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风风雨雨。只有家里坚定不移的温馨的支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回家，要下放农村，家里都是坚强地共渡难关。要下乡一起下乡。在表态会上，只有我提出一家人一同下乡。别人说这种选择有点可笑，可当时全家人都确信，只要全家人在一起，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幸福是靠全家共同创造的。
——管德回忆录
601所在塔湾，112厂在三台子，两地直线距离超过7千米。按照一般人步行速度5千米计算，这一段路需要走1个多小时。
管德简洁的语言，仿佛绘画中的白描，寥寥数语，勾画出一幅情景交融、温馨感人的画面，也映衬出他在厄境中襟怀坦白、豁达开朗的气度和胸怀。
“扼住命运的咽喉”
1985年，管德调来北京工作，妻子也一同到了北京。他们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孩子们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老一辈人的离去也减轻了两人肩头的负担，就在他们即将步入被称为珊瑚婚（35年）的幸福日子的当口，管德被检查出患肾癌。
那一年，管德59岁。
中国古代将人的一生分为9个阶段。《礼记·曲礼上第一》记载：“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
50岁称艾，“服官政”的意思是做官。60岁称耆，“指使”的含义应该是发号施令、领导、指挥别人。古人如此划分，显然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人生规律的认识。从“服官政”和“指使”的意义上讲，管德完全符合这一划分，但患癌症却是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变故。
管德冷静地接受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他开始了与疾病的顽强斗争。
医生为他采取了手术治疗，这是对局限性及局部进展性肾癌采用的最主要治疗方式。在做了肾切除手术后，管德又上班了，民航局领导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限定了他的工作时间——每周6小时。
医学方面的专家认为，肾癌手术后的存活率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要是治疗效果好的话，会是几年，但另外部分患者很有可能因为手术带来的并发症而抬高死亡风险，因而会减少生存期。因此，对肾癌最好采取手术联合中医治疗的方式。医学界认为，以中医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可以快速恢复手术造成的免疫损伤，清除术后微小残余的肿瘤病灶，防治转移与复发，在治疗的同时，有效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从而提高肾癌的治愈率。
管德听从了医嘱，他在手术后选择了一位中医——胡功符。
胡功符，安徽芜湖中医学校高级教师、中国科技开发院芜湖分院肿瘤研究所所长、世界肿瘤研究会理事。他的父亲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的甲骨文专家。“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是合肥一中的学生，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他被安排在皖南的广德县插队。以后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了安徽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
1976年4月，在波及全国的“四五”群众革命运动中，胡功符曾与芜湖一中的老师唐灏，在芜湖市最繁华的中山路贴出大标语“小平小平，为国为民”，以后被投入监狱。由此可见这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人。
走出校门以后，胡功符潜心中医药治疗肿瘤几十年，在国内中医药界和病患人群中有着很好的口碑和声誉。
管德对胡功符非常信任，他严格按照这位医生的要求，一方面服汤药，一方面注意饮食和日常生活。
我有幸遇到一位肿瘤科的医生胡功符，他一方面给我开汤药，同时严格限制我的饮食。就这样，我坚持到现在。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许多医生和养生专家讲到，就目前的医学技术而言，肾癌的存活率并不是很高。他们对癌症患者进行心理辅导，要肾癌患者不要灰心，在手术后应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好术后康复护理。专家和大夫都会说相同的一句话——癌症治疗最怕悲观消极的患者，这很大程度上缩短了癌症病人的存活期；相反，患者心态乐观，正确面对癌症，积极配合治疗，这就是癌症病人能活到自然年龄的法宝之一。
说说容易，做到很难，但管德做到了。
与管德接触中，看到他硬朗的身躯、坦诚的微笑、沉稳的神态，听着他用浑厚悦耳的中低嗓音、坚定有力的语气，有条不紊地与人娓娓而谈，很少有人能觉察到他是一位多年的癌症患者。
从1991年发现患有肾癌起，已经过去了21年，管德步入了人生的耄耋之年。这是中国传统医药的功效，更是由于他以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与病魔进行不屈不挠斗争取得的胜利。
冯家斌记得很清楚：
一次在沈阳请院士来开会的时候，我发现给他做的菜就是大头菜、胡萝卜，淡的。后来我听说他特别听医生的话，他的病是中医给他治的，后来中医也很惊奇，我出这个偏方对他这么有效呢？
——冯家斌访谈（2012年3月）
少食用盐，限制蛋白质的量，少喝水，这是医生对肾癌患者的要求。管德在外饮食是这样严格要求，在家里也毫不放松。在一次与来访者谈话时，客人们惊异地发现，整整一个上午，尽管他谈得很多，但没有喝一口水。
在与癌症顽强搏斗的过程中，王露瀛为管德营造了一个难得的治疗、休养气氛和环境，也成为了他精神上的一个依靠，她体贴入微地照料着管德，细心观察他的体温、体重、食欲和情绪的变化，担当起了医生的好助手和好参谋。家庭的温暖为管德的康复起到了良好的支持和辅助作用。
王露瀛回忆：
管德得病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单位的同志都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管德来电话”。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那一次是到美国，与休斯公司谈商业卫星发射合同的事，工作很顺利，完成任务以后，到了洛杉矶，原来安排是在那里休整两天的，结果接到管德电话，讲他颈椎出问题，要我赶快回国，于是我就匆匆忙忙赶了回来。还好，经医院检查，没有大问题。
还有一次是在澳门，也是事情刚办完，接到他的电话，于是又一次提前回京。
不过，我还是觉得没有完全尽到照看他的责任，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办退休手续。我们单位对我很好，工作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所以照顾管德还是少了一些。
——王露瀛访谈（2012年5月）
命运，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探索的一个充满神秘意味的课题。除儒、佛、道以及玄学等对命运有着各种各样不尽相同的阐释外，科学界并无定论。传统的机械论认为宇宙初始时“因”已确定，相应地，“果”自然也就被限定，所以人的命运实际上也是确定的。而现代的量子力学则认为未来不可预测，也不承认严格的因果律，故而，命运是不可预知的。
无论人们怎样议论命运，读过《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的人，在了解了贝多芬一生中经历的坎坷际遇以后，无不为他的这一句话所展示的雄壮、宏大的精神力量感到震撼：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管德也是一位勇于扼住命运喉咙的人，他在航空科研事业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也成为世人战胜癌症病魔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