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里，舜寿空闲起来，不再起早贪黑地忙碌，星期日也不加班了。原因是在南川县政府发现了一个花名册，上面有他的名字，于是他被审查，临时派去办展览，以后查清楚那只是一个工厂的名册，并无其他问题。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倒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了。星期日常常带了两个孩子去天坛公园，泡上一壶茶，看汶和 高兴地滑滑梯，打秋千。有时带他们到城门口去看火车，当列车鸣着汽笛，轰隆隆地从我们身边驶过时，汶会高兴得跳起来。一天舜寿把雨伞撑开，挂在院子里晒衣服的绳子上，让汶站在伞下，然后把手上的一大杯水淋在伞上，一面说下雨啦！下雨啦！汶便高兴得跑来跑去。我常感到，只要舜寿在家的时候，生活总是那么温馨，充满了欢乐。也许正是因为都忙工作，在一起的时间确实不多，便更觉得珍贵了。”
当年四局第一技术科唯一的正式党员苏安生回忆道：
“那时，让我搞这件事，说是有一个名单，上面有徐舜寿和周鹤龄的名字。我说，那有什么奇怪？他是第二飞机制造厂的少校课长，当然名册上会有他的名字。”
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在徐舜寿的档案中，保存着一份《关于徐舜寿同志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78]所党字第114号），这是在他去世十年半以后的1978年6月24日，三机部603所临时党委为他的历史问题作出的结论。对于宋蜀碧所说的花名册和苏安生讲到的名单，组织的结论是这样的：
“关于徐舜寿是否参加情报网问题。
伪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情报网名册是在1949年6月由原中南航空办事处接管伪第二飞机制造厂时在伪档案箱中发现的。1950年6月原中南空政保卫部将情报网名册复写若干份发至各航空站进行调查。1954年5月在南昌247技工学校保卫科发现情报网名册中有徐舜寿后，即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情报网名册人员900多人，遍及于全厂各科、股、车间以及消防清洁班、理发室、伙房等单位。组织形式是以单位人数多少编为两个支队，一直属分队和若干小组，厂长和政治指导员室总干事为总负责人。徐舜寿为直属分队第一组组员。
1954—1964年10年当中，先后共调查情报网在册人员蒋步云等20人左右。在20人当中，只有蒋步云在1951年整风学习中一度承认是情报网组员，但不久又推翻了。其余人均不知有情报网组织。对此，1956年10月22日，二机部四局分党委做了关于徐舜寿情报网问题的审查结论：
情报网组织是当时搞政工工作人员编制的，因工厂从南川迁移南昌未及公布。徐本人不知道有此组织是可以相信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过去想找而未找到的李华。李华1951年检举揭发过蒋步云为情报网组员。李华这次交待：‘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在小组会上交待了蒋步云在解放后清点伪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的器材设备时，曾对我说这件事。在清点器材的过程中，伪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有一只箱子破了，露出一本防特的小册子。说是有情报网……我交待了这一件事，小组认为我的交待不彻底……我的自传就没有通过。为了瞒混过关，为了通过自传，我当时就编造了这一检举揭发材料。’
李华和蒋步云是情报网发现以后，仅有的两个检举和交待过情报网的人。蒋步云承认后不久就推翻了，以后一再声明没有参加。而李华的这次坦白他过去的检举是属于伪造。这样一来，过去和现在，曾经找到的有关人员，确无一人承认有此情报网组织和参加情报网组织一事，为此这个问题，应维持原有结论。”
（《关于徐舜寿同志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78]所党字第114号）
“情报网”案的始作俑者李华是由于“小组”认为“交待不彻底……自传就没有通过。为了瞒混过关，为了通过自传……当时就编造了这一检举揭发材料。”而徐舜寿则为此接受了参加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历史政治问题审查。
四局技术科设计组
在徐昌裕副局长支持下，1954年9月，四局第一技术科设立了设计组。徐舜寿把黄志千请来担任组长，成员有顾诵芬、程不时和李在田。
黄志千，1914年1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
他是上海交通大学航空门的第二期毕业生。1937年7月毕业后按规定到航空机械学校受训。1938年4月结业后，辗转于云南垒允、昆明，缅甸八莫，四川新津等飞机制造厂，负责并参加了Hawk-Ⅲ、И-15、И-16等飞机的修理及机场的服务工作。
1943年10月，他到美国康维尔（Convair）飞机制造公司工作，参加了B-24轰炸机的设计、制造和240型双发运输机——“空中行宫”的应力分析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他进入密歇根（Michigan）大学航空研究院攻读力学硕士。1946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的航空工业局与英国格洛斯特（Gloster）飞机制造公司签订了合作设计喷气式战斗机的协议，黄志千等一行遂转赴英国参加设计工作，他负责喷气战斗机的机身设计。
来四局以前，他是112厂设计科的代科长。当时，从苏联转来的图纸属于绝密资料，管理非常严格。在图纸转来以前，苏联方面曾经派专人来检查图纸资料的保密设施。对接触和保管图纸人员的政治条件要求很高。由于历史、社会关系等原因，黄志千借阅图纸和资料受到限制，甚至不允许查看米格-15飞机的设计图纸。鉴于很难开展工作，黄志千写了请调报告，经组织批准，于1952年3月调到航空工业局教育处中教科，负责航空工业系统所属中专学校的管理。
飞机设计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系统工程。随着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飞机设计也越来越面临科学、技术和管理等多方面的挑战。黄志千在国外参加过多种机型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要搞设计，就必须吸收这样的人才。徐舜寿了解黄志千。在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工作时期，徐舜寿是飞机组副组长，黄志千是该组成员。通过努力，徐舜寿把黄志千调到第一技术科设计组。从那时起，他们携手为开创新中国自主设计飞机的事业并肩战斗了极为宝贵的10年。
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徐舜寿为了设计中国自己的飞机，用贤选才，不怕风险谗言，不顾对个人的影响。这一点，在近20年的工作中始终不变，即便为此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
在四局工作的5年时间，徐舜寿的思路越来越明晰。他想往的是创建一个具有自主设计能力的飞机设计机构。
注释：
①王西萍，1914年12月出生于山东乐陵。1936年8月弃学从军，到西安参加张学良将军创建的学兵队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军官支部书记，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原局友军工作部秘书、驻鄂西北代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共旅大地区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大连县委书记兼县长，旅大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关东行署农业厅厅长。
建国后，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与发展。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调王西萍任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主持工作。1953年1月，航空工业局成立分党组，王西萍任分党组书记。1955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王西萍任航空工业局局长。他还是第二机械工业部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在1960年召开的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上，王西萍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随之以“国民党特务嫌疑”蒙冤被隔离审查两年多，1963年重新分配工作。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文给予彻底平反。1963年王西萍调交通部工作，历任公路总局局长、公路运输局局长、水运工业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②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召开，接待“八大”代表参观，在二机部展出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四局组织了航空工业展览。8月27日开始筹备，9月28日预展，11月18日结束。这次展出共接待12001人次参观，其中“八大”代表897人次，中央各部委6255人次，部属机关、厂、校4849人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参观了展览。徐特立说：“看来航空工业聚集了各种工业的精华”。“八大”代表参观后留言说：“希望航空工业迎头赶上，早日达到国际水平。”展出期间还组织了飞机表演，受到“八大”代表的赞扬。（摘自《中国航空工业史丛书》航空工业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