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进嘛！”师长余洒度率先嚷道，“中央、省委不是要我们拿下长沙吗？不打长沙没有出路！我们怎能在长沙省城暴动未发生之前就偃旗息鼓呢？我认为，还要打，应取浏阳直攻长沙。”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打又打不赢，退又退不得，难办啦！”三团团长苏先骏叹着气说。
“现在敌强我弱，我们不能再硬拼了，不然有可能全军覆没啊！”卢德铭担忧地说道。
毛泽东一直吸着烟。他猛抽了一口，坚定地说：“我主张退，我不赞成再打长沙。难道我们非要拼到一兵一卒不成？”他还有针对性地说：“目前，张国威两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还有一个团驻守长寿街，我们就剩这点血本，不能鸡蛋碰石头了。洒度兄，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的！我们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
“养精蓄锐？东山再起？怎么个养法？怎么个图法？”余洒度立即反唇相讥。
毛泽东拿过地图，目光炯炯有神，指着罗霄山脉中段，坚毅地说：“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山，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什么，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去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不知是谁气冲冲地说道。
“不。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与历代的山大王不同。”毛泽东挥动手臂，坚定地说，“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个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才能徐图发展。”说完，他又点燃一支烟。
现场出现了难得的安静，大家认真琢磨着毛泽东的话语。
“我赞成润之兄的分析。”卢德铭适时表态，“现在的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都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
“时间不早了，马上天亮了。我看举手表决吧，赞成润之意见的请举手！”绝大多数人举起了手。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举起了一座大山！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即宣布：“现在，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明早即向萍乡退却。”
“退兵萍乡”的提出，开始了我党武装斗争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转折。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键举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过一年三个月的积极努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井冈山根据地欣欣向荣的革命形势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令蒋介石非常恼火。1928年11月，他命令湘赣两省纠集六个旅共三万多人的部队，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经研究决定工农红军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主力3600多人主动出击，转战赣南，与留守井冈山的队伍内外呼应。
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先后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在艰苦的斗争中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
当时的工农红军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军持续不断的军事进攻，导致红军部队时刻都要面临残酷的牺牲，普通战士很难相信自己能够迎来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
这种失落、悲观、沮丧的氛围就像浓浓雾气笼罩着革命队伍。1930年元旦，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并不可行，红军要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很困难，不如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面对白色围剿，红军屡战失利，林彪困惑地发出疑问：“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毛泽东意识到，林彪对时局的悲观估量，代表了当时红军中普遍存在的疑虑。中国革命到底要不要建立广阔而扎实的农村根据地？革命到底路在何方？
这是一个影响全局、事关根本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在系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予以科学的回答。
回复林彪的来信，正好是一次教育军队、统一思想的机会。
1930年初，毛泽东奋笔疾书，历时五天，洋洋洒洒一篇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写成了。此信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这封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更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发到各纵队、大队党支部，要求展开充分讨论。
在信中，毛泽东指出，林彪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的：“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毛泽东认为，林彪在行动上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闽粤赣交界的区域内的游击，是因为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他批评林彪对于利用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战略思想缺乏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分析了林彪等人悲观思想的根源，是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斗争形势。革命虽然遭到了暂时的挫折和失败，但是，从事实上看，当前中国就像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合适的火种，很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
他以雄辩的事实论证，只要看看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士兵哗变的情况，就能知道不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出现在不远的前方！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信心、激情澎湃地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工农武装割据
在紧张繁忙的行军战斗生活中，毛泽东总是抓紧一切时间研读书籍，思考问题。他有两个书篓，可以说是他最珍贵的“家产”，无论转战何地，总是随身携带着。
读书成为毛泽东战斗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他曾经明确指示警卫排的战士们：今后凡是打下一个地方，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
1928年5月，红军攻克茶陵县的高陇圩，战士们在国民党军阀谭延闿家里缴获了许多书报，其中有一本《三国演义》。当这本渴望许久的书送到毛泽东面前时，他高兴地连声赞道：“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毛泽东爱读书，尤其钟爱阅读经典著作；但又和那些喜欢舞文弄墨、夸夸其谈或者言必称希腊、出口必是马列经典论述如何如何的人不同。有一次，他给身边工作人员方强谈起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体会，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应读这本书。有人说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只有狭隘的经验主义。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所以现在利用时间潜心读点书。你是一名工人干部，也应多读些书。但是理论学习的目的不是引经据典，而在于应用，在于与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将他从历史、军事、政治典籍中汲取的智慧与知识融会贯通，并结合斗争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密切结合，以武装斗争为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持，以土地革命发动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武装斗争建立稳固的后方依托，最终实现政权波浪式的发展壮大，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导下，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1930年陆续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即工农民主政权组织），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毛泽东认真思考并总结经验教训，撰写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等著名论述，并向中央多次汇报斗争经验。
这些富有成效的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为促进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而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青春寄语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不唯书、不唯上、不信邪，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从斗争实践中学习，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
这条道路，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突出体现，也是一个成功实践。新中国正是从这里走来。
半个多世纪后，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3改造我们的学习—延安整风运动的着力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广泛、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自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束，历时整整四年。
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次运动也打破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实现了全党的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酝酿筹备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急关头重新确认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红军在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强调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的适时正确调整，开创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人民力量大发展的良好局面。
然而，由于王明长时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言必称马列，在群众中发表演说，演讲起来引经据典，行文如流水，这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干部颇具迷惑力。他还通过出版自己的著作等方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因此，他的错误思想的根源以及影响还远没有得到清除。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错误路线在党内能够存在并造成广泛影响，是因为全党上下思想不统一，正确的观点不确立就不能抵御错误思想的影响。为了系统地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从1940年下半年起，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国共产党六大以来主要历史文献的收集、编辑和研究工作，编撰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在深入分析党的历史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这些观点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根源所在。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九千多人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伏击，奋战七昼夜后除了大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毛泽东心痛地指出，“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皖南事变的沉重教训深刻地刺激着毛泽东。他意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已经到了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切实解决的急迫时刻。
毛泽东立即行动起来。1941年3月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指出，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不了解下情，却担负指导责任，“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题，作了一场生动的报告。他观点鲜明地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种极坏的作风，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只会背诵马列书本词句而不懂研究中国革命实际、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篇措辞尖锐、观点鲜明、指向清晰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后，好像石沉大海，不仅在报刊上没有见到宣传报道，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毛泽东深感忧虑。他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
确定基调
为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会议召开前，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通知，要求大家学习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比较分析，评判对错，厘清思想。这些举措，尤其是对《六大以来》的研读，为九月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