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0厂从1971年到1973年初进行了KT-1和KT-2研制， 但遇到很多生产技术问题，如机械加工设备缺乏， 因而进展艰难， 研制工作基本处于停止状态。1973年5月1日我任技术科长。为了做好KT-1、KT-2的试制工作， 我首先对研制抗荷调压器的技术力量进行了加强。安排康蕊 （ 1965年毕业于北航） 为KT-1、KT-2抗荷调压器的技术员， 陈少奇（ 1959年中专生） 任KT-1、KT-2 主管工艺员。其次， 我与设计员一起编写《KT-1 与KT-2抗荷调压器设计目录》。这是设计工作的“纲”， 有了它就能要求设计员按目录重新绘制全套KT-1、KT-2制造图样与《KT-1与KT-2技术标准》、《KT-1与KT-2抗荷调压器使用与维护说明书》。通过这番工作， 可以吃透抗荷调压器的设计技术。全套设计资料的签署由设计员康蕊和我负责。我与工艺员一道编写《KT-1与KT-2抗荷调压器工艺资料目录》， 由工艺员结合510厂生产条件编写全套工艺操作规程。编写工艺资料时， 需要增加机械加工关键设备清单， 如普通精密车床、铣床、镗床和绕簧设备等， 以及必不可少的试验设备清单， 如振动实验台、小型离心机等。通过总结前一阶段的研制工作， 提出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分流阀弹簧与安全阀弹簧的弹力规定在很严格的范围， 而制造达不到图样要求； 壳体镗孔的精度要求高， 而当时510厂设计制造不出加工镗孔的镗刀来； 壳体与活塞铬酸阳极化达不到要求； 没有掌握装配与试验技术。
为了解决这些技术问题， 全厂成立了攻关组， 刘长明任组长， 夜以继日加紧工作。但在厂内仍然解决不了两种弹簧的绕制问题。1973年9月， 刘长明带领几位技术人员与工人去113厂学习绕制与校正弹簧技术。如果弹簧弹性太强， 就用弱硫酸水腐蚀弹簧； 若弹簧弹性不够就选用较粗的钢丝进行绕制。镗刀的设计与制造技术相当复杂， 决定从113厂购买一把镗刀， 还有一位老师傅送了一把半旧的镗刀， 真可谓是“雪中送炭”。壳体与活塞的铬酸阳极化， 是保证这两个关键零部件不氧化变质的重要工艺， 我厂电镀工段也没有这种镀种， 而抗荷调压器的装备与试验工作也没有熟练的工人。根据我厂的请求， 113厂支援10名技术工人， 包话绕簧、电镀和装备试验等工种， 他们对抗荷调压器的研制成功发挥了骨干作用。三机部及时调节调拨我厂缺少的机械加工与试验设备， 使抗荷调压器的试制工作顺利进行。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克服了很多难题， KT-1、KT-2抗荷调压器的试制工作终于在1973年11月胜利结束， 各项试验均合格。1974年12月19日， 三机部与空军后勤部批准试生产定型， 此后数以百计的KT-1、KT-2抗荷调压器装备空军。
抗荷调压器研制中还遇到一个难办的事， 113厂生产抗荷调压器的过滤器所用的过滤纸由日本购进而且用完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沈丽碧 （ 1962 年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去上海请沪光造纸厂研制， 他们克服许多困难获得成功！ 但造纸工艺需要一次试制100余千克， 要求我厂生产的抗荷调压器都采用他们的过滤纸。刘长明决定全部买回， 节省了很多外汇。
KT-7 A抗荷调压器适于囊式与侧管式两种抗荷服， 用于歼教7、歼8和歼8Ⅱ等飞机。KT-7 A、KT-7 A/1的工作原理和结构与KT-1、KT-2相同， 但重量较轻， 结构紧凑， 研制工作没有遇到很多困难。我厂于1985年完成试生产， 我主持了试制鉴定会。
结束语
在研制KH-4抗荷服时， 刘长明深感制造我国抗荷服的织物不阻燃， 并且已发生过飞机起火、弹射逃生的飞行员被烧伤的事故。于是在1978年安排材料工程师沈丽碧去上海纺织研究院， 与他们合作研究适用于制造抗荷服的织物， 1980年研制出这种阻燃织物。根据我国“十号工程”的需要， 安排预充压大流量抗荷调压器以及新型抗阻燃抗荷服的研究课题。新型抗阻燃抗荷服即采用了早先研制出的阻燃织物， 也可以说是预研发挥了作用， 而所谓预充压大流量抗荷调压器就是在过载前就给抗荷服充气， 这样就能保证抗荷服充压与过载同步。现在， 预充压大流量抗荷调压器与阻燃抗荷服已装备部队， 甚感快慰！
我们在努力 我们在奋斗
申伯阁
时光流逝， 转眼间， 我已经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工作43年了。在这期间， 我在两个研究所工作过， 参加了多个型号的研制工作， 现在加入到了退休的行列。说实话， 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 但是， 心里还总有一种与航空事业难以割舍的情怀。借助纪念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之机， 忆往昔峥嵘岁月， 沿着航空事业的发展轨迹， 去发现我们为航空事业发展所做的点点滴滴。
参加609所基建
1970年， 我到609所时， 正逢所里搞基本建设。我们刚入所的100多名大学生被编为十连， 住在小学校旁边用茅草搭建的工棚里。
连里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 每天早上起床后要跑步， 出工前要排队， 收工时要集合……从工棚到食堂或者到施工点都比较远， 走的路是土路， 中间还隔了一条小河。河面不算宽， 20多米吧， 水也不深。周围的农民为了浇地， 在小河沟上修了个土水坝， 说是水坝， 其实是个土围子， 并不大， 用土堆积而成， 上面夯实， 便成了围子。它也是当时过河的唯一通路， 两尺来宽， 学校的老师、上学的孩子和我们这些十连的弟兄， 过河的时候都要经过这里。由于路窄， 大家都顺着一个方向走还可以， 如果要逆行， 那就要先和对面来的人打招呼了， 商量一下谁先过， 不然的话， 到了路中间再错开， 就有点悬了， 一不小心， 就有被挤到河里去的危险。你还别说， 真有不少小孩子掉下去了， 哭哭啼啼地跑回家去换鞋子、换衣服。过了河， 爬个坡， 就可以走上所里边的道路了。所里的这些路面， 在没有铺成水泥路之前， 都是些土路。每当下雨时， 行人一踩， 又是水又是黄泥巴， 就成了所谓的“水泥路”，不管你穿着什么样的鞋子， 也不管你穿的是多么高档的鞋子， 都会变成一个颜色， 那就是黄色。等到天一晴， 路上又全是灰尘， 小风一吹， 路上的灰尘就扬了起来， 风里还会夹杂着一些泥土， 就成了所谓的“洋灰路”了。到了晚上， 路上灯光灰暗， 人员稀少， 走起路来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甚是难走。所以， 我们连的每个人都备有一双高筒雨鞋， 一双草绿色的解放鞋， 再加上一身褪了颜色的旧军装， 以适应环境变化。
我们住的工棚里四面透风， 刮风下雪时， 雪花都可以飘进来， 晚上躺在床上决不能乱动， 否则就有把你冻成冰棍的危险。晚上， 北风呼啸， 隐约中还可以听见远处山上的狼嚎，真有点恐怖。我们刚到时， 一般都只有一床被褥， 根本受不了。所里知道后， 迅速给我们连的每个人发了一床棉絮， 补助点布票， 解决保暖问题。天气渐渐热起来了， 蚊子、苍蝇、虫子等就开始光顾了。在襄樊这个地方， 最令人害怕的是一种叫蜈蚣的虫子， 大的有十多厘米长， 全身黑亮黑亮的， 由多节关节组成， 长着很多细长的脚， 在地上爬得很快。这种蜈蚣有毒， 会咬人， 一旦被咬， 身上会起很大的包， 伴随着全身疼痛难忍， 严重的会危及生命。蚊子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都早早地挂起了蚊帐。但是， 在湖北这个地方有一种花蚊子， 它会传染疟疾。人若染上疟疾， 那才麻烦呢， 要发高烧， 当地人叫打摆子， 搞得人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热的时候， 全身衣服被汗湿透； 冷的时候， 人躺在床上， 盖上几床被子还会感到冷得不得了。
湖北是个多雨的地区， 特别是冬春交接季节， 下雨天还会伴随着大风， 气温低， 又湿又冷的， 就要重新穿上棉衣。等到天晴了， 太阳出来了， 又热得不得了， 穿单衣都可以。同一天之中， 早、中、晚的温度相差大， 可谓一日历尽春夏秋。冬天的棉衣基本上要一直穿到过完了六一儿童节才能够收起来， 待到10月份又得穿上。我们开玩笑说， 在襄樊这个地方穿衣服， 只要有一身棉衣、一身单衣就够了。冷的时候穿棉衣， 热的时候就穿单衣。
609所按照“靠山、分散、隐蔽”6 字方针开展三线建设。基建的主要任务是建实验室、盖车间、修家属宿舍、铺路等。大的基建任务都包给了省建筑工程队， 小的任务交给了附近农民组成的施工队， 我们的劳动基本上是挖沟、拌水泥、运沙子、搬砖头、装车和卸车等， 无非是一些建筑工地上小工干的活儿。当然也有重体力劳动， 比如说， 往楼顶上抬预制水泥板， 就需要有体力支撑才行， 一块预制板少说也有三四百斤重，4 个小伙子抬着它上楼， 沿着斜坡的脚手架往上走， 嘴里喊着“咳嗬！ 咳嗬！”的号子， 中间不能停留， 直到抬到了地方才放下。4个人谁也不能偷懒， 需要协调一致， 每个人需要肩、腰、腿都用力才行。
参加歼12飞机设计
你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吗？ 电影里有一个英雄人物， 叫做李向阳， 他带领着游击队员们， 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鬼子， 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狼狈逃窜。根据越南战场的经验， 20世纪70年代初， 我们国家就想搞一种飞机， 能够在中低空范围内作战， 其机动灵活性就像李向阳那样，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空中李向阳”， 具有轻、灵、短、快的独特风格， 航空部门给它的代号为歼12。
承担歼12飞机研制设计的是南昌320 厂， 组织全国大会战， 支援单位有602 所、609所、西工大和南航等。我们609所参加会战的人员约30人， 是1970年3月到南昌的， 涉及到的专业有刹车、液压、操纵、高空、燃油和电源等。
南昌320厂是航空工业部最早成立的主机厂之一。曾经在1958年就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初级教练机———初教6 飞机， 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嘉奖。1965 年又研制成功了强5飞机。现在又承担起歼12飞机的设计。全厂上下为之振奋， 决心团结一致， 大干快上， 早日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我被分配到操纵系统组从事设计工作， 闫秀华和我负责航向操纵系统的设计。航向操纵系统设计包括： 脚蹬操纵装置设计安装， 操纵系统传动比设计计算， 拉杆、摇臂、支座、搭铁线的设计、安装、协调与发图， 以及方向舵铰链力矩的计算等工作内容。
我的师傅闫秀华， 1958年沈阳航校毕业， 是位工作多年的女同志， 经验丰富， 能力强。30出头的人一头花白的头发， 除了上班外还要带两个女儿和操持家务， 她的丈夫是设计所结构室的一位主任， 工作很忙， 一般不管家里的事情， 所以老闫同志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 还要到学校接送小孩。她对我很好， 是她把我领进了飞机操纵系统这个设计专业， 教我如何到飞机总体进行协调， 带我到模线室在金属板上划模线， 绘制航向操纵系统原理图， 教我如何计算和分配传动比， 画系统安装总图， 然后拆分成组件图和零件图， 以及如何使用飞机设计手册， 等等。跟着她， 时间虽然不到一年时间， 但是学到的东西很多， 也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歼12飞机与强5飞机相比， 外形尺寸小了很多， 机身变得更细， 但是机内安装的设备并没有减少。可以想象， 设备的安装空间该有多么紧张。其中， 最困难的地方要属座舱。小小的座舱里要安装弹射救生座椅、驾驶杆、脚蹬操纵装置、油门操纵杆、左右控制台、各种仪表板、瞄准具、操纵杆系的拉杆和支座等。涉及众多专业， 救生系统、操纵系统、电器系统、仪表系统、武器系统等都要到飞机总体专业组协调安装空间， 人多、嘴杂， 谁都想让自己管辖的设备能够空间大一些， 因此是矛盾重重。再加上1970年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工厂内部闹派性， 每个人都有派别之分， 在那种社会背景下， 谁怕谁呀。因此， 召开一次协调会， 就吵一次架， 一而再地开会， 一而再地吵架， 问题得不到解决， 还要相互骂架， 甚至还有动手发生肢体冲突的趋势。至于技术协调问题， 只有搁起， 晾起， 靠时间磨合。
工程进度不等人， 时间拖不起。工厂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当时还在“蹲牛棚”， 定为反动学术权威， 正在参加体力劳动的总工程师陆孝彭。厂里打报告给国务院， 请示批准陆孝彭出来主持歼12飞机设计工作。
陆孝彭早年就出国留学， 在美国和英国从事飞机设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经香港回国，效力于祖国的航空事业， 在强5飞机设计中担任总工程师， 是我们国家航空界少有的人才。观其人， 个子不高， 还有点消瘦， 双目有神， 眼睛还稍稍有点向里凹， 脑门突出发亮， 头发稀疏， 但是梳理得整齐。穿着打扮适中， 衣服整齐挺阔， 一双皮鞋又黑又亮。走起路来， 腰板绷直， 两腿步子大而有力， 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