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5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这一银行带有中央银行的性质，同时还发行名为中储券的钞票。汪伪政府还下令，以三个月为兑换期限，江浙沪等八个省市的居民必须将手中所持有的法币全部兑换成中储券，其兑换比例为2∶1。这就意味着法币被人为地贬值了一半，并且使得法币彻底从沿海各省之中被排除。
面对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重庆国民政府恼怒万分，据传，当时一位叫谢芝庭的银行家即将出任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军统特务便在热闹的大都会舞厅里将其枪杀，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一起血案。为了对抗中储券，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还在上海专门设立了“中央特种宣传处”，举办“拒用中储券宣传周”活动。当时的租界当局也支持重庆国民政府，拒绝使用中储券，在租界内凡是发现使用者，便立即将之交送法院惩处。汪伪政权也紧随其后，与租界管理者强势交涉，并在中国银行进行强迫存储。虽然重庆国民政府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中储券还是在市面上流通起来，为此，重庆国民政府决定采用更加激进的手段。
1941年2月20日上午10点多的时候，六名神秘男子来到了上海外滩15号，其中一人直奔经理办公室。这些人进入办公室之后，突然拔出手枪四处乱射，随后还在办公室内扔了四颗炸弹，把大厅的玻璃震碎。一名公司警卫前来阻击，被当场击毙。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枪战，从大厅一直打到门外。这天下午，蒋系军统特务在医院和街上接连打死五名中储行的科长和职员。3月21日，又有一名中储行的科长被打死，如此一来，中储行的营业不得不被迫中断。此时，担任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中储行行长的大汉奸周佛海得知消息后急忙从南京来到上海，为了报复重庆方面的暗杀行动，他亲自写下手令：“中、中、交、农，一律枪毙”。
3月22日凌晨，八名汪系特务来到中国农民银行的职工宿舍，冲进屋子之后便是一阵扫射，当场有7人被打死，5人被打成重伤。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另一伙汪系特务来到中国银行的宿舍区，劫持了128人，几小时之后又绑走了70人。待将这198人关押起来之后，随机抽出三人，立即枪毙。3月24日，汪系特务又将农民银行和交通银行的3名职员绑走，还用炸弹对中央银行的两个办事处进行了袭击，当场炸死8人，炸伤36人。由此一来，四大银行不得不暂时停止营业。
为了报复汪伪政权的这一系列行动，重庆方面于4月22日派出3名特务冲进大华医院的病房，将在那儿看病的1名中储行业务科长杀死。汪系特务立刻做出反应，就在医院血案发生仅仅一个半小时之后，将中国银行的9名职员抓走，枪杀了其中的3人。
汪蒋双方如此相互劫杀，上海租界内顿时风声鹤唳。在3个月的时间里，租界内的社会秩序异常混乱，银行闭门不开，职员都躲在家中，富人更是争相将财产转移出去，就连大通、花旗等外资银行也做好了撤离上海的准备。证券公债的行情更是剧烈动荡，狂跌狂涨，一日之间的高低价差之大前所未有。一时间上海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人人自危。在疯狂的暗杀风波之后，一些老银行家在双方之间居中斡旋，最终由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总商会牵头分别致电重庆和南京，双方才勉强停止了这场血雨腥风。
这场发生在1941年春的暗杀风波，使得上海的天空充满了末日的气息。在恐怖之中，“孤岛”走完了它最后的时光，那是一连串暗杀的序曲，众多的企业家们随之被波及。
自1942年开年以后，不负责任的、荒唐的暗杀或经济犯罪此起彼伏。就在1942年的春节那一天，上海最大的8家歌舞厅遭到炸弹袭击，其中5家是在夜间的一个小时内同时发生的。3月份，多名企业家被绑架，其中包括上海金业交易所的副总裁、义泰兴煤号老板、崇美化工厂总经理以及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负责人等。在4月的最后几天时间里，4个银行雇员被暗杀，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家里被扔了炸弹。5、6月，一个名叫印占卿的华籍探长被杀死。7月，《国报》报社被两枚威力惊人的定时炸弹袭击。8月，汪精卫控制的《中央日报》大楼发生了火灾和爆炸，一名叫稽鲲生的银行家在夜总会门口被杀死。此后，中一信托公司和煤炭进口公司的总经理分别在家门口被绑架，大舞台剧院的老板差点被刺客打死。此时的上海已经变成了一座恐怖的暴力之城。
在那个血腥的年代，企业家们可以说是如临深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囹圄，进而惨遭不幸。在此之后，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双方的暗杀行动都有所收敛，最终抗战的胜利宣告了那个恐怖年代的终结，企业家们也终于告别了那个担惊受怕的艰难岁月。
一手遮天的孔祥熙
在1934年的“孔张之役”之后，国营资本通过不断的渗透从而实现了对国家经济的最终控制，可谓是始于金融，终于金融。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力度。蒋介石于1939年9月签署法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办主任”；同时还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战时政府金融财政业务的办理工作。从此，“四联总处”作为国家唯一的金融权力机构，垄断了四家银行的所有财税权力。蒋介石更是将常务理事、副主任的职务授予孔祥熙。
此时的孔祥熙真正处在了一生最风光的年景之中。自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之后，他相继担任了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可谓是权势熏天，仅在蒋介石一人之下，现在又领导着四大银行，做起任何事情来都顺风顺水。那么这位当时“宰相”都做了些什么呢？
在理财治国方面，孔祥熙的水平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进而有任何的提高，面对经济的波动不稳，他用来应对的唯一办法便是加印钞票。此时由于处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支出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孔祥熙命令加紧印制新纸币，曾一度因为印钞量太大，出现中央银行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大东书局等企业来帮忙印钞票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恶性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据张公权、杨格等人的研究数据显示，这一年的商品零售价格年上涨率分别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1944年231%和1945年的251%。在八年抗战时期，商品的平均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了2600倍还要多。这一时期，除了特权阶层之外，全国几乎所有国民都成了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人民群众都在通货膨胀的日子里艰难地前行，生活在“饿死的边缘”。
除了滥发纸币应对政府开支之外，这位山西票商也充分展现了他惊人的敛财技巧。可以说，在抗战爆发之后的八年时间里，孔家赚到了比之前还要多的钱。
在统管四大国营银行的同时，孔祥熙也一直将自己的裕华银行作为日后的退路。因此，在孔祥熙的努力下，这家银行成为当时重庆大后方最活跃的私人金融机构，在重庆的黄金市场上，它时常以实力最强的交易客的面貌出现，被称之为“西帮老大”。当时便有媒体进行过这样的记载：“西帮是黄金最大的买主，它要买就是整砖，资本大，势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再用牲口驮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在这篇报道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裕华银行实力非同小可。此外，在中央银行之中还有孔祥熙专门为裕华开的透支账户，在1941年时其透支额已经达到了3000万元之巨。随着战争的继续，裕华的注册资本在不断地飞涨着，据资料显示，裕华在战前的注册资本是200万元，刚刚迁到重庆之时便增加到了2000万元，到了1945年，其资本已经激增到了1亿元，速度之快，令人匪夷所思。
凭借裕华雄厚的财力，孔祥熙将生意的触角伸向各个产业之中。据有关材料显示，列在他名下的公司有28家之多，单是其中比较有名的商号便有庆记纱号、强华公司、祥记、大元公司、恒义公司与升和公司、广茂兴公司等，此外，他还从事文化产业，投资办过《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及申时通讯社，成为重庆大后方的“报业大亨”。
当时的孔祥熙可谓是一手遮天，他的势力范围已经囊括了后方产业中的大部分行业。虽然在治国上没有建树，但孔祥熙还是安稳地坐在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但是当时间推进到1944年的时候，历史终于出现了转机，这一年孔祥熙由于倒卖美金公债的丑闻被揭发，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公愤。面对全民的愤慨，1944年底，孔祥熙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及央行行长等职务。就这样，孔祥熙永远地退出了政坛。而接任他的宋子文也是个敛财高手。
宋氏兄弟疯狂敛财
就在孔祥熙辞职之后，宋子文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代理院长，此外，他还同时兼任财政部长、外交部长，权力更大于他下台的大姐夫孔祥熙。当人们对于这位银行家抱有最大的希望时，他们很快发现其实孔宋是一路人。
抗战爆发之后，宋子文便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在美国使出浑身解数争取援助。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接洽美国援华事宜。对于当时他在美国的游说活动，美国历史学家塔奇曼曾经有过这样评述：“宋子文是他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他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接近罗斯福总统的渠道……这些人被他令人难忘的说服力所打动，答应把他关于各种形势无可挽救的信件转交给罗斯福总统。”在经过了宋子文漫长的游说之后，1940年10月，中美之间终于签署了“钨砂借款”，通过这个协议美国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1941年2月4日又通过签署的“金属借款”，借给中国5000万美元。最为重要的是，在宋子文等人的积极奔走之下，罗斯福正式发表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同时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从此，源源不断的美援运到了中国，让正在苦苦支撑的中国军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总共获得美国的8次借款，共计7.478亿美元，同时还向中国提供了价值35亿美元的战略物资，这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宋子文的游说之功，可以说实不可没。正因为如此，《时代周刊》在宋子文登上封面的报道中指出：“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最有前途、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这一切，都为蒋介石“以宋替孔”创造了很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还要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宋子文从此前与蒋介石若即若离的关系开始逐渐回到向蒋靠拢上面来。因为从1932年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之后，就个人关系问题上蒋宋之间一直非常的冷淡。1943年底，宋子文的秘书邓勉仁因走私被判死刑。宋子文在向蒋介石求情时被当场拒绝，当时的场面非常的尴尬。为此宋子文还专程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讨教，吴国桢让当时的“才子”陈芷町帮他写了一封悔过书，其中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文与钧座，情同骨肉，谊实君臣”，蒋介石读至此处，非常的高兴，双方之间的矛盾和不快自此涣然冰释了。
虽然《时代周刊》尽是溢美之词，但这只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之中的好的一面。宋子文大官商的本质一点也没有变，在忙碌国事之余，他继续对自己的敛财事业兢兢业业，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具有超人的天赋。
宋氏兄弟等人将那些援华美金作为倒卖外汇的重要资源，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写的《宋家王朝》一书中便详细描述了宋氏兄弟倒卖的全部细节：“这些外汇进入中国的时候是按照20元法币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进行兑换的，而当时的物价以及服务费则是由黑市来确定的。在重庆黑市上1美元可以换取法币3225元。按官方汇价，一包美国烟在重庆值5美元，但在黑市上，5美元可以买162包。正因为如此，那上千万的用于救济中国的捐款，按官方汇价兑换之后就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了。如果按照汇价来计算，在中国修建一个公共厕所就要花掉1万美元，这在重庆成为一个笑话。但中国的官员们将这些救济金拿到黑市上去倒卖便能大发横财。”
除了将美金在黑市大肆进行倒卖之外，美国援华的物资也成为宋氏兄弟用来赚钱的绝佳渠道。宋子文和他的两个弟弟宋子安、宋子良在美国成立了“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和“环球贸易公司”，这两家公司承担了援助中国物品的采购和起运工作。宋氏兄弟在这中间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所用手段之黑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些援华物资之中大部分物资在由他们接管之后转入黑市进行销售，甚至其中的一部分在没有离开美国之前就已经被倒卖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