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中国的飞机设计机构
1956年1月31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支持下，国务院召开制订十二年自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动员大会，中科院、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科技人员到会。会上宣布成立10人科学规划小组，范长江为组长。3月起，10人规划小组以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采取“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
航空工业局派徐昌裕和黄志千参加规划的制订。4月，16位苏联科学院专家应邀来中国，对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按照组织安排，徐舜寿和昝凌等参加了制订过程中的有关会议和讨论，聆听了多位中、苏专家的学术演讲。
对这些专家、权威所作关于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等科学技术发展研究的学术报告，徐舜寿深感佩服，也深感自己大大落后了。他渴望能在航空科技和工程方面有所作为。
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徐舜寿、黄志千认为，要独立自主发展航空工业，要提高中国的飞机设计能力，必须建立独立的设计机构，必须自行设计整机。否则，我们只能跟在人家后面。他们向上级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独立的设计机构的建议。当时的外部条件很有利，在四局工作的苏联专家也认为中国在完成歼5（米格-17ф）的仿制以后，应该发展自己的设计能力。按徐舜寿的思路，飞机设计室应建在北京。但苏联专家建议，可利用112厂设计科的基础，先组织学习米格-17ф飞机的资料，然后对米格-17ф的一些部件进行改进设计，将来再自行设计新飞机。最后，根据苏联专家意见，四局决定将飞机设计室建在112厂。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这是当时普遍的说法。但转让给我们仿制的米格-17ф却是1954年就已经停止生产的飞机。正因如此，苏联连标准样件和型架等工艺设备都卖给了我们。
前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徐昌裕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苏联的援助也有其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苏联给我们的援助严格限制在飞机的制造技术方面，他们不希望我们掌握研究、设计、试制、开发技术。作为苏联政府的一个政策，苏联专家们当然要贯彻执行，我明显感到他们限制我们接触这些不在援助之内的事情。”
徐昌裕当时已经是四局的副局长，他也主张中国应该自行设计飞机。所以，徐舜寿、黄志千的意见，很快就被四局党组采纳了。
1956年8月，四局王西萍局长向112厂、410厂发布了《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简称命令），决定从1956年8月15日起，在112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命令》中任命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
叶正大是著名的叶挺将军的长子，出生于1927年，广东惠阳人。1947年，组织安排他在东北民主联军俄文学校学习，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到苏联学习。1955年，叶正大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回国以后，领导希望他留在北京工作，但他认为自己学到的本领应该用在飞机研制生产的第一线，所以坚持要到沈阳飞机制造工厂，做一个普通的工艺人员。这次，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命令》确定了飞机设计室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批技术力量，一面学习苏联的产品设计资料和有关的基本规范，掌握设计计算程序和方法；一面在工厂进行生产实习，熟悉产品的工艺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部件或整机产品的实习设计，为将来建设飞机、发动机设计所准备条件和培养干部。
《命令》强调，开展航空科学研究和设计工作是关系到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建设的问题，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航空工业所属各企业、各部门，均应积极地给予支援和帮助。其中112厂、410厂尤其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厂必须充分关怀与支持设计室的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工作条件和有关问题，使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工作得以迅速、顺利的进行。
之后，徐舜寿、黄志千即赴112厂，他们利用参观米格-17ф的全机静力试验和试飞的机会，与叶正大会合，共同商讨设计室组建事宜。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的创建工作从此开始了。
四局徐昌裕副局长在9月12日召集112厂开展飞机、发动机设计座谈会。徐舜寿在会上做了关于设计室筹建工作的发言：
“经过我们较长时间的酝酿并和专家们的多次讨论，我们认为，飞机设计室成立以后的工作可分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主要任务是配备人员，组织力量，学习、消化已有的苏联飞机资料，编写有关设计的原始资料，并与国内各有关院校和科学院有关研究机构联系，寻求技术支持；第二阶段才是设计飞机。目前，中国在设计飞机方面所具备的条件：
①四个飞机工厂（指112、122、320、211厂）有设计人员300人，其中大学毕业生约50人。他们对飞机构造大致熟悉，但理论方面则较差。另外，各院校中有几十位教授和讲师。他们在理论方面，如空气动力、强度等，较有研究。其中有20人曾在英、美飞机工厂设计过喷气式飞机，有人参加过英国歼击机的设计工作。我们可以请他们做一些协作研究工作。
②设备：中国现有低速风洞三个，风速约150公里/小时，略大于飞机降落速度。风洞直径均1.5米。在这样的风洞内做模拟试验，对保证飞机在低速时的稳定性等还有一定意义。其他静力试验、强度试验国内可以做。
③我们有十来种苏联飞机的生产资料，虽然空气动力和强度的原始资料不多，但在图纸、技术条件方面还是相当多的。这些是我们十分宝贵的参考资料。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目前有条件考虑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歼击教练机，所用发动机推力约1000～1400公斤，速度约为马赫数0.7，即不超过临界马赫数。该机坐两个人，仪表特设与乌米格相似。我们研究过世界各国教练机的情况，发现意大利、日本、荷兰、英、法都有这样的亚音速喷气式教练机。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飞机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估计的设计进度为：1957年第二季度开始初步设计，第三、四季度进行风洞试验并更改初步设计；1958年设计零部件；1959年试造；1960年第一季度进行静力试验，第二、三季度试飞。该机所用材料、附件、仪表都尽量用中国的。
如果按期进行，主要关键问题有三：
①如何迅速取得苏联在华专家、资料等方面援助，如何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②发动机问题如何解决。我们初步意见是向苏联购买三台РД-500，并由发动机设计室配合设计、试造与РД-500相似的离心压缩式喷气发动机。
③如何更好地组织局内设计力量到设计室来，如何更好地争取局外各方面支援。
这个计划是否对，这三点关键如何办，希望得到大家指教。另外，也曾有过把44号机（即米格-17ф）改为教练机的想法。这种想法值得考虑。即使这样，自己设计小推力的喷气教练机仍然是可以平行进行的。”
这个发言是徐舜寿对如何建立我国飞机设计事业长久思考的结果，也是他在筹建设计室期间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这个简短的发言具有他的特点，言简意赅，不仅对工作的安排有条不紊，而且对工作有着战略性和规律性的思考。不难想象徐舜寿讲这番话时的激动心情。
这是一条充满艰辛和未知因素的道路，徐舜寿和他领导下的年轻的飞机设计团队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艰苦创业
1956年10月，飞机设计室正式在112厂成立。根据四局的决定，飞机设计室业务上属四局飞机生产技术处领导，行政上委托112厂管理。工厂如有需要设计室帮助解决的生产、技术等问题，由四局统一下达。
黄志千率领顾诵芬、程不时先行赴沈阳报到，徐舜寿大约在两周后到沈阳。为避免由于安排家属等事务性工作影响组建设计室，徐舜寿和黄志千都把家留在了北京，只身来到沈阳。到达沈阳后，他们住进了112厂的小招待所里。当时，112厂完成了喷气式飞机歼5（米格-17）的仿制，去112厂参观、考察的领导和各方面人员很多，所以工厂将厂领导住的小楼改建成了一个条件相对好一点的招待所，按现在的眼光看，这个招待所只是很普通的单元房。
他们在小招待所里住了几个月。当时的条件很差，招待所里连热水都没有。于是黄志千买了一个热水壶，顾诵芬买了一把柴刀，他们自己劈柴烧水，解决用热水的问题。徐舜寿来了以后，与他们住在一起，便于有了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可以一起讨论。
徐舜寿和黄志千、叶正大立即着手人员调配和机构设置工作，很快向四局提出了飞机设计室各专业设置和人员配备的规划方案。
顾诵芬回忆：
“1956年徐舜寿同志的愿望，在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终于得以实现了。根据他本人的请求，经局党组的批准决定，在沈阳112厂建飞机设计室，并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他患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不顾孩子幼小，抛弃了在北京舒适的生活条件，毅然去沈阳创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
当时建设计室虽有局领导的支持，但在技术条件上是十分困难的。不像建厂和建第四设计院那样，苏联派来成套专家并带来成套资料。建飞机设计室苏联方面并不热心，局总顾问的态度是让我们干着看，并不指望有什么成就。军方也不指望要自己设计的飞机，所以在这种形势下要建立这个事业，就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当年参加设计室创建的胡除生、冯家斌回忆：
“飞机设计室办公地点是在112厂技术大楼三楼上临时挤了几间办公室，非常拥挤。从外厂调来的人员一律不准带家属，都住在单身宿舍，都在集体食堂吃饭。当时沈阳的生活供应比起北京和南方一些城市还是较差的。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志都能以工作为重，忍受生活上暂时的不便而毫无怨言。为了解决办公室的不足，1957年在112厂的厂部大楼后找到一排弃置多年的小红房。加以维修后作为设计室的办公场所，这样才得以正式开展工作。”
尽管当时的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但是徐舜寿仍然按照他心目中的飞机设计室的要求来设计办公室。他要求把小间的屋子打通，变成大办公室，所有的制图桌都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他的位置在屋子的一角，整个办公环境可以一览无余，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可以协调解决。早年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实习时，那里设计室的环境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说“美国的设计室是个大屋子，设计员都在里面，总设计师可以看到大家，随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实验室则是由一间原来的厕所改造而成的。
办公条件虽然简陋，但徐舜寿对实验设备和办公设施却毫不含糊。譬如绘图桌就不是简单到外面选购现成的产品，而是徐舜寿与几个设计人员一起精心设计、订制的，绘图桌有好几个抽屉，这样可以多放一些书籍、资料，还配有可放铅笔、橡皮、三角板的专用板，另外还有可存放描图纸的长形空间。图板可以在上面平放也可以竖起来。这种绘图桌的设计形式，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算零件重量需要测量面积用的求积仪等仪器、还有计算模线和强度需要的电动计算机等设计工具等，都是购买来的。徐舜寿很重视模线间和模型间，挤出原来小平房里的过道，建了模型间。
飞机设计室的机构是在主任设计师下设立了各专业组。开始总体和气动为一个专业组，由陆孝彭为组长，随着工作深入，总体和气动分成了两个组，陆孝彭调任歼教1主管设计师。专业组设置为：
总体设计组，组长程不时；
空气动力学组，组长顾诵芬；
强度计算组，组长冯钟越①；
机身设计组，组长屠基达②；
机翼设计组，组长沈尔康；
起落架设计组，组长吴孟伟；
操纵系统设计组，组长陈今；
发动机、燃油系统组，组长陈嵩禄；
液压冷气系统组，组长郭松林；
高空救生组，组长吴石青；
特设组，组长周兴文（后为胡诞园）；
军械安装设计组，组长胡除生；
文件、标准检验组，组长胡除生。
后来，理论外形专业设在总体组内，颤振专业设在气动组内。
在设计室还有独立的资料室与图书组。另外，在主任设计师办公室内，设有行政助理、秘书各一人，财会人员两人，共同负责管理设计室内的日常行政和财务工作。
这种组织机构是按徐舜寿对飞机设计机构思路设置的，行政部门简化，整个机构短小精干。
选拔人才
1956年组建飞机设计室的时候，徐舜寿凭借着对中国航空工业领域飞机设计人才的了解，从实际需要出发，按照飞机设计各专业的设置和人员配备规划方案，建议局领导由局机关和局属各工厂抽调部分技术骨干，从南航和沈航当年毕业生中挑选优秀毕业生充实设计室的技术队伍。由于他在四局第一技术科任科长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培养各工厂设计人员，所以他对三个飞机厂设计科的人员都很熟悉。四局领导非常支持徐舜寿的要求，立即抽调了多名技术骨干，其中有：211厂陆孝彭③、沈尔康，122厂屠基达，320厂林家骅等，他们都是各飞机厂设计科长或副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