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的作战内幕
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中国独立抗日的局面，蒋介石便插手“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1942年12月8日凌晨，日本以183架飞机从海上6艘航空母舰上突然起飞编队，秘密偷袭美国珍珠港。无疑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激怒了日本，实际这是一场战略上的报复行为。
日本偷袭这天，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一点也没有防备。日本183架飞机低空悄悄进去，狂轰滥炸，珍珠港一片火海升腾。8艘战舰没待反应过来均已成了哑巴，260余架飞机全部化为灰烬，4000名官兵全部成了牺牲品。
蒋介石接到电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他就向罗斯福总统、丘吉尔以及斯大林做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紧急联合军事会议。
结果反应不一：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大个子罗斯福和矮个子丘吉尔却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在宋子文的周旋下，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决议在重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英国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要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迫在眉睫。最后大家同意，从中采取行动。于1941年10月重新开放缅甸公路，确系东方战场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蒋介石急于表态，要使这条道路保持畅通。除了缅甸和经过苏联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
但是，此时的香港本身就处于日本人日益强大火力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出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护他们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尽管这个建议没让英国人接受，但他还是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小日本。
苏联是首先援助中国抗日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蒋介石只相信他自己和依靠资本主义国家。在1940年底有一次官邸汇报中，蒋介石对一位交通部次长说：“苏联担任的西北运输工作应全部停止。”这位次长吞吞吐吐地说，新疆尚有许多物资未曾运完，而且都是急要的。蒋介石一听，怒气冲冲地命令他：“你照我的意思办不会错，你不要再想运了，再这样下去，都成他们（指中共及苏联的）的世界了。”
杜聿明听到有些诧异，觉得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飞机、坦克、枪炮等都需要大量的油料、弹药补充，为什么要停运呢？特别是杜聿明所带第五军的坦克等装备迫切需要苏联的补充，可是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始终未敢出声。
原来，蒋介石对苏联存在疑虑，怕苏联与德、意、日结成联盟，宁肯依靠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故坚决站在反共反苏的立场上，当时断然拒绝了苏联的援助。他集中全力经营滇缅公路，任命小舅子宋子良为滇缅运输总局局长，设立许多汽车保养站，集中主要车辆担任运输。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在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了英国人的拒绝，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改变了初衷。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蔑视中国人民英勇无敌的力量，满以为在短期内完全可以使中国屈膝投降，哪知打了一年、两年、三年，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愈战愈强。这时日军妄想从沿海包围截断我国际交通线，迫使蒋介石投降，于1939年冬在广西钦州、防城登陆，侵占南宁，截断我连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9月间又侵入越南。至此，我滇越国际交通线已被截断，而可依靠的仅有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早在1938年春即开始修筑，于是年12月间初步通车，成为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可是通车不久，即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断留难，甚至在1940年7月18日英日正式成立封锁滇缅路协定，自是日起英国封锁滇缅路三个月，到10月才又开放。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向日本宣战，与英国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蒋介石权衡利益再三，认为日本已显败相，遂在年底对德、意、日宣战。
1941年2月，英国军队遇急，要求中国派兵支援。蒋即令杜聿明率第五军、六军、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
为救助英军，中国远征军与日军抗击12天，但获救后的英军却不支援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当然也不能等着全军覆没，必须及时撤退。面对中国军队的巨大损失，身为总司令的史迪威却令中国军队誓死抗战。
此时的中国军队只顾掩护英军撤退，自己的退路却被日军截住，只得突围。据杜聿明回忆：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曲折迂回，费时旷日。至6月1日前后，军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二十二师到达打洛；九十六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二零零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泸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
自6月1日以后至7月中旬，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一堆。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两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突围后的中国远征军从原来的十万余人减少到四万余人，其中由于不熟悉当地地形，加之指挥混乱，非战斗减员占了大部分。
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英战略矛盾，中国远征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而只有保卫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是自从中国缅印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草案，于1941年五六月间正式送交英方后，在半年多时间内，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军事先入缅布防。在多次中英会报中，英国方面一直坚持它的错误判断，着重要求中国在车里、佛海布防，而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问题，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
中国远征军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对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问题，蒋介石想自己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但英国对蒋介石并不欢迎，因此采取排斥的态度，下令中国远征军归英方指挥。蒋介石对此自不甘心，曾于1942年2月27日令侯腾飞返腊戍提出七项条件通知英军司令部胡敦，划清中英作战地境。但英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只要与它有利，它是什么也承认的。胡敦除了关于设置联络官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因而未予承认外，其余都接受了。3月1日，蒋介石亲到腊戍指挥部署，企图对胡敦施加压力，取得指挥权。英方另派魏菲尔来见，关于指挥权的问题仍然没有做出让步。
一计不成，蒋介石又生一计。他在离腊戍前又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腊戍，指挥中国远征军，并面命杜聿明“要绝对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这就是在中国远征军之上，再加上一层重复机构。
史迪威一出头，英方看到胡敦经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继任英缅军总司令（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亚历山大一到任，便下令放弃仰光。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指手画脚，不可一世，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员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蒋介石对英方不通知中国即放弃仰光，非常愤怒，3月9日令第五军未入缅部队暂缓入缅。11日正式令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12日又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英方正式提出意见说：“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间指挥系统不明。”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难缠，于18日由腊戍飞渝，向蒋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结果，并“请示将第五军主力集中于平满纳”。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军之力，在同古击灭敌人一部，以壮大他的声威，从中取得中英军在缅联合作战的指挥权。但史迪威由渝返缅后，因为二零零师撤离同古问题和杜聿明闹翻，遂就返梅苗向亚历山大报到，表示归英方指挥，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下，把中国远征军完全任亚历山大宰割，并派出他的喽啰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指示。
由于缺乏对中国士兵的了解，加之美英指挥官漠视中国士兵的自尊，直接导致了远征军的失败。
第一次入缅远征失败后，中国远征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撤到印度，改称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简称“中国驻印军”；另一部分退至本国境内怒江东岸，连同以后新增加的部队到1943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在后来的反攻及打通中印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显示出中国士兵侠义勇敢的战斗精神。
蒋介石篡夺抗战“果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由美、英、苏、中领衔的26国联盟，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提议下，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起中国、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在反法西斯斗争进入决定性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军大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他指挥的部队的战斗序列又做了重新调整，为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但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与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的英勇奋斗分不开的。可是，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想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
为了抢占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日本南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他明确指示：“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
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电文后，蒋介石于重庆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演说中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恕道。这种恕道成为蒋处理日本投降和有关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犯严惩的一面。
蒋于当天电命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按指示原则投降，并派何应钦代自己接受投降。蒋对冈村指示六原则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一切装备暂不许动，保持现有态势，静听命令；飞机船舰停放现地；长江船舰集中宜昌、沙市；不许破坏任何设备、物资；接到该指示后，要迅速答复。
蒋介石随后就向各地伪军发出通令：“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然后制定了伪军收编方案，改伪军为自新军，替蒋介石占据伪军原占领的地盘。同时，要求美国替自己运兵抢先去占领原日本侵占的地区，空运军队去抢占京、沪、平、津各大城市。
冈村接蒋电令后，于17日答复。冈村直接向蒋拍电，说明立即遵命派代表赴玉山，要求派员接见。电报最后署名为“驻华—日军”字样，充分表明冈村并未认罪。
1945年9月9日，蒋介石派何应钦主持受降典礼，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统辖的128万军队的投降；派熊式辉、杜聿明去抢占东北地区；派李延年去抢占山东地区；派10个整编师，约30万军队去抢占中原地区。
对侵略者，总是手软，与人为善；而对本国人民或不同政见者，则严厉镇压，不予稍怠，是自清朝以来当局者极其突出的劣根性。这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者以天下为私物的政治特征。
由于蒋介石对日军的“与人为善”、“以德报怨”，使得中国人民不仅没有从日军那里得到应有的补偿，而且这场战争留下的余毒至今仍在危害着无辜的人民，没有得到认真清算。
此时，蒋介石的图谋已经开始暴露。
重庆谈判桌前，蒋介石与毛泽东的握手
时间到了1945年8月，这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喜庆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