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历来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近代以来，每当外敌入侵，妇女的命运往往是灾难性的，她们不但会遭到侵略者的杀戮，而且还常常成为侵略者性暴力的对象，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妇女遭受的性暴力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1937年11月5日，日军为了尽快结束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上海战事，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在杭州湾北岸的全公亭等处登陆，日本侵略者从此将战火烧到浙江，日军对浙江妇女的性暴力也由此开始。在日军登陆的平湖县，据战争亲历者的回忆，日军每天三五成群，四处寻觅，妇女不幸被遇，即在室外，或在露天，被就地奸淫，城镇市集之处，日军如侦得某家某处有妇女，于晚间强入奸宿。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军登陆之际，仅白沙湾、全公亭沿海一带的妇女遭到日军强奸和轮奸的就达到200多人。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大规模南下，全面侵入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到1937年12月24日，随着杭州的沦陷，浙西1市14县大部分地区被日军所占。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到全面入侵浙西期间是其对浙江妇女实施性暴力的第一个高潮。由于杭嘉湖地区为平原区，一旦战火烧及，妇女很难有逃避之处，因此尽管日军此次军事行动所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受害妇女比例还是很高的。特别是日军侵入杭州后，下令士兵自由行动三天，在此期间，日军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据某教会的估计，被杀平民约4000多人，其中有700人是被奸淫致死的妇女。
杭嘉湖地区沦陷后，日军与中国军队隔钱塘江对峙。1940年1月，日军越过钱塘江，侵入萧山，打破了敌我隔江对峙的局面。1941年4月，日军又发起了浙东战役，浙东的绍兴、宁波、奉化、慈溪、余姚、上虞等县相继沦陷，海路入侵之敌又陷黄岩、临海等地。伴随着浙东各县的沦陷，浙东的妇女自然在劫难逃，浙东战役是日军对浙江妇女实施性暴力的第二个高潮。
1942年5月，日军又发起了浙赣战役，这是日军侵略浙江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持续时间长，作战区域广，全省仅县城沦陷的就达30多个，此外还有6个县的境内不同程度地受到日军的骚扰，战役结束后仍有9个县被日军长期占领。因此，这次战役使更大范围内的浙江妇女成为战争受害者，成为日军对浙江妇女实施性暴力的第三个高潮。
日军不但在每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对浙江妇女实施残酷野蛮的性暴力，而且在其已经占领的地区，也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对浙江妇女进行性摧残。日本侵略者强暴浙江妇女的罪行在战时出版和发行的一些报刊和书籍中就有不少记录，战后，一些战争亲历者的回忆也进一步证实了日军的这些犯罪事实，这是永远无法否认和回避的事实。
日军侵略浙江的时间长达八年，全省被日军侵占的地域达1市69县，一些当年被日军强暴的浙江妇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战后，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难以将其遭受性暴力的事实公之于众。此外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民政府进行的全国性战争损失调查中，并未将各地妇女受强暴的情况列为专项指标加以调查，因此要对侵华日军在浙江实施性暴力的全面情况进行分析显然是比较困难的，但根据一些有限的记载，我们仍不难看出当年日军对浙江妇女所实施性暴力的普遍性。据政协文史部门的部分统计，1937年11月平湖白沙湾，被强奸、轮奸200多人；1941年4月，象山县石浦妇女被奸40多人；1941年5月30日，鄞县大皎村妇女被奸40多人；1943年慈溪县宓家埭等地妇女被奸40多人；1944年奉化方桥镇等地妇女被奸30余人。对整个日军侵浙期间性暴力情况有完整记载的县份有：三门县妇女被奸53人；海门县妇女被奸154人；镇海妇女被奸100余人；遂昌县妇女被奸100余人；兰溪县妇女被奸400余人；汤溪县妇女被奸1805人；安吉县妇女被奸270人；桐庐、分水县妇女被奸1293人；龙游县妇女被奸1820人；金华县妇女被奸1370人；丽水、青田县妇女被奸334人；东阳县城妇女被奸101人；长兴县全县妇女被奸136人。
如果就日军在浙江对妇女实施性暴力的情况作简单的数量估计的话，我们不妨从侵入浙江的日军人数入手。日军在浙江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别是1937年底杭嘉湖地区的战事、1941年的浙东战役和1942年的浙赣战役，仅这几次重大战役中日军所投入的兵力总数就达20余万人，即使作一个保守的估计，日军官兵中每人强暴妇女一人次，浙江妇女的受害者就达20余万人次，这还未算日军对浙西和浙东部分地区长期占领期间不间断的性暴力事件。日军在浙江发动军事进攻及武装占领期间，实施性暴力的对象不分年长年幼；施暴地点不分野外屋内或者寺院道观；实施性暴力的主要方式有个别强奸、集体轮奸、先奸后杀等，在多数情况下，日军实施性暴力还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兽欲，而是用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对浙江妇女实施性虐待，以期从中得到一种畸形心理的满足。在有的占领区，日军则是通过设立慰安所来摧残胁迫来的妇女。
（1）日军实施性暴力不分老幼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沪杭线上的嘉善县，11月15日，嘉善沦陷，在沦陷前后，日军大量强暴妇女。在嘉善西塘镇乡间，有一户小康人家，主人逃走了，家中雇了一位50多岁的老妇人来照看，晚上日军冲进来，强行对这个老妇人轮流糟蹋。老妇人想着自己已是一把年纪了，口里喃喃地咒着日军，谁知日军在一怒之下就把那位老妇人投入一只贮水大缸，把屋里的桌椅拆毁放在缸的四周，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天亮的时候，日军用木棍把柴炭拨开，把缸翻倒，可怜的老妇人躯体似烧焦的木炭，日军用枪刺刺下去，老妇人的衣服和皮肉像烘番薯的焦壳一样稀松地散了开来。在嘉善城郊南信乡里薛村，日军强奸妇女34人，吴某某12岁的妹妹被强奸后还被用刺刀戳穿了下身。
1941年4月，日军在浙东沿海的瑞安等地登陆，200多名瑞安妇女和500多名永嘉妇女被日军强行逼到兵舰上，对其进行野蛮的性摧残，由于此次日军出动的兵力众多，其兽欲自然不是少量妇女所能满足的，因此日军对于妇女的要求从“花姑娘”降为50岁的妇人，这些妇女一旦被送至兵舰就很难逃脱。就是甘为日军效劳的汉奸的女儿也在劫难逃。同年4月19日，象山县的石浦沦陷，40多名妇女被强奸，其中年龄最大的有60多岁，最小的只有13岁。5月18日，日军进入茅洋五狮山探矿，日军找不到年轻女性，竟轮奸了尚未逃离的7名60多岁的老妇女，一名来此地探亲的14岁的小姑娘也被强奸。1942年6月，日军窜至象山县的田洋湖、镜架山等地，来不及逃走的妇女均遭轮奸，有位14岁的小姑娘被日军按在晒谷场里强奸，这位小姑娘不从，拼命啼叫，躲在晒谷场屋里的她的母亲出来拦阻，结果也被强奸。
1942年日军进犯寿昌时，一年仅13岁的陈姓少女被强奸；一蒋姓老妇已80多岁了也被奸污，另有两位妇女已逃出城外，在滩下村被日军抓住，几十名日军像野兽般对其实施轮奸，两名妇女被活活折磨而死。
在苍南，日军进入桥墩，四处找妇女施暴，上至70多岁的老妪，下至十来岁的幼女，很少能幸免。
在武义县的童庐小塘根，日军常常外出自找或叫情报组寻找“花姑娘”，有个80多岁的小脚老妇人，逃避不及，也被强奸。
在常山县浮河村，日军到处追寻妇女，被奸污者有10多人，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妪也不放过。据一位战争亲历者回忆，有一个年轻人看到老母亲被日军强奸时，上去阻拦，当场被戳死。在常山县的璞石村，四五个日军把一位年近70岁的老妇人从石窟中拖到岸上后，一名日军在左边紧拉她的左手，另一名日军在右边紧拉她的右手，还有一名日军在中间手执一根晒衣竿对着她的全身上下左右用力抽打，一直将她投至河中溺死。村民杨某某20岁的妻子被日军剥掉衣服，欲行奸污，因发现她身上生有大疱，遂将她的乳房割掉，然后掷入河中。另一青年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扒光衣服强奸。
1945年6月，日军进入临海县城后，首先是找粮食和妇女，由于沦陷前县政府已经组织了居民的疏散，日军难以找到年轻女子，于是一些留下来的幼女和老妇就成了日军性暴力的对象。据一位目睹的村民说，他家隔壁一位七八十岁的管家老妇人被日军抓住后，日军用脂粉把她装扮起来，当众实施强奸。至于出了家的尼姑，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五六十岁的老妇人被强奸的也是不可胜数。同月，日军进犯苍南桥墩，见东西就抢，能食者食光，不能食者则破坏，然后就四处找妇女，施暴奸淫，上至70岁的老人，下至10多岁的小女，都不能幸免。被奸者有的当场昏死，有的被侮后横遭残杀，偶有未死者也悲愤难当，痛不欲生。
（2）日军对浙江妇女实施性暴力不分场合
日军所到之处，浙江妇女为了逃脱迫害，尽量躲藏在野外或山上的庙宇、道观里。中国人一向把寺院和道观等场所看做是神灵庇护的地方，他们单纯地认为，在这些地方日军或许会手下留情，但事实远非如此，日军有时饥不择食，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妇女，即使躲藏在庙宇和道观里的妇女也难免被强奸。1937年年底，在太湖边上的义皋镇，有3名日军在一所观音庙里的拜垫上轮奸一个女子，一位老者看着觉得太得罪观音了，口里便念着“罪过”等语，旁边的日军嗖地拔出刺刀向他的脸面刺去，这位老者从头顶到鼻子，被划了一条鸿沟，血涌了出来，人昏了过去。1938年2月26日，盘踞在杭县和富阳宋殿一带的日军，分东西两路突然包围了午潮山上的一座道观，在一阵激烈的枪炮声中，日军砸破山门，冲进道观，把避难于观内的所有男性青年均视为中国兵，先是用枪刺劈杀了十余人，接着，日军把数以百计的成年男性全用绳索捆绑起来。当日军冲到了后殿的一间侧屋里，见有20多名妇女蜷缩一团，便将她们一一拖出，进行蹂躏强奸。有一名怀孕的妇女，在抗拒日军强奸时被日军一刀刺死。东坞山村的周某某当时正好躲在这间妇女聚集的侧屋里，因用破蓑衣和蒲团盖住身体未被发现而目睹了这一惨状。
1941年5月，日军在鄞县大皎的一座墓前，对拖来的20多名妇女实施了强奸。在奉化，有位60多岁的老婆婆平时吃斋念佛，住在庵里，日军破门进入庵内，对老婆婆进行了强奸。
1942年间，驻在桐乡县崇福镇的3名日军到城郊捉鸡，在华光庙前拉住姑嫂二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可怜的少女，成了终身残疾。新生乡陆家浜一名妇女，被永新炮台的日伪军抢进炮台轮奸，放出来时已是奄奄一息，不能动弹。1943年，日军在余姚茭湖南黄村强奸了4名老妇，其中一名60多岁的老妇人被日军轮奸达9次。
在温州，农历九月十九是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寿诞，善男信女们在永中镇居士林做佛事，不料十几名日军闯了进去，抓住十几名妇女，先搜缴她们的金银首饰，然后就兽性大发，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她们强行轮奸。
（3）日军的性暴力极具野蛮与残忍
日军对浙江妇女实施性暴力远远不能简单地用“犯罪”来界定，其对妇女的性折磨、摧残的花样简直到了没有任何人性的地步，是对人类文明史的粗暴践踏。杭州沦陷时，有一次从净慈方向走来了一名妇女，由清波门进城，日寇宪兵队看见后，将这妇女的衣服全部剥光，强令她站在凳子上，对其任意凌辱，类似这样的兽行，在日军占领杭州期间，真是数不胜数。
1937年底，在杭县的塘栖区太山乡，沈某某之父看到有两名日军追一名孕妇，欲行强奸，该孕妇跳到河里，他父亲去救，结果两人都被日军打死。
日军驻扎富阳宋殿后，一批批妇女被抓来后惨遭蹂躏。据张来友老人回忆，1940年11月某日早晨，他在离宋殿日军中队部附近田边放牛时，看到一个长辫子的年轻女子尸体，惊慌之中又发现一截无四肢的身躯，呈全裸状，吓得他汗毛直竖，就往家中逃，刚跑出几步，又看见长长的两只下肢，显然这是日军在发泄兽欲后将其分尸的。另有一名妇女现在还健在，那年，她在施姑坪附近干活时，被施姑坪碉堡内的日军拉去轮奸，结果被折磨得小腹部鼓起，不能动弹，兽兵在她的肚子上踩踏，而后又继续轮奸。
1940年，日军进犯镇海时，泥湾村村民叶某某被日军刺刀刺死，妻子被强奸；悦来弄某某的姐姐被日军强奸后，还用刺刀捅在她的肚子里，其状之惨，难以言表。
1940年9月间，日军窜入德清白彪乡施家埭，桥西一位陈某某的十七八岁的姑娘被日军抓住，被关在一间小屋内遭奸污，陈姑娘悲愤成疾而死。
1942年六七月间，丽水水东乡后弄村有名少女被10多个日军拉去轮奸，她的母亲看见后冲上去抢救，几个日军将她从岩上踢到岩下，活活跌死。该区黄泥墩有名孕妇，日军对其强奸后又用刺刀剖开她的肚皮，肚肠、婴儿一起了流出来。有个老妇被奸污后，日军还用玻璃插入其阴道，割去了她的乳房，将其活活折磨致死。西溪村头凉亭边年仅16岁的李某某被日军拉到凉亭里，十几名日军排起队来对其进行轮奸，李某某阴部破裂，血流不止，日军就用冷水冲洗，洗后再奸，李某某被摧残得差点死去。日军流窜到小安时，章某某的母亲已70多岁了，未逃出家门，日军钻进屋内看见她就像饿虎扑食，拉住就强奸，奸后又把她杀死在家中。有7名妇女躲在谢山头一座殿里，日军发现后兽性发作，7名妇女全部遭受强奸。1942年7月，日军流窜至青山村，到处寻觅妇女，一名妇女被日军抓到溪滩，日军强行剥去她的衣裤，用刺刀逼着她在溪滩上赤身裸体地奔跑，以此取乐。
1942年8月，当日军在遂昌下南门搜索时，途中正遇叶家庵址李某之妻，日军当即索要花姑娘，李妻尚在犹豫时，日军突然将她打死，躲起来的老百姓一闻枪声惊恐万状，纷纷逃至山上。有一位妇女李某某来不及躲避，被如狼似虎的日军逼至草屋内轮奸，日后累病而死。西街华某之妻罗氏患病垂危，原躲藏在斋堂内，但斋堂被日军放火，于是她勉强逃至对面里弄内，同样遭到轮奸而死。据当时统计，被奸者90余人，实际上估计至少在300人以上。
在武义县白溪乡童庐村，据战争亲历者回忆，有个中年妇女从要巨到履坦，被说成是“中国情报”人员，结果被抓到童庐，在良民办事处，日军先脱去她的衣服，“挂豆”戏弄，然后10多个日军对其实施轮奸，最后被拖到童庐后山，割掉她的乳房和耳朵，还用刺刀刺入她的阴门，用柴火加煤油将她活活烧死。
在常山县的浮河，青年男子都被抓去，女子被强奸的有10多人。占家村占某某之妻在下楼底路边被4名日军轮奸后，又被日军用刺刀从其阴部直穿到肚脐，当场死亡。
日军侵占金华后，金华城乡妇女不分老幼，遭强奸、轮奸的很多，有的妇女遭轮奸后又被当场打死，更有甚者，日军发泄兽欲后，还用种种手法将其残害取乐。1942年端午节，日军侵入罗芳桥，几名日军将一中年妇女强按在晒谷场院上进行轮奸，奸一次用冷水冲妇女下身一次，地面湿了，又拖到干燥处继续强奸，就这样将这个妇女折磨而死。孝顺镇下王村何某之妻，时年23岁，在日军入侵时因服侍眼瞎的婆婆未逃避，被日军6人轮奸致死。镇西谷盘桥村有一名60多岁的老妇，也被拖到一小屋内轮奸。孝顺八宅畈有母子俩逃到六山头碗铺被抓住，日军强迫子奸其母，该男子不从，被打得半死。该镇19岁姑娘方某某遭日军多人轮奸后，被杀害，日军又残忍地将其剖腹挖心，把血淋的心脏置在一托盘内，从下街捧到上街驻地，有人从楼上窗口偷看，见血红的心脏还在跳动。曹宇有一开裁缝铺的外地妇女，1944年5月的一天，几个日军为发泄兽欲，进店内将她轮奸，奸后又拖入水牢内灌水，再用烧红的铜板烫她的乳头、阴部取乐，最后将其杀死，几天后，这名妇女的头被狗拖到溪滩里，其状惨不忍睹。
在温州，驻在西屿陈老山的10多个日军每天都要出来抢劫物资，寻找妇女。有个从东门逃难来的宁波人，他家一男二女，二女是姑嫂，嫂正怀孕，姑还未婚，不料被日军搜到，日军强迫她们脱衣洗澡，而后强奸，其夫痛不忍睹，日军就强押着他去划船，最后一刀刺死在河中。还有一次，日军进一农家，丈夫去开门，妻子躲在柴堆里，日军立即将丈夫捆在柱子上，将其妻子拉去轮奸。1944年9月12日，日军出击永中镇，男女老少纷纷逃往大罗山、黄石山躲藏，日军追赶到黄石山下，搜遍了各个山谷坟坦，抓住妇女就进行强奸。据何国祥回忆，当时他躲藏在山中，亲眼目睹三个日本兵追赶一名妇女，抓住后就对她实施轮奸，以致其被摧残昏迷，直到傍晚才被家人找到抬回去，后即患重病。驻在石浦陡门的日军，除到处搜寻妇女进行强奸外，还去乐清、楠溪、灵昆等地掠来许多妇女，拘留在“烽部”里供其摧残，有的竟达半年之久。
就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接近失败的时候，其在浙江的性暴力行为也未有所收敛，1945年7月，在石浦的日军将一名齐姓妇女奸污后又对其凌虐，用木棍刺入其阴道，将其残害至死，然后弃尸路上。
（4）设立慰安所是日军实施性暴力的一种特殊形式
日军在一些长期占领的地区大多设有慰安所、军妓院或行乐所等，他们或通过武力威逼，或通过诱骗等方式强行逼迫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慰安妇同样是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杭州后，即在杭州设立了慰安所，而且不止一个。据一名老兵回忆，他所经历的就有日本人慰安所、朝鲜人慰安所以及中国人慰安所。另据日军第十八师团通讯队小队长田中笃回忆，当他在1938年初到达杭州，这里已有一些慰安所了，日军大肆掳掠妇女，约有2万名当地妇女被抢夺，日军将这2万名妇女根据外貌和年龄分为上中下三等，并编上号码，然后就有计划地供应给日军各部队的官兵供发泄，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迫成为慰安妇。日兵的回忆与事实是基本相符的。事实上，在杭州仅较大的慰安所就有4处，另外还有众多的所谓“半开门”、“向导社”等，这些场所也多具有慰安所性质。在嘉兴，日军在王店镇的徐家大房子里办了慰安所，抓年轻女子，供其蹂躏；在长兴县，日军在城内开有“桃花园”军妓院，专供日军泄欲，被胁迫而来的妇女有的不从，就遭毒打，总计被迫自杀和被折磨致死的年轻妇女达50多人。在湖州，据日军第十军参谋山崎正男少佐的日记，早在1937年12月，日军就在湖州设立了慰安所。在桐乡，日军在镇上设立慰安所。在富阳，日军在城中心的城隍庙内设立慰安所，抓来数百名中国妇女随时供他们淫乐，其中奸淫致死者有9人。在定海，日军在城内的光裕里设立了多个慰安所，强迫100多名妇女为其淫乐。在鄞县，日军在大德会设立了“俱乐部”，实际上就是慰安所。日军侵入奉化后，在城内小路街开设有“清风庄”，在吴家埠设有慰安所，供日军泄欲。1942年6月，日军侵占象山后，也设立了军妓院、行乐所和慰安所。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在金华设立多处随军妓院，仅城内雅堂街就有“花月”、“菊水”等5所慰安所。在义乌县城的文昌巷设有“亚细亚亭慰安所”，在西门街设有慰安所。在武义县白溪乡童庐小塘根设有慰安所等。
日军不但在浙江各地广设慰安所，而且还将大批浙江妇女以“招工”等欺骗手段骗至上海，然后再将她们转运到其他沦陷区，为日军提供“性服务”。
至于日军在浙江各地到底设了多少个慰安所，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根据有的学者的研究，各地侵华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大致是29：1。按照这个比例，我们也不妨作一个简单的推算：1937年底杭嘉湖地区沦陷时日军投入的兵力是3万余人；1941年的浙东战役投入兵力4万余人；1942年浙赣战役投入兵力约14万人，总计约20余万人，若以日军与慰安妇29：1的比例来算，大约需7000多名慰安妇。
慰安妇的命运是极其不幸的，她们饱受了日军的蹂躏，有的慰安妇白天为日军洗衣做饭，晚上受其性摧残，有时一个晚上竟被奸达十余次之多。有不少慰安妇染上了性病，也有的终身失去了生育能力，或受各种病痛折磨，她们不仅遭受了肉体上的痛苦，而且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
这里虽只是探讨侵华日军在浙江的性暴力，但这决不意味着日军在浙江的性暴力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一个独特现象。确切地说，日军对浙江妇女实施的性暴力只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各地实施性暴力的一个缩影，日军在中国其他地方实施性暴力的类型及残酷性在浙江省这个区域范围内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对于产生日军如此残忍的性暴力行为的社会历史根源，已有学者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它与日本民族男尊女卑等社会习俗和性观念密切相连，与日本人错误的中国观相连。就前者来说，在等级制度观念浓厚的日本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下，而且强调女子守贞操，必须服从男子，而男子却不受限制，这种文化心理是日军性暴力的内在原因；就后者来说，日军总认为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宰割弱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是对付弱势民族的女性群体，那自然就更加无所顾忌了。
以上这种观点是颇有说服力的。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应当从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角度来反思这个问题，一方面，国人对侵略者凶残的民族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老弱病残的妇女总以为但凡日本人还算是人类，就总不至于对她们施以性的伤害，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她们并不知道日军所要获得的决不仅仅是性的满足，更有通过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所获得的那种以强凌弱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从浙江妇女选择抵抗的形式来讲，面对日军毫无人性的残暴迫害，很多妇女选择了宁死而不愿受侮的消极抵抗形式，如1937年冬天，在太湖边的义皋镇，妇女为逃避强暴乘小船逃到太湖里的蒿草丛里，日军用洋油浇上去，燃着了火，藏在里面的不少妇女宁愿化为灰烬，也不愿遭强暴，类似的情形在各地是极其普遍的。当然，舍身与日军拼搏的刚烈女性也是有的。如1942年7月27日，在衢州，日军从居民家里掠夺了许多鸡鸭下酒，有个日军军官喝得大醉，兽性大发，到处找“花姑娘”，躲在稻田里的一个20岁的姑娘被抓去，军官叫她换衣装扮，姑娘不肯，最后在强行逼迫下换了衣服，接着叫她陪同喝酒，日军官动手动脚，姑娘不从，就被军官强行拖入一个房里去强奸，结果差点被姑娘将眼珠挖掉。虽然这个姑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她的抵抗是有价值的，只可惜这种积极的抵抗没有成为妇女抵抗的主要形式。
日军在浙江对妇女的性暴力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中国人民来说，应当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不幸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最起码的是要正视历史，要有勇气承认日本侵略者在本世纪所犯下的这种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