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浙江民间对日索赔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作为由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同时也作为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中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根据近代以来的国际法准则，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政权的更替，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在战争实际结束27年后，即1972年，双方才在一份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中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出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美好愿望，主动地放弃了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1978年，中日两国又正式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确认了1972年的《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这个条约在同年8月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批准。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中国所致的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问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放弃得以结束，也就是说，中国以国家为主体的对日索赔问题已经画上了句号。
值得庆幸的是，不管当初中国政府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中日联合声明》只字未提到中国人民的民间对日索赔问题，这就给中国人民民间对日索赔留下了极大的“可作为”余地。
将战争赔偿区分为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是世界近代以来有关战争的国际法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结果。早在1907年10月，在荷兰海牙会议上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中就规定了战争必须遵守的准则，违反这些规则的交战国当事者，在造成迫害时负有赔偿损害的责任，交战当事者对其组成的军队的人员的一切行为负有责任。这些规定重在限制战争对于平民的伤害。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中，不但规定了战败国对战胜国以国家为主体的赔偿，而且也规定了战败国对战胜国平民的损失和损害赔偿。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则进一步明确，在战争中不得将平民作为攻击对象，不得把民用建筑作为攻击目标，禁止杀害伤残人员，不得对平民进行集体性处罚，要保护妇女儿童等，否则加害者应承担对受害者的赔偿责任。
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国际法已经非常明确了如果战争对于平民造成了伤害，加害方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则。日本学者金子道雄将有关国际法的战争赔偿问题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即战争赔偿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二是指国家对受害者个人的补偿，以法律上看，对不法行为要同时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因此，即使国家对国家的赔偿责任消失了，但受害者个人对于加害者的民事请求权利应另当别论，不管是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的国家还是接受了战争赔偿的国家，一般平民和其遗族都应保有对不法行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而且这种请求权与国内法不同，它没有时效。
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欧洲的德国就能够比较严格地遵守上述国际法的有关准则。德国对战争受害者在以国家为主体进行赔偿的同时，也对受害者个人作了补偿。更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作为既是战争受害者又是战胜国的美国也通过了《市民自由法》，对于其在二战中扣留的日裔美国人给予每人2万美元的补偿，在发放这些补偿费时还附上了一份谢罪文：
“用金钱和语言无法换回流失的岁月和消除痛苦的回忆，更不能充分表达我国纠正错误和支持个人权利的决心。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彻底地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我们可以鲜明地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日籍美国人施加了严重的不正义行为。由于制定了有关赔偿损失和衷心谢罪的法律，在真正意义上表明了美国人应重新负起对实现自由平等、正义这一理想的传统性责任，为诸位和家属的将来谋幸福。”
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意识到战争赔偿除了国家赔偿之外还有民间赔偿一事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对日民间索赔问题进一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提出对日本进行民间索赔的建议案。中国政府也以特有的外交辞令对此给予首肯，如前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就说过：“关于日军侵华所带来的复杂问题，日本政府理所当然应当给以适当处理。”“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
1992年江泽民主席在回答记者提到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问题时，也作了如下回答：“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害，对一些战争遗留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得到合理妥善解决，这样有利于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国际法的法理基础、国际社会履行国际法的实践以及中国政府的明确态度，再加上日本国内政府和民间不断出现的否认侵略战争的论调和行动的刺激，终于使无法忘记那场残酷战争的中国人民拿来起了法律武器，走上了对日民间索赔的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