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和平赎买，就是指国家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赎买的具体方式不是由国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资金，而是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获取一部分利润。通过这一政策，一部分私营企业走上了国营道路，为后面进行更深一层的改造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随着改造程度的不断加深，人民政府又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国家直接支配和控制之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曾经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的，接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
国家的资本主义又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之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公私合营，包括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就是将公股加入到私营企业的股份之中，与此同时，国家派驻公方代表来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在这个过程之中，将会引起企业生产关系在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民族企业家们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企业也开始由民营企业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企业所得的利润按“四马分肥”的原则进行分配。
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在逐步加深，民营资本集团正在逐步弱化。在此后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中，这些民营企业的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相分离，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就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后来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后，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至此，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被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这一改造之后，私人资本随着不断的弱化已经无力与人民政府对抗，国营经济开始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北乐南荣：中国私营企业的终局
在全行业公司合营开始之后，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私人资本便在中国完全消失。
为了响应人民政府的合营决策，私营企业家们积极予以配合，在这之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国内最出名的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乐松生，南方的领头者则是最大私营企业集团上海申新公司的荣毅仁，他们先后都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的代表们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仅仅不过10天时间，北京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这意味着北京市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来到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察。视察之后，荣毅仁便立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之内实现上海市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新华社记者曾问起荣毅仁之后的打算是什么，他当时的回答是：“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北京市于1956年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乐松生在20万民众的欢呼声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泽东献上了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由此一张《乐松生向毛泽东送喜报》的照片登上了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就在北京胜利大会召开5天之后的1月20日，上海也召开了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报喜队的队员们来到会场向人民群众报喜，宣布上海市全市205个行业的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已经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第二天，在蒙蒙细雨之中，20万人的盛大游行在上海举行，上海人民敲锣打鼓庆祝上海市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
在庆祝活动的人群之中，荣毅仁大声地宣读道：“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在此之后，人们欢腾起来。人群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些由工商界人士组成的队伍，他们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向周围的群众欢呼招手。从这一刻起，他们不再是这些公司的占有者，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大中城市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至此，中国的民族企业已经走完了它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私有制在中国完全消失了，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宣告终结，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经济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公私合营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它也存在着自身的弱点和弊端。
工商阶层的声音：公私合营弊病重重
1956年，可能是建国初期的“最后一个春天”。这一年，随着“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公私合营的完成和粮食危机的缓解，新中国的建设蒸蒸日上，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工业项目胜利建成的喜讯。
这一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消失了。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们大鸣大放，集思广益，参与国政，此时的舆论为之一变，他们惊奇地欢呼“春天来了”。
就是在人民政府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氛围之下，围绕着如何搞好合营企业、如何对待私人资本等一系列问题，工商阶层也进行了大争论。1956年5月15日至6月8日，全国民主党派以及工商联负责人受统战部的邀请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公私合营企业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病，工商界人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现行政策提出了批评性意见。由此一来，工商阶层的意见开始出现在人民大众的视线之内。
对于当时厂里面实验技术的应用问题，广西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在厂里进行电池配方的实验时，他提出了在没有成功试验之前不要进行批量生产。当时的公方代表就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造成了生产出来的电池质量很差，没有销路，使得厂子损失了40多万元。”
对于工厂中讲排场，人浮于事的现象，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经验和习惯，在新产品的试制、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技术措施的计划上面，一般都可以做到花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虽然现在企业的规模扩大了，但是讲排场的坏习惯在企业中不断滋生，就算是一般的工厂都要设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组织机构过于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私方人员提意见的时候，不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经常被讽刺挖苦，意见根本得不到采纳。
还有一些人谈到了公司合营之后私方人员出现生计困难的问题。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的收入为40元左右，他的家里6口人，每人平均7元，生活非常困难，公司却要他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厂长只能无奈地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私方人员的关系上，湖南省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在公司里面，公方人员常常以改造者的身份自居，在与私方人员相处时也总是在强调阶级关系，同时私方人员的成果也得不到尊重，例如私方人员有了一项发明创造之后，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发明的。在福利待遇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在私方人员的安排方面，有的有技术却安排做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却安排下车间，从而造成了生产中的混乱现象。
对于“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口号，北京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具体到每个工商业者都不加分析地向每一位工人去学习，也就是说不能把每个工人的各个方面都笼统地、一概地去学。当工商业者要向他们学习时，却发现工人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想，他们的品质并不那样高贵，他们的很多言行也不值得去学习。比如有的工人常常不爱惜公共财物，损毁工具，浪费材料，有的则不遵守劳动纪律，有的消极怠工，有的打人骂人，甚至偷东西……这些表现并不是理想的工人阶级的品质，万万不能去学。
在所有的发言者之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观点也最为激进的是章乃器。这位既办过私人企业，又有经济理论修养的粮食部部长以发表文章、讲话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官僚主义和生产效率的问题。章乃器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生产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第二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说，现在已经有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自命已经“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种人很危险，他们会在有意无意中变成特权人物。如果深入地进行检查，可能会在他们的身上发现痕迹不断加深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
第三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算不到什么夸张的。
章乃器等人的观点是大胆的。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人民日报》、《大公报》等多家报刊刊登了这些言论，有赞同的，也有驳斥的，一时理论界热闹非凡。
但是到了6月8日这一天，风向却突然大变。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这场因为公司合营而引发的大讨论确实指出了当时在公私合营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这些工商业者提出的意见也是具有事实道理的，但是随着大规模反右派斗争的开始以及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这些合理的意见被搁置，以至于公私合营的问题长期存在，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和全国经济的正常运转。
注 释
[1]. 引自毛泽东于1952年3月5日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
[2].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8页。
第四节 全民大炼钢铁与三线建设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时代，这一时期“赶英超美”成为中国的主要指导思想，随之而来的是“大跃进”运动和全民大炼钢铁。
此时，“鞍钢宪法”诞生。随着中苏关系的交恶，苏联将所有援助中国建设的专家撤走，并且陈兵百万在中国的东北边境，为了应对苏联的背信弃义，中国在西部地区开始了紧张的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
“赶英超美”口号的提出和全民大炼钢
在20世纪50年代，“赶英超美”是一个洋溢着民族主义激情的著名口号，当然它的背后是对于“赶超”这个定义的单维度理解和乐观估计。
1957年11月，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利用苏联刚刚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有利时机，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社会主义正处在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衰退期”。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骄傲地宣布，苏联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作为苏联的近邻，同样是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也不能落后，于是在会上毛泽东便表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并超过英国。1957年12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北京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国将用15年时间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并超过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