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南京政府，并要求对张学良、汤玉麟等按军法处置。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学良于3月8日电请辞职，以谢罪于国人。南京政府同时发布命令：“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身兼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忠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逆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底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此后，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蒋介石深感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必须逼迫张学良下野，为自己戴罪受过。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下野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北方的阎锡山军队和冯玉祥的旧部都因张学良曾在中原大战中与己作对，所以不听张学良指挥。这就无法靠张学良在北方指挥各军抵抗日寇，而中央军又不能调往北方。二是因为张学良体力不支，精神颓丧，统率诸军精力不济。三是蒋介石要张学良为自己戴罪受过。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张学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并补充给东北军充足的弹药，以便让自己戴罪立功，收复热河的希望，从北平赶往保定。张学良到保定后，首先与先期到达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于委员长与总司令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
张学良只得表示：“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
3月9日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车与蒋介石商谈。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首先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飞往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让张学良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张学良表示：
“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以申国法，振军心……”张学良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
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好！”
蒋介石离去之后，张学良失声痛哭，并与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我只不过是个替罪羊，代人受过罢了。”
1933年3月2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宋子文为其办完了出国手续。
4月11日，张学良启程赴欧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张学良后，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为此事帮了忙。听说你与张学良的交情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张学良这张牌还要打，等有一定时机再说。”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
轰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日寇越过长城直逼平津。
蒋介石为了全力“安内”，对于日本的侵略竟不加干涉，1933年5月31日，他派亲日派黄郛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中国军队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和以南地区。
——日本随时用飞机侦察第一项之实施情况，中国方面应予保护。
——日本认为中国方面已执行以上条件后，即回归长城一线。
——长城以南和延庆至芦台一线以东以北为治安区，由中国警察机关执行。
协议将察北、冀东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区。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四省的合法化，更为危险的是它令华北门户洞开，平津随时可以被侵占。
1934年3月1日，日本宣布在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4月17日，日本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称日本是东亚的主人、中国的保护者，任何国家不得染指中国，中国更不能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当年的5月14日，蒋介石便派代表与日本就“满洲国”通车、通邮、长城设卡等问题达成协议，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
然而日本的野心并不止于此。裕仁天皇已经决定了“南进”的国策，意图倾全国之力侵略中国。下一步就是华北。他指示“当前把南京政府对华北政权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
此后的日本不断在缓冲区制造事端，寻找借口逼迫蒋介石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让中国在天津、河北的驻军撤离，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同时压制中国自发的反日行为；《秦土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蒙古独立。这样日本就可以控制中国北方一线各省，为从北向南的全面侵略做好了战略准备。
1935年，日本开始积极策动汉奸在华北发动“五省自治运动”。
1936年9月23日，日本又提出七项要求：
——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唯一切其他权利和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之征收及军事之管理等，皆需移交当地自治政府。
——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
——订立共同防共协定。
——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线。
——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
——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
——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学校教科书。
这个要求实质上是企图变晋、冀、鲁、绥、察五省为“华北国”即“第二个满洲国”，这样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同时政治、经济、教育以日本利益为主，从而为侵占华中、华南做好准备。
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媚日求和的蒋介石骑虎难下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一向媚日求和，以达到全力“剿共”的蒋介石也终于感到有些顾虑了。
当日本天皇破坏和自己的暗约，发动“华北事变”侵占热河时，蒋介石就多少感到引狼入室，“剿共”正值骑虎难下。
由于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扩张，严重地损害了国民政府和“四大家族”的利益。
日本在华北的武装走私与非法掠夺使国民政府主要收入中的关税、盐税、统税急剧减少。据统计，仅关税一项，从1935年8月至1936年5月，即减少约3000万元，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损失，动摇了它的财政基础，也迫使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变化。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作了重要讲话，尤其在外交方面，他分析说：
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
此话表示了日本如果无止境地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这说明蒋介石对通过“国联”解决日本危机仍抱有一线希望，而中心要点，仍是“先安内，后攘外”，即以最大力量消灭异己力量，以“忍耐”二字，将“剿共”之战披上了合法外衣，“五全”大会虽然对抗日问题未有重大突破，但表明了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某些微妙的变化。
1935年12月9日，北平首先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唤起了千千万万人的爱国觉悟，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这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估计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侵略，全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代表美、英利益的蒋介石政府有可能为了减轻人民抗日运动对自己的压力，维护其利益而改变对日态度，因而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1936年5月中旬，日本在天津、青岛增兵，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平津、河北、山西和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