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以表彰他为抗战作出的杰出贡献。此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新基地，新开辟了从上海到汕头、台湾、香港等南洋航线以及从上海到营口、天津、青岛、连云港等地的北洋航线。同时还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又与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元，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买了3艘海轮，从而将航线延伸到泰国、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等国家。到1949年民生公司拥有各种船舶150余艘，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成为中国航运业的巨头。
可以说，像卢作孚这样的爱国实业家在抗战时期还有很多，但他的创业经历以及其奉献精神则是在中国的实业家之中不多见的。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来报效国家，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后世的企业家们的学习。
抗战爆发后的民族企业
当7月7日战火打响的那一刻，中国的民族企业便开始面临着一次艰难的抉择，是走还是留成为了他们命运之中必须要面对的残酷选择。
在经历了淞沪会战之后，荣氏家族的产业已经损失过半，元气大伤，荣宗敬在悲伤之余选择了南下香港，不久在那里郁郁而终。而他的弟弟荣德生则选择留在上海租界内继续经营他的事业。第二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到上海，从此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只是以搜购古籍、字画来自娱自乐，希望时局能够尽快好转。
1941年，日本厂商觊觎荣氏的纱厂，便派出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进行商谈，要他将名下的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这个要求当即就遭到荣德生的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到上海，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进一步面谈。荣德生让二儿子荣尔仁前往应付，说明他的初衷不会改变，更不会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见劝说不成，便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听说此言之后，凛然陈词：“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就这样，荣氏企业继续在危机四伏的上海艰难前行。
与此同时，范旭东的化工厂也在战争中全部被日本人占领。1937年秋，在日本军部华北开发公司的授意之下，永利碱厂被其下属的兴中公司夺取。由于当时的永利碱厂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相当高的名望，于是日本人便想通过“合法”手续来得到其产权。为了实现其险恶用心，兴中公司派刀根作为代表几次会见留守在永利碱厂的李烛尘，还企图通过所谓的“日中亲善”来与永利进行技术合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丑恶嘴脸，李烛尘严词拒绝。刀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请三菱公司出面与李烛尘进行商谈，提出三菱公司以民间财团的名义为永利碱厂提供资金和技术，永利改为两家合办。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李烛尘便以公司章程之中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拒绝了。日本人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又五次三番找到范旭东，要买下永利碱厂。范旭东对此予以坚决反对，他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面对范旭东的强硬态度，日本军部终于失去耐心。1937年12月9日，刀根将预先拟好的由兴中公司接管永利碱厂的协定文本，强迫李烛尘签字。李烛尘怒发冲冠，对日本人怒斥道：“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你们做强盗也太无勇气了。”于是就在第二天，日军强行占领了永利碱厂，随后范旭东在塘沽的产业也全部被日军占领。
与此同时，南京厂也没有逃脱被强占的厄运。这家新建成的工厂在当时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可以生产制作武器所需的化工产品。在逼近南京之时，日军曾经想将这个亚洲第一流的大厂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动用各种渠道来逼范旭东就范，表示只要双方合作，就可以保证工厂区的安全问题。面对着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范旭东断然拒绝，他的回答是：“宁举丧，不受奠仪。”
就在南京战事打响之后，范旭东决定将能够带得走的图样、模型和机器材料全部抢运西迁，即使搬不动的工厂设备也要将仪表全部拆下来，对于那些搬不走的主要设备，便就地掩埋起来，或是拆下来扔进长江，以免日后被日本人所利用。在此后的8月21日、9月7日和10月21日三天里，日本的飞机对南京厂进行了三次有目的的轰炸，厂区内中弹无数，一片狼藉。日军进城后，三井公司便抢占了南京厂。1942年，日本人将该厂的化工生产设备全部拆运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为日军生产炸药。
对于生活在沦陷区的企业家们来说，他们的企业大部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工具，他们在日军的控制之下从事着生产活动，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他们希望时局会发生有利的变化，殊不知抗战的胜利将给他们带来的是被洗劫的命运。而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遵照国民政府的要求西迁重庆、四川等地，这些企业为战争之中国民军队的正面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支持，可以说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人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随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这些民族企业也难逃被兼并的命运，这个结果或许是他们不曾想到的。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企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沦陷，但在沦陷地区，却有着这样一座孤岛，那就是租界区。在租界里，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怪现象，与此同时，一轮暗杀活动也在租界内展开，一时间租界成为一个梦魇。
就在租界人民生活在恐怖之中时，作为大后方的重庆却是在天天上演着孔宋家族的财产争夺战，他们疯狂地敛财，使得后方企业苦不堪言。
“孤岛”怪现象
自从战事爆发之后，上海的闸北、沪西、杨树浦以及南市一带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但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没有被进占，市政权力仍然操纵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在这一片狭小的区域，对外的交通一直保持着畅通，对内交通在随后战事趋缓后也逐渐得到了恢复，使得该地区形成自由商业市场内贸易进出口的完全自由，从而在中国形成一个特殊的战时“孤岛”，它的范围包括东至黄浦江，西至大西路、法华路，北至苏州河，南至肇家浜路等一系列地区。仅一水之隔的苏州河两岸，一边正在炮声震天地进行战事，一边却笙歌欢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一奇特的状况却维持了四年之久。
虽然处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孤岛”时期的上海工商经济非但不是满目疮痍、一片萧条的景象，反而是空前畸形的繁荣发展。
虽然炮火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租界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到1938年底，租界内先后有总数达4700多家的企业恢复生产或是新建工厂，这个数字超过抗战爆发之前两倍还要多，1939年，新增工厂为1705家。
在这些新建立的工厂企业之中，以传统的纺织企业最多，也就是说在“孤岛”内，纺织业复苏最为迅猛。根据当时布厂同业公会的调查显示，到1939年，租界内新增823家企业从事染织、织布及手织工厂，布机增加了2.32万台，每月可以产棉布142万匹，而且此时工厂的利润高得惊人，平均利润都在战前的两到三倍之间。当然，这一现象与租界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随着租界内人口的激增，生活资料的需求在无形中扩大了几倍，消费品市场也因此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大。与此同时，人口的高度集中也为租界内的工厂企业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为工业的复工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料市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刺激。还有一点最为特殊，因为租界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带唯一的一处“非战争地带”，大量的人口和商业企业都向这里聚集，从而激发租界内无限的经济潜力。作为弹丸之地，租界生产所需要的全部原料都要从外部运进来，而所有的制成品都需要向外运出，由此看来“孤岛”的繁荣就像刀尖上的舞蹈，它完全依赖亚洲乃至国际政局的变化，时刻都有衰亡的危险。
随着“孤岛”的高速度发展，很快它便成为欧美各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商品交易的中心。在此之后，随着欧洲战局的逐步紧张，各国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对进出口贸易实行统制政策，特别是敌对国家之间的经济战已经打响。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德国对英国海上交通线实行破坏政策，而对于进入英伦三岛的中立国船只也进行严密封锁。这种情况之下，上海成了英国工业企业所需原材料和动物产品的主要市场。德国也凭借西伯利亚铁路，将五金机械、药品以及化学产品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上海，用来换取他们急需的战略物资。
正是因为这些微妙而独特的关系，“孤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1937年底，欧美各国的轮船开始恢复南北洋以及长江航线的航运，到1938年6月，上海至伦敦、马赛等欧洲城市的直达班轮也得到开通，随后国内航线也相继重新开通。上海很快便从残垣断壁之中恢复其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
就经济的复苏速度而言，“孤岛”是异常惊人的。在1938年1月，租界内各家工厂的工人只有3.19万人，到4月便迅速增加到了13.07万人，到这一年年底更是增加到了23万人之多。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一片繁忙景象，所有的面粉厂、针织厂都在一刻不停地加班运作，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且此时的利润高得惊人。
以针织业为例，线袜的利润为37.2%，丝袜为43.4%，羊毛衫为54%，羊毛袜为62.6%。这种高额的工业利润为各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盈余。以荣家为例，在租界内有申新二、九厂两家纺织厂和福新二、七、八厂三家面粉厂，其赢利远远超过战前，仅申新九厂一家在1939年的赢利就高达1000万元。也正是这些利润让荣家一举偿清战前所有巨额积欠，荣德生还在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投入银行业务，成为上海名副其实的巨富。这一时期工厂企业营业鼎盛，获利丰厚，成为机器工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同时，工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和金融业的兴旺。江浙地区的商贾地主和银行家们为逃避战火纷纷将公司和业务搬迁到租界内。整个1938年，租界内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家银行机构。
随着租界与国外的海运以及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纷纷携带大批钱财来上海避灾，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上海的百货业主供应的产品琳琅满目，使得整个零售商业空前兴旺。即使是在零售的小百货市场上，也是天天早晚顾客盈门，人如潮涌。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珍珠港进行了偷袭，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开始进攻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商业中心——上海和香港。
1941年12月8日破晓时分，日本军队在雨中从苏州河各桥向公共租界开进，中午便占领整个租界。上海海关、英商的汇丰、沙逊、麦加利等6家银行，美商的花旗、大通等5家银行以及大批外商企业被日军接管。1942年1月6日，日军改组了租界内的工部局董事会，在董事之中只有两名欧洲人，要职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始于1845年的上海租界，就这样在日本军队的刺刀下被完全终结。在此之后，日军在上海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到此，上海滩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孤岛”怪现象结束了。
暗杀连连，被波及的企业家
虽然在“孤岛”上企业家们有自己风光的一面，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政治暗杀是“孤岛”生活中常有的事。在那黑暗无比的恐怖岁月之中，所有人都不确定自己的明天是否还会到来。
1939年2月被称为“恐怖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租界内发生18件凶杀案，死者21人，被打伤10人。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孙子、曾经担任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的“安徽首富”李国杰。随后的暗杀愈演愈烈，开始波及到企业家和普通群众，策划这些暗杀行动的既有汪系特务，也有蒋系特务。
就在上海沦陷之后，国民政府虽然将办事机构退至重庆，但在上海仍然设有办事机构，并且对上海的工商金融业等加以管理。1938年，日商与法、意商人均打算在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以操纵市场。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和经济部联名电告上海各同业公会，明确禁止其参与其事，同时还要求上海特区法院彻查这一违法行为。在重庆国民政府的强力干预之下，上海的各类交易所均没有实现正式营业。与此同时，对于上海租界的金融业务，重庆国民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其进行渗透和管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一直坚守在上海，最重要的流通货币也还是法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