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露瀛理解管德，她曾经说过：“与冯钟越他们相比，管德觉得自己落后了许多，因为冯钟越虽然与他一样，在学校里没有学很多，但出校门后没有脱离技术，一直在学习和积累，而管德在机关做行政性工作5年，没有深入钻研技术，所以他认为自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赶上大家。”
为了给管德创造学习和深入钻研的条件，王露瀛担负起了全部的家务劳动。时隔近60年，管德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
王露瀛来沈阳后，分配到119厂会计科工作，工作还算稳定，但很忙。
王露瀛在我们这个家里，是负担最重的。她要上班，还要管家、做饭、给孩子做衣服，等等。
——管德回忆录
作为妻子，王露瀛基本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业余活动——看电影。
王露瀛对电影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她说，1951—1956年，在北京四局机关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每逢周末、周日，她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电影院。有一个星期天，她从机关宿舍出来，从东单到王府井，一连看了4场电影。
到了沈阳，建立了小家，原本小两口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一起看电影，但管德太忙了，他与王露瀛约定，一周最多只能看一场电影。王露瀛还记得，一次，她告诉管德说自己有两张电影票。话音未落，管德就抱歉地对她说：“这周已经看过一次，不能再看了。”
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王露瀛感到的是一种幸福。
有人曾经在一篇博文中探讨过，中文里“幸福”一词，对应的应该是哪一个英文单词？在英汉词典中，“幸福”是“Happi？ness”，但作者认为“Happiness”更恰当的翻译应该是“快乐”，而“快乐”和“幸福”在语义上是有区别的。作者的看法是：
“幸福”似乎更像是Satisfaction（满足）和Happiness（快乐）的结合。即便从字面上看，“幸福”也应该包含有“幸运”（Lucky）和“福气”（Fortunate）这样的语义；从心理学概念看，“幸福”不仅含有一种快乐的情绪（Moodor Emotion），更有一种对自己所处境况的满足感，后者是一种基于认知的判断（Perceptionand Judgment）。快乐可以是很短暂的，转瞬即逝的一种感受，而幸福却应该是一种有理性判断作为基础的，比较稳定的长期的感受。两者都有主观的感受成分，但幸福似乎更有一种价值判断和Assessment（评定）在里面。一般来说，一个幸福的人，应该也是快乐的。但反之就不一定成立。一个人可以很快乐（性格因素，或者是短暂的感受到快乐），但并不一定会感到幸福，就是因为这两者之间属性上的区别。
——引自《昭君的博客》
事业是有志者梦寐以求的，需要为之付出艰辛和拼搏。对于管德，为实现理想和事业的成功而奋斗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对于王露瀛，她需要来自丈夫的爱，这其中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呵护，也有两个人心灵的交融。通过沟通、交融，管德在追求事业成功中所得到的幸福传递给了妻子，而王露瀛则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简陋的小家营造成为丈夫的幸福港湾！
他们的小日子，充实、满足并快乐，在那间小小的居室里，他们品味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是一只小小的船”
著名散文作家周国平曾经写道：“对于我们，家又何尝不是一只船？这是一只小小的船，却要载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岁月不会倒流，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我们竟不感到陌生。四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只要这只船是牢固的，一切都化为美丽的风景。人世命运莫测，但有了一个好家，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
1964年哈军工毕业分配至601所的杨凤田对属于管德、王露瀛的那只“小小的船”有深刻的记忆：
我1964年哈军工毕业分配到601所工作，当时管德同志是气动力室副主任，他的技术专长是气动弹性，工作上我与他没有什么接触。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大字报中知道他出身不简单，因他父亲是张作霖的军需副官而被整。1974年毛泽东主席对湖南省株洲市单位派带队干部管理知识青年的做法给予批示和肯定，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下乡的高潮。我们所当时也积极响应，在全所范围内优中选优，选了20几位带队干部，其中有管德同志和我。管德同志当时为总体气动力室第一任主任，我是科技处计划科副科长。他被分配到铁岭县依路公社，我被分配到铁岭县红旗公社哈尔边大队，带所里自己青年组成的创业队，这时我们俩才有近距离接触。
我记得，管德的大女儿管葆瑛也是应届下乡青年，为了给她办关系，我们俩一起跑过有关机关，我第一次去了他三台子的家里，是112厂分配给他的宿舍，只有一间住房，也就12.5米2。当时他妈妈带着他的小侄子住在他家，他有两个女儿，一共六口人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房子小只好住上下铺。
管德是1952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当时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由此也可看出国家当时的贫困状态。
——杨凤田《管德与歼8Ⅱ》
杨凤田与管德结识的时候，管德的家在地处沈阳三台子的112厂宿舍楼里，601所所址在沈阳市皇姑区的塔湾，此地得名于辽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初建、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重修的无垢净光舍利塔。
“文化大革命”中，管德与所里多数技术骨干一样，承受着政治上的压力，也经受着生活上的艰难。
我们陆续有了两个女儿——葆瑛和葆慧。
因为工作忙，我们也不会带孩子，于是就把葆瑛托给奶奶，葆慧托给了外婆。后来陆续接了回来，读书直到大学毕业，也都分配在沈阳工作。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他们的大女儿管葆瑛辽宁大学毕业后，到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UNSW）读博。二女儿管葆慧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以后一直在外企担任会计主管。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经移民至澳大利亚悉尼市。
从管德的回忆中，人们可以想象那时的艰苦，但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影响他与妻子女儿之间的亲情。管德认为，一家人只要能在一起，必然其乐融融，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那时，601所在塔湾，家住三台子，还没有足够多的钱买自行车，我每天沿着乡间小路走回家，王露瀛已经把晚饭做好，带着两个孩子在乡间小路的路口等我。
夕阳西下，两个女儿喊着爸爸迎上前来，妈妈在后面笑，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