“德胜”号、“威胜”号，炮舰“武胜”号以及鱼雷艇“辰字”、“宿字”等8艘陈旧舰只被凿沉于江阴黄山下游的鹅鼻嘴，其中包括招商局沉船7艘，计1.37万吨，占公司江海大轮总吨位的1/4，三北和大达的沉船吨位分别为2万吨和1万吨。此次“江阴沉船计划”原本有两个战斗目的，一是使得长江航线被有效隔断，从而使日本的军舰无法从东海直接攻入长江的中上游流域；二是将此时已经进入长江内河的日本军舰进行“关门打狗”。只可惜这个秘密计划被一个叫黄秋岳的汉奸告密，使得日本军舰在江面还没有完全被堵塞之前，连夜逃出长江，以至于这一计划功败垂成。黄秋岳后来被砍头以谢国民。
1937年12月，在日军攻克上海和南京之后，国民政府又在江西的马当组织第二次沉船。1938年4月，这次沉船参与企业除了上述三家外，还有民营的大通、民生等公司。总共沉船18艘，共计2.5万吨，在此之后，国民政府在又镇海口、龙潭口、宜昌及武穴田家镇等地势险要的长江水面上相继实施多次沉船计划。这场在中国航运史上可谓惨烈的沉船自毁行动，成功地阻止了日军沿长江航线快速西进的战略意图，从而保住了西部的抗战大后方。在这一系列的沉船过程之中，招商局沉船占总吨位的40%，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损失过半，杜月笙大达公司的船只则全数损失殆尽。
沉船救国的行动充分显示了中国爱国企业家们同仇敌忾、破釜沉舟、共赴国难的抗日精神和决心。在此过程中各路航运商人深明大义不顾损失慷慨应征，相继捐献出了大量的船舶物资，甚至是面临停业倒闭的局面也在所不惜。在沉船时，有些商船的货物还来不及卸载，就匆匆赶到了封锁线凿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被征用阻塞航道所损失的大型轮船共有163艘，总吨位达到了148801吨。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国民政府海军将士、海员船工不怕流血牺牲，显示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而在长江内河沿线，一艘又一艘装满乱石的铁船自沉，此起彼伏，犹如一曲悲歌，为中华民族的奋起壮行。
作为一件极富寓意性的事件，中国企业家沉船救国的壮举成为中国企业家在抗战时期的一笔浓墨重彩，他们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以自己无比悲壮的方式展现了救国救民的力量，这是一次“殉葬”，也是一种拯救。
卢作孚组织“宜昌大撤退”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便坐镇武汉、宜昌等地，从事具体的航运指挥工作。1938年6月，日军调集30万大军进攻武汉，不久武汉失守，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宜昌作为入川的门户成为日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当时有超过12万吨的商用和军用器材堆积在宜昌的码头之上，此外还有各类公物6万多吨，油料1万多吨以及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总计在3万人以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似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命脉。
当时情况异常危急，日军飞机对宜昌实行不间断地轰炸，宜昌随时都有被攻陷的可能。此时轮船招商局、三北等公司的运力已经枯槁，最为危险的情况是此时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仅剩下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就在这异常凶险的时刻，运输的重担全部压到了民生公司的肩上，卢作孚一生中最为荣耀的时刻到了。
此时民生公司能够用上的轮船只有24艘，按照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输1.4万吨的物资，要将10多万吨物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部运往重庆，那是天方夜谭。为了能够抢运更多的物资，卢作孚紧急召集公司人员通宵开会，他们参考此前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从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在此期间对船只的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都进行了最紧凑、最合理的安排，从而保证白天进行航行，夜间进行装卸，使运输能力达到极致。
长江三峡，到处都是急流险滩，只有白天航行、夜间装卸才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加班加点地抢运。在那些日子里，卢作孚不分昼夜地守候在指挥中心的收发报机旁，从长江上游的各港口、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工作人员也是日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卢作孚坚持对所有的电文进行审阅和批示。对于运输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要清楚，甚至是每只轮船的具体位置、物资的装船情况、物资在港口的卸载情况、每一小时运走物资的数量……到了深夜，他还要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鼓劲打气。他鼓励员工们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宜昌大撤退之中，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全部运输量的90%以上，为尽力报效国家，卢作孚收取极为低廉的费用，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37元，公物40元，民间器材60～80多元，要知道同期参与运输的外国轮船要收取300～400元。此役使得民生公司的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后来据民国经济部的调查显示，这次抢运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为前线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这是卢作孚为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次宜昌抢运的所有人员和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在1936年的总运量。在40天时间里，他们运完了全部人员，将2/3的机器物资运到了重庆。在此后的20天时间里，民生公司继续进行抢运，当长江水位降至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运输时，宜昌的码头上只剩下一些零碎的废铁了。此役之后，民生公司继续进行物资的抢运工作，在此期间也做出了极大牺牲，民生公司共有9艘轮船被炸沉、6艘被炸坏，包括当时民生公司最大的“民元轮”，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