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惜人才
管德一贯重视对人才的爱护和培养，尤其遇到有才华而又有事业心、踏实、肯钻研的年轻人，他会从心底喜欢而且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帮助。以后担任了沈飞公司副总经理的鹿道发是北京大学力学系1966届毕业生，谈到管德，他的说法是——既是领导，又是导师。
鹿道发大学毕业那年，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大学处于“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旋涡中心，但他与力学系15名毕业生有幸被时任副校长的周培源先生组织起来学习数学，在全国66届大学毕业生推迟分配的一年当中，他没有在政治运动中荒废学业，反而有了更多的收获。他说，以后在批判周培源先生时，这成为一条罪状。
1968年，鹿道发被分配到了112厂设计科任设计员。当时，112厂正在研制歼教6。这是根据空军需求，在歼6基础上改型设计的超声速教练机，主要用于培训歼6飞机的飞行员，也可以用来培训其他超声速飞机飞行员，或执行其他双座飞行任务。研制工作始于1966年，1970年11月6日原型机开始试飞，1973年11月设计定型并投入批量生产。
他回忆：
管总对我来讲，是我的导师，又是领导。
我当设计员的时候，那时候让我搞气动弹性，就是管总的专业——颤振。沈飞公司设计部门过去没有这个专业，为什么要开始设置这个专业呢？歼教6的方案中取消了原有的两门航炮，增加了翼根油箱、机翼前缘油箱和翼尖油箱，就怕发生颤振，所以领导就安排我去搞，说你是北大毕业的学力学的，你来搞吧。
接受任务以后，我就到601所找管总，管总让我先到图书馆找资料看。
——鹿道发访谈（2012年3月）
重视资料是管德、顾诵芬等老一辈专家共同的习惯。在601所，许多人都会讲起，在遇到技术问题向顾总、管总请教时，他们会告诉你，到资料室的第几个书架的第几隔去找什么样的技术刊物或书籍，在其中的哪一篇文章 的第几章 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管德让鹿道发去找资料看，应该也是对他的一次考察。
我回到112厂图书馆，查了好多资料，没有讲颤振的，图书馆的人也搞不清，最后还是厂里原来主管技术工作的一位领导告诉我，在第二个格最下面有一本指南，里面讲到颤振。
我借回去看了，对颤振有了一些了解，但还不是很清晰。我去对管总说，好像缺东西。他说：“这样，我们的资料你拿回去看。”
听他这样讲，我就到601所的颤振组去了。一说明来意，人家说，这是保密的，你怎么能看呢？无奈之下，我又找管总，对他说了情况。他一听就说：“这帮人不是玩意儿，对112厂保密？”
——鹿道发访谈（2012年3月）
601所的颤振专业是在徐舜寿任主任的飞机设计室时创建的，开始只有管德、陈钟禄两个人，以后人员有了一些变化，但始终是管德负责。听到颤振组的人对鹿道发讲要保密，管德说了一句——“这帮人不是玩意儿”。是鹿道发的发挥还是管德的原话，难以区分，但从中可以看出，管德对颤振组的人有着一份超出一般同事的感情。
对于颤振组的说法，鹿道发很理解：“一般情况下，单位的这些资料是不能给的，因为里头有一些学术上的东西，不完全是资料性的东西。形式上是保密，所谓的保密就是我整的那些资料是我的，你要拿去用了，我这个水平不就降低了？”但管德显然已经喜欢上了这位北京大学的高才生，他下令，把全部有用的资料拿给鹿道发，并明确表态：“你先搞吧，搞不通的来找我。”
鹿道发从这些资料中得到了计算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把刚度的、惯性的、质量的、弹性的部分都拿出来了，最后要上计算机了，当时沈飞公司没有计算机，只能到601所的计算机上去算，就那么一个441－B数字计算机，那是咱们国家航空工业最早的一台中型计算机，到那儿去算。
——鹿道发访谈（2012年3月）
计算的结果让鹿道发大吃一惊——飞机解体了。
颤振的机理是：结构上的瞬时气动力与弹性位移之间有位相差，因而使振动的结构有可能从气流中吸取能量而扩大振幅。气动力能量必须有一定的相对气流速度。速度较低时，结构所吸取的能量会被阻尼消耗，速度超过某一值时，才会发生颤振。若吸取的能量正好等于消耗的能量，则结构维持等幅振动，与此状态对应的速度称为颤振临界速度（简称颤振速度）。当气流速度跨越颤振速度时，振动开始发散。发散意味着结构的破坏，也就是鹿道发所说的“飞机解体”。
这当然是一个绝对错误的结论，因为事实上，歼教6飞机正在试飞中，显现出的问题只是振幅较大，但并没有严重到解体的程度。
鹿道发说，自己又一次去找管总。那时的一个便利条件是管德正好住在112厂的职工宿舍——当年飞机设计室时期分配的住房。这一次，鹿道发带去的不是文字、数学公式和图表资料，而是计算机输入程序和数据的穿孔纸带。
“从20世纪70年代中到80年代中，我国的计算机工业发展很快，造出了不少计算机，被用于数学基础研究，石油勘探，天气预报和核工业等领域。计算机需要根据人给定的程序才能运行，但受于各种限制，当时还只能用穿孔纸带输入程序，很不方便。穿孔纸带大约一寸宽，中间有一排小孔，计算机用它来确定指令的位置。每条计算机指令用8个大孔中的若干个孔表示。一般最初的程序都是用手老老实实地把每一条指令都打在穿孔纸带上，输入到计算机里，一旦进到计算机里就不怕了：可以用计算机把已经输入进去的程序用纸带穿孔机重新打出来，作为修改用。”
这是一位老工程技术人员张晓明写的关于20世纪70年代应用电子计算机的琐忆，刊登在2010年11月3日的《新民晚报》上，对于今天在大型电子计算机上通过键盘熟练地编写和应用复杂程序、处理海量数据和信息的年轻人来说，那似乎应该是一段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
“打指令时用一个特制的钢夹子把纸带夹住，夹子上有8个孔。根据预先约定的位置，用一个钢顶针在给定的孔位把计算机一条指令在纸带上钻成几个孔，有点像修鞋师傅给皮带打孔。一个程序少说也有几百上千条指令，穿在纸带上后纸带足有好几米长，没有个三五天是穿不完的。”（张晓明《计算机穿孔纸带琐忆》）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管德给鹿道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鹿道发记得还是非常清楚。
晚上我就到他家去了，就一间屋子，他把自己爱人和两个姑娘都撵出去了。
我们俩就撅着屁股在床上趴着，把一卷卷纸带打开，一行行地查，都查到半夜了。最后查出来，前机身后掠角的一个数据，我把sin（正弦）给写成了cos（余弦），就错在这一条。
——鹿道发访谈（2012年3月）
张晓明的琐忆中写道：“当时打穿孔纸带是组里每个人的基本功，有时昏头晕脑地连穿几天孔，要不出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程序要经常修改，删减补充，这些都得在纸带上修修补补。所以过不了多久，每个人桌上都堆满了一卷卷被补得百孔千疮的穿孔纸带。”
这里所说的是在工作环境为自己的研究做这一类工作，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但这一次，管德是为解决兄弟单位的一位普通设计员的问题，在下班后的家里，做着这样耗时、精细而繁琐的事。工作的条件很艰苦，他们把长长的纸带摊开在床上，一行行地检查，直到夜深。
鹿道发感慨说：“我讲这个例子说明什么？管总那时候学问算是很高了，“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是大尉工程师，那么高的职位，我算个啥？换别人，给你试一试就完了。但管总没有，他在学术上不保守，在细节问题上他和你非常细致地一点一点查，一般人不会跟你干这种事的。”
他还讲到一件令他感动的事：
他关心我到什么程度呢？
那时候计算机速度很慢，现在一道题半个小时就算完了，那时候得用一个晚上。我到601所算题，经常算到很晚。他对颤振组的人交代，鹿道发在那里加班，你晚上在家里烀（少水微火干蒸）点地瓜，煮点粥给他端去，让他吃点东西。
都半夜了，陈瑞禧（颤振组设计人员）端着一锅粥、两块刚烀出来的地瓜来到计算机房。我很诧异，你怎么来了？他说：“老管交代我的，让我给你送来。”
那个时候沈阳的食品供应还是很困难的，能吃点地瓜也很不简单了。
——鹿道发访谈（2012年3月）
鹿道发回忆，从那以后管德对他的印象不错。在601所研制歼13的时候，点名要从112厂调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鹿道发。112厂最后没有同意他去，而让他去了厂总师办。这也是鹿道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的开始。
在以后的工作中，鹿道发表现出了他在领导管理、组织协调、技术业务和处理复杂问题方面的超强能力，厂领导开始有意安排他到多个部门和单位担任领导，工艺科、总装车间、技改办……他都没有含糊，只是到1984年，厂领导决定他去数控车间时，他有些打怵了。这是一个由多个部门和车间组成的庞大机构，是在歼8Ⅱ研制中，通过技术改造引进大批数控加工设备后新组建的单位。
在党委书记、副经理多次谈话后，厂总工程师管德找到了他。鹿道发说，管总这个人说话很实在：
最后是管总跟我谈，他说你不想改行，我也不想改行，我一心想干颤振，但组织决定了就应该去干，你就先去吧。
我将来还是想干我的专业，搞颤振。
我有个小九九，将来歼8Ⅱ搞好以后，我不再当这个总工程师，我想成立一个颤振研究所。如果你愿意，那时候一起来干。
我一听当然高兴。
——鹿道发访谈（2012年3月）
在鹿道发面前，管德袒露了自己心中的“小九九”（小秘密）。成立一个颤振研究所是管德长期以来的心愿。在1982年离开601所之前，他已经将颤振组从研究室划出，在所里新成立了代号为31室的颤振室，他希望能在航空工业系统组建一个专门的飞机气动弹性研究所，带出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专业团队，向更高目标冲刺。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他能坚守的只是自己个人不脱离这个专业，不放松在专业领域的刻苦钻研并且尽可能多地培养人才，使气动弹性专业后继有人。
兼职教授
1985年，管德来到北京工作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与自己相识多年、曾经在气动弹性专业方面有过合作的北航教授陈桂彬。
陈桂彬，1935年出生于天津。1953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那时的北航，仅有两个系，一个是飞机系（一系），一个是发动机系（三系）。他在飞机系的飞机工艺专业。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的飞机强度教研室设有动强度两个教研组，他在动强度组，由此，他有了以后与管德相识的机会。
回忆他与管德认识的情况，他说：
管德在歼教1搞颤振计算的时候到北航来过，但那个时候我跟他还真不太认识。我跟他认识是到了20世纪７0年代之后，那时他是六院一所气动室颤振组的组长。
但那个时候我们互相之间还不是很熟悉，因为我到沈阳，是跟601所有合作。我找他，他多数是召集大家一块讨论问题，我印象中就是他非常认真，作风很民主。那时候陈瑞禧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干将。
我的专业主要对着他们颤振组。
70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还专门到他们所讲过课，听课的人很多。那个时候管先生还在劳动还没解放。碰面的时候说几句话，他说的很少。
当时施荣明、何连珠，都是第一批听我讲课的学生。
——陈桂彬访谈（2012年4月）
多年的交往，陈桂彬对管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在得知管德调到北京工作后，陈桂彬产生了邀请管德到北航担任兼职教授的想法。陈桂彬的考虑，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在的气动弹性教研室教师力量较弱，希望管德来校能加强教师队伍，但他更多地想到的是通过聘请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来校任教，可以升华北航这所工科院校的特色。他认为，苏联的经验值得借鉴。莫斯科航空学院的学生毕业答辩，经常要把研究院所和企业的专家请到学校担任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有的专家甚至被聘为学校的终身教授。他说：“这一点，我们缺乏。”
基于这一理念，他对管德讲了自己的想法，其中包括在学校只称“老师”，不称呼行政职务。
我们这个气动弹性研究室，没几个人，力量很薄弱，我说你就到我这做兼职教授。他回答得很干脆，说好，自己对科研教学更有兴趣。这样经学校正式聘任，他就来了。
来了之后，我们请他担任了室的主任，指导工作。我们之间互相只称呼老师，相处十分融洽。
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第一就是想在一起做点学问，指导研究生。
说句实话，我从心里觉得能跟他这样一个人合作，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我们是工学院，应该走工学的道路。
——陈桂彬访谈（2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