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根据空军关于改善飞机使用维护性的要求，歼8Ⅱ型飞机在结构设计上加大了口盖面积，使用维护口盖总面积已达全机表面积的22.8%。在设备安装上采用相对集中、分层布置的方法，并配备方便的随机工具，做到维护省时省力。在地面设备上，配套研制了牵引车、雷达通风车、交流电源车、液压泵车和压力加油车等。所有这些措施使歼8Ⅱ型飞机再次起飞准备时间缩短到25分钟以内。
歼8Ⅱ型飞机从外表看仅在进气道和腹鳍上与歼8不同，但飞机内的系统则有很大改变，所以重新设计的生产图样达80%，可以沿用歼8原形的生产图样也因国标化的要求而重新绘制，导致设计图样的工作量几乎和全新飞机一样，由于进气形式的改变及外挂武器种类的增多，高低速风洞试验也做了1.8万多次。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飞机结构、系统及武器等做了将近100项的重大地面试验。
歼8Ⅱ型飞机虽属改型，但实质上其设计工作量相当于研制一架新歼击机。
现场总指挥
歼8Ⅱ试制任务落在了当时称为松陵机械公司的112厂。
112厂的前身是张学良在1930年建的飞机厂。1951年6月正式创建，被命名为国营第112厂。1956年12月，启用厂名国营松陵机械厂。1979年6月，改称松陵机械公司。1986年1月，更名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1994年6月，经国家经贸委批准，在原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沈飞工业集团，公司更名为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沈飞公司）。
为了加强松陵机械公司对歼8Ⅱ型飞机研制的指挥调度能力，强化型号总设计师系统技术责任制，确保型号设计生产问题得到及时的协调和处理，加速歼8Ⅱ型飞机研制进程，1982年9月，上级决定将601所副所长管德调入松陵机械公司任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
杨凤田在一篇回忆文章 中写道：
由于历史原因，沈飞和601所关系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协调好厂所关系，更为了强化歼8飞机的研制，航空工业部党组在1982年年中酝酿对沈飞公司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据说在北航召开了专门会议，拟由管德出任公司总经理，唐乾三出任公司党委书记。会上，管德说服了部领导，由唐乾三出任总经理，吕一力任党委书记，管德出任公司总工程师并兼任歼8Ⅱ研制现场总指挥，这在航空工业是没有的，一般现场总指挥都由试制厂的总经理担任，由此可见部党组对管德同志的信任和期望。
——杨凤田《管德与歼8Ⅱ》
为适应新机研制的需要，松陵机械公司新的领导班子对一些不合理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一些延续了几十年的仿制体制，初步改造为能够适应自行研制的体制。为了协调好厂所关系，有效推行以总工程师为首的生产技术责任制，加强对歼8Ⅱ型飞机研制工作的领导，公司决定组建新的组织机构。
首先成立了歼8Ⅱ型飞机研制领导小组，管德担任了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为顾元杰（公司副经理）、顾诵芬（公司总设计师），在领导小组下设立了现场工作组、成品工作组、材料工作组和计算机辅助制造工作组（CAM工作组）4个小组，职责为协助领导小组抓好各项具体工作。
此外，在总工程师领导下，1983年松陵机械公司组建了主管工程师室，作为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技术副经理的办事机构。主管工程师室的人员构成由厂所共同选派，其主要职责是：对厂所和厂内各生产技术单位的新机研制工作进行协调、督促、检查；进行设计，试制信息反馈处理。主管室在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和科研副经理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厂所研制工作的纽带，有利地促进了歼8Ⅱ型飞机的研制。
进入1984年，歼8Ⅱ型飞机的研制已进入地面系统联试和总装配阶段。航空工业部按国防科工委1983年11月召开的重点武器装备总设计师系统和行政调度指挥系统会议的精神，结合部内的具体情况，除继续加强从部到公司、厂所的纵向指挥系统外，还要建立以型号为中心的横向协调指挥系统，形成矩阵管理体制。为此部决定在沈阳建立歼8Ⅱ型飞机研制现场指挥部，作为航空工业部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国防科工委、总参谋部批准的飞机研制总方案（其中包括战术技术性能、技术状态、研制总进度、研制经费概算等），在研制现场对部属承担本型号任务的公司、厂所实施横向协调指挥，直到生产定型为止。
指挥部的任务有以下几项：
1.按照部级总网络图，编制本型号的专项或分阶段工作网络图，编制与之相适应的专项工作措施，并发有关单位执行。
2.及时检查了解有关研制单位任务完成情况（包括协作项目），并向有关主管单位反映情况。航空工业部在考核、调整有关单位完成年度、季度科研新机计划时，要充分听取指挥部的意见。
3.定期或不定期发出本型号的研制工作通报，通报以航空工业部下达的计划和主、辅机厂所之间签订的协议或合同为依据，按照执行情况的不同进行表扬和批评，同时对有关单位反馈的信息和提出的问题，指挥部要及时组织处理。
4.部在新机奖金分配时要征求指挥部的意见。指挥部对型号任务研制有显著贡献的单位，可提出给予奖励的建议。奖金统一由部核定下达。
5.协同航空工业部有关司局检查有关研制单位的科研试制费使用情况。
1984年1月，航空工业部确定了歼8Ⅱ型飞机研制现场指挥部组成人员。管德兼任现场总指挥；副总指挥由王若松（兼）、顾元杰（兼）担任。
杨凤田回忆：
现场指挥部是航空工业部的派出机构，有权对有关参研单位实施协调指挥，沈飞公司和601所共同组建了指挥部办公室，在管德的领导下，与总设计师系统密切配合，很多问题都及时得以解决。如02架静力试验机，设计做出两处重大设计更改，工厂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为保证试验万无一失，管德同志果断做出重新加工制造的决策，保证了试验的质量和进度。
——杨凤田《管德与歼8Ⅱ》
1984年2月8日，现场指挥部在松陵机械公司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管德主持了会议。会议首先研究分析了歼8Ⅱ型飞机研制形势及任务，为确保歼8Ⅱ型飞机优质安全“七一”上天，要求各有关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务必在6月10日前完成开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留下20天请领导机关审查批准放飞。会议还讨论了指挥部的人员构成及歼8Ⅱ型飞机的评审安排等问题。
为了加快歼8Ⅱ飞机研制步伐，按计划首飞上天，在管德的组织下，现场指挥部认真总结了过去新机试制的经验教训，发现过去一直采用的横道图（周期表）、框图（装配顺序图）等方法组织飞机研制有明显的缺点。一是把整个研制过程分割成若干独立阶段，看不清主次工程及大量相关因素的交叉关系，不利于合理地计算和分配时间；二是容易漏项，造成失误。因此，指挥部决定采用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应用网络技术实施新的管理模式。先后编制有118个管理点的Ⅰ级网络图、8份Ⅱ级网络图、14份Ⅲ级网络图。网络图的应用不仅便于指挥部及时组织协调，也使各执行部门有了明确的目标、全局观念和紧迫感。网络图的应用也使成品供应和总装前的试验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为了充分发挥试制费的使用效果，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管德和公司总会计师朱克俊领导组织了技术经济承包、制定了《歼8Ⅱ飞机技术经济合同考核办法》，与7个系统、13个科室、28个工艺室、32个车间签订了合同。承包制的实施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确保了研制进度，抢回了耽误的时间，同时也节省了大量研制费，据不完全统计，仅生产准备阶段就节约了140万元。
管德在领导歼8Ⅱ试制中，始终坚持“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不断强化质量控制，制定了《歼8Ⅱ型飞机研制质量保证大纲》，对研制的各个方面提出质量要求和责任制。为了确保首飞安全，管德亲自出任质量复查小组组长，对飞机专用零件，特别是关键件、重要件、部装、总装逐项进行检查，对检出的问题都进行了妥善处理。
管德在领导试制中身体力行，哪里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大锻件有问题他到北京找部里协调解决，沈阳没有车票，他跑到鞍山上车，办完事连夜赶回沈阳是常有的事。
——杨凤田《管德与歼8Ⅱ》
对于管德在歼8Ⅱ研制中解决诸如大型锻铸件问题，顾诵芬也有很深的印象。他回忆：
管德抓住了加快歼8Ⅱ飞机研制进度的关键。
一个就是用数字化的模线样板。这件事112厂已经弄了好几年，也买了一些必要的设备，但还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管德去后采取的办法是：利用601所的计算机，算出外形数据，算完以后派人带着数据赶到北京625所，利用625所的大型绘图机，画好图再带回沈阳。最紧张的时候，晚上出发，第二天到北京，工作一天，晚上再赶回沈阳，一天两夜跑一个来回，就这样加快了模线样板的工作。
还有一个是大型锻铸件，这是关键，需要与部外的单位协调。为了保证协调工作顺利，都是管德亲自到北京来办。经常也是头天晚上从沈阳出发，第二天一早到北京，到北京就到北兵马司找相关部门，有时候直接到部长那儿批，解决问题，晚上再回来，经常只能买到晚上12点以后的火车票。
回到沈阳，大概是上午9点不到一点儿，他还有一个特权，工厂会派车接他，到厂以后，9点半准时开生产会。管德就是凭这么个精神才把歼8Ⅱ研制进度推上去的。
——顾诵芬谈话（2012年5月）
“唐管二顾”
在这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中，管德身兼数职。型号研制现场总指挥、型号副总设计师、试飞领导小组组长。型号行政总指挥何文治曾经诙谐地将歼8Ⅱ研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称为“唐管二顾”，即沈飞公司经理唐乾三（注），现场总指挥、公司总工程师管德，公司总设计师顾诵芬，公司副经理顾元杰。
1991年，中国航空工业创建40周年的时候，由时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姜燮生任编委会主任、周日新任主编，组织编辑了《中国航空工业四十年》大型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唐乾三撰写的《歼8Ⅱ飞机的系统工程管理》。
文中写道：
1982年11月，在参加航空工业部计划会议期间，我就在想：有一个厂也在研制新机，比我们早动手一年半左右，如果我们和兄弟厂来一个竞赛，说不定就可以极大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会议期间，我就把这个想法向王其恭副部长做了汇报。我说，这个想法还要向公司常委汇报，和干部职工商量一下，采取背靠背地赛。当时得到了王副部长的赞成和支持。
——唐乾三《歼8Ⅱ飞机的系统工程管理》
在“唐、管、顾、顾”和有关部门领导互相配合下，歼8Ⅱ飞机从设计开始，3年半首飞；从设计部门发完结构图开始，1年5个月首飞；首飞之后，100天完成不带外挂物的调整试飞。唐乾三写道：“1984年6月12日，也就是在兄弟厂的新机上天的45天之后，歼8Ⅱ型飞机首飞成功，研制周期缩短了一年多，从而赢得了竞赛的胜利。王其恭副部长对我说：‘当时你们提出要竞赛，我真替你们捏了一把汗。现在看来，沈飞公司的职工真能打硬仗，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1989年，歼8Ⅱ飞机开始装备部队，在我国航空装备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歼8Ⅱ的研制过程，证明了管德不但是一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系统工程管理者和实践者。他回忆：
在歼8Ⅱ项目上，我担任了副总设计师，后来还担任了现场总指挥。
我抓得比较紧的是工厂、车间。原计划年底首飞，我们用了很短的时间，1984年6月就实现首飞了，比计划早了3个月。
试飞也进行得很快，属于工厂试飞要做的工作，大概3个月就全飞完了。以后就转场到了阎良的试飞院。
我和老顾说好，那时候他当总设计师我当副总设计师，我说你就去干你的技术，剩下的事你不用管，我替你顶着，这样他就好办多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现场总指挥，顾名思义，就是研制现场的计划、组织和出现的问题都需要由他领导、组织、研究、处理、解决。
在管德领导下，松陵机械公司在歼8Ⅱ研制中采用了计划评审技术，按飞机制造程序编制计划网络图，使整个试制工作形成一个整体，全面有序。同时，在执行计划中采取高度平行交叉作业，尽最大可能缩短试制周期。
在原型机试制过程中，除加强行政指挥外又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把质量、进度、费用三位一体进行承包，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新机研制是制造厂和设计研究所共同的任务，搞好厂所关系，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是保证新机研制的重要条件。管德领导下的现场指挥部以及联合的办公室、联合工作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83年春节后，601所重新调整了跟产队，加强补充了跟产队的力量，与公司的试制人员一起工作，深入现场及时处理试制中出现的问题。而松陵机械公司主动承担了60l所各项试验所需试验件、工装设备、试验台的加工，保证了601所试验顺利进行。由于601所与松陵机械公司紧密团结协作，加快了飞机的试制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