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以方塘作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人在学习时有所悟、喜所得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
诚如诗文所启示，一个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思想活跃、胸襟开阔、才思不断；一个集团只有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才能为事业发展汲取源源不竭的动力。
综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一以贯之的是全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肃、认真、科学的学习态度，是党员群体呈现出的好学上进、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特征，是融会贯通、钻研探索、创造升华的学习追求。
通过学习，党增长本领、凝聚力量，奠定了开天辟地的辉煌基业；也唯有依靠学习，党才能在未来征程中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书写继往开来的历史篇章。
2015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为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所作的序言中强调，好学才能上进，好学才有本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从学习西方到“以俄为师”—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求学路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使得不甘于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先进科学技术的优势，并产生了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思想念头。
历经千辛万苦，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相继踏出国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期望以此救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一次次寄以“救亡图存”渴望的努力，被残酷的现实一次次击败，沮丧与失望不可避免地袭扰着中国人民。现实状况中的种种困扰与苦难，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极大地震动和鼓舞了中国人民。屡屡尝试却被现实屡屡无情打击，从而一时迷失方向、彷徨徘徊的中国先进分子，仿佛苦苦漂浮于汪洋大海的水手，看到了远方海平面上若隐若现的灯塔和陆地，终于准确把握到了前行的方向。
高扬社会主义旗帜的莫斯科继日本、欧洲之后，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努力求索的理想彼岸；他们很快确定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求学日本，探索救国道路
东方岛国日本，经过1867年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在“脱亚入欧”理论的指导下，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继而极端膨胀出现的军国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等与中国相近，加上在国家转型与发展上的独特经验，日本成为近代众多中国留学生的求学目的地之一。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曾留学日本。
多数留日的中国青年学习的均为法政等文科专业，独特的人文思想使他们格外关注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演变。这期间他们眼见日本社会凸显的种种矛盾，也为部分留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想涌入日本，日本国内对其研究热情愈加浓烈。
部分中国留日学生接触到日本思想界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品，深受影响。他们燃起了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并通过翻译日本学者相关著作等方式，努力向国内引进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就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触、了解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而率先扛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在中国大地上播种传扬。
1913年冬，24岁的李大钊前往日本求学。次年9月，他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
在日本，李大钊学习到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结识了安部矶雄、河上肇等人，逐渐受到他们为人民争取福利的主张和偏向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不平等的“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条款激起了无数中华爱国人士的愤怒。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们更是激愤难当，李大钊当然也不例外。他积极参与到抗议斗争之中，奔走呼告，并起草了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以谓有国可亡，有人可死，已无投鼠忌器之顾虑，宜有破釜沉舟之决心。”李大钊由于频繁参与抗议斗争长期缺课，最后不得不中止学业踏上回国的归程。
1918年，李大钊在深入对比分析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异同点后，敏锐地认识到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来临。同一年，他在两篇激情洋溢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热烈、激动地赞扬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他以历史巨人般的深远眼光，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李大钊孜孜不倦地学习，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梳理归纳，撰写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于1919年10月、11月，分两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将成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思想发生巨变的一个契机，这为他在“十月革命”后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加以传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赴欧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思想的推动下，大批青年远赴欧洲求学，其中以去法国、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居多，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队伍。
这些立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欧洲社会，认真学习，不断思考。由于囊中羞涩，赴欧求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需要勤工俭学来维持生计。正因为此，他们进入欧洲工厂做工，与工人们一起工作的同时，充分体会了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状态，联系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情感上都发生了质的改变，最终锻造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士，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在这批人中间，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和森、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等优秀人物。他们逐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留学西欧团体。周恩来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周恩来以其出色的学业成绩和表现，深受学校创办人严修的器重。1920年8月，周恩来成为南开学校推荐的两位赴欧洲留学学生之一。同年11月7日，年轻的周恩来登上驶往法国的邮船，为了追求真理，漂洋过海远赴他乡。
周恩来到欧洲后，努力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奋发图强，“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平时除了上课，他喜欢到书店看书，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著作。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学习理解，周恩来逐渐接受和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1921年，在张申府和刘清扬的介绍下，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该小组也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后来，周恩来在写给国内“觉悟社”的信中说：“我认清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自1920年起，远渡重洋的四年多时间里，周恩来走遍欧洲各国，一直活跃于先期共产党在欧洲的进步团体与相关学生组织，并在其中担任主要负责人。
欧洲留学经历，使周恩来切实了解了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源地的历史与现状，通过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系统地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深入学习、分析、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价值与指导意义，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正并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为追求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留学苏俄，走俄国人的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系统研究俄国革命的李大钊等人，率先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引入中国并广泛传扬。在红色大旗的指引下，先进青年纷纷对北方的“红色政权”予以关注，“以俄为师”很快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思潮。
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之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自此，我党在“以俄为师”理念指引下，开始有组织地派遣先进青年赴苏联留学。同年，刘少奇、任弼时等前往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协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先后有三批赴东方大学学习，包括邓小平、傅钟等。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为更好地培养中国革命所需人才，国共两党继续向苏联派遣留学生。苏联共产党为此组建了“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接受国共两党派出的留学生。留学生在苏联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加强研究借鉴苏联的政治工作经验，并积极参加各种军事训练，从各方面努力提高革命技能。
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理解了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进入苏联各类军事院校学习。在这些留学生中，许多人日后成长为我党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使我党的革命武装运动更为专业化。刘伯承、左权、萧劲光等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
风云际会，一位位优秀的留苏共产党人，犹如点点星火，在燃烧自己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奋勇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座灯塔。这其中，刘少奇便是重要代表。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和其他同学一起受邀旁听了会议。坐在会场里，刘少奇看到主席台上列宁和其他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喜悦之情不言而喻。这些领袖的大名，在国内时就已如雷贯耳，现在能亲眼见到并聆听他们作报告，确实是激动人心的事。虽然那时刘少奇的俄语水平还不高，难以听懂列宁报告的全部内容，但有机会亲眼见到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列宁，兴奋之情久久不能平静。
会议闭幕以后，刘少奇被安排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他阅读了《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资本论》等著作。在学习中，他很注意把革命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思考，时常对比分析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的差异。
1921年7月，刘少奇得知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消息，激动异常，迫不及待青春寄语。
地与负责中国留学生班思想工作的政治教导员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透露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久之后，东方大学组织第一批学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仪式，刘少奇与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同学就在其中。
短短一年的苏联留学经历帮助刘少奇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以及列宁的工人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斗争等基本理论。
1948年7月1日，刘少奇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历史，深情地说道：“到西天取经，只有一年就回来了。在苏联时间不长，也算取了经。由此确定了我的革命人生观。”
鸦片战争打开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华儿女饱受欺凌。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国门，漂洋过海，远走他乡，只为寻得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一团火光，照亮黑暗与混沌的前程。经过深入学习与钻研，最终他们找到了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或日本、或欧洲、或苏联的段段留学经历，使得早期的共产党人在汲取知识的同时，充分了解了西方社会现状。他们犹如一棵棵扎根沃土的树苗，在马克思主义阳光雨露的滋养下，在自身不断努力下，逐渐锻炼成长为党和革命事业的参天大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习近平同志说，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2在斗争实践中学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明确了走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党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试图以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政权。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大部分起义都失败了。
在严峻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学习，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出发，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到农村中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退兵文家市，走上井冈山。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一度占领醴陵、浏阳县城。但是，起义遭到国民党正规军优势兵力的集中反攻，起义军几路人马先后失利，损失惨重，几近全军覆没。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及时改变策略，调整原定的攻打长沙的部署，退兵文家市。
9月19日深夜，当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的战士们都已沉沉睡去时，文家市这个小集镇的里仁学校后排教室里，却灯火明亮。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团长苏先骏等前委委员，以及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请大家对部队的进退方案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