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近年来浙江省民间对日索赔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个问题。
以细菌战受害者为原告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活动虽然引起了国内甚至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但平心而论，对这场官司的胜诉还是不容乐观的，因为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不是一个法律上适用何种条款的问题，说到底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我看来，只要日本继续坚持其错误的战争史观，对日民间索赔就难以有大的进展。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国家赔偿问题。
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立场是明显不同的。日本之所以在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上设法逃避赔偿责任，从中国自身的原因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不统一的现状为日本设法否认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责任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第二，中国政府较早提出放弃对日索赔在客观上使日本逃避赔偿责任成为可能。
中国主动放弃对日索赔表现了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一面，但日本在对华战争赔偿问题上的立场――逃避赔偿的责任则反映了日本错误的战争史观。概括地讲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不承认对华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这是相当普遍的国民意识。根据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1967年6月对全国20岁以上的成年人所进行的调查，认为对华战争是当然自卫、不得已而为之、没有什么可在乎的分别占9.7%、39.5%、6%，三项合计占到了调查人数的55%以上。这也就可以理解即使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也只是讲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害，并未讲是侵略战争，原文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即使对这样的表述，日本外务省一些官员还认为“太那个了”。正因为日本否认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所以必然要导致其否认由侵略战争的失败引发的战争赔偿。
日本错误的战争史观还表现在它只承认日本败于美国不承认败于中国。从日本学界对于战争的时期划分来看，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是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1月称日中战争，把1941年到1945年称太平洋战争。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实际上是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美国占领时期对日本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轻视，即使在日本刚战败的时候，日本国民中的这种认识就很普遍。如1945年12月，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对住在北京的385名日本人实施的调查中，87%的人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既然日本是败于美国而不是败于中国，在日本看来它在中国面前就不是一个战败者，因此从心理上认为不必以战败国的身份对中国作出赔偿。
日本逃避了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责任，但对亚洲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这倒不是因为它承认对这些国家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也不是因为它承认这些国家是真正的胜利者，涉及战争史观的这两个问题，日本对中国也好对其他亚洲各国也好，态度是一致的，诚如有的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在亚洲太平洋战争问题上，我们可能忘记了它是一场对亚洲的战争，而是一直识认为它是一场与美国的战争，败给了美国。”
只要日本方面继续坚持其错误的历史观，我们就很难指望其对细菌战和其他战争受害者作出公正的裁决。当然，这并不能否认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的意义。它至少通过大量的案例调查，特别是对健在的受害者的调查，会形成很多口述历史资料，对揭露日本侵略的罪行，进一步推进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它也可以通过民间的力量形成对日本右翼的强大压力，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使二战期间日本在华的罪行为国际社会所充分了解。此外，它也可以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因为日本政府一至拒绝正式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道歉，最正式的表述就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讲的一句话“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其用词真是费尽了心思。多少年来，日本方面就是围着这句话在转圈子，尽管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的确也先后到中国的卢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但这距离中国人民所期望的“我们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这样的字眼相去万里。没有这样的正式道歉，中国就不能真正算作是战争的胜利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方兴未艾的民间对日索赔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继续。
另外，就浙江而言，浙江省本来是华东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日军侵略损失较大的省份之一。目前提起向日本政府要求作出赔偿的也只有细菌战一类受害者，但事实上，除此之外，日本在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中，在浙江还制造了大大小小的屠杀事件，而且还有频繁的空袭所导致的巨大伤亡、有性暴力所致的伤亡等等，这些情况，早在战争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有过较为详细的调查，而且具有相当的原始材料可以为证。另外，经过抗日战争，浙江的经济损失巨大，而当时的经济损失中，工业损失、交通损失、农业损失、文化损失中，绝大多数都是民间损失，这些领域都是可以提出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浙江省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已经经历了十多个春秋，虽然期间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其意义是十分远大的，它越来越引起了浙江人民以至于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群众基础也越来越深厚。告团的代表人王选在2003年被国家的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的新闻人物，同时还被评为发行量极大的《南方周末》的年度人物。这说明民众已经成为支持对日民间索赔的强大后盾。
对日民间索赔还可以形成民间、学界、政府的良性互动。从政府方面来讲，我们既然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明确放弃了作为国家间的战争赔偿要求，作为一个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我们就得对自己的国际法义务承担责任。但综观近年来的对日外交，我们看到日本差不多是举国上下对侵略战争的否定，最近又有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有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事实占有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方面居然批准在其中学历史教材中删去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对此，我们如果仅有政府外交部门的简单抗议，是难以形成对日压力的，但民间对日索赔的开展，可以对日本朝野形成强大的外部环境，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这场战争，日本的战争罪行不管日本自己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历史的事实是铁定的，翻案不得人心。对于学术界来讲，民间对日索赔的开展，使抗日战争的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过去对于劳工的研究、慰安妇的研究、细菌战的研究在民间对日索赔广泛展开以前，其研究是非常薄弱的，但随着这些年来民间对日索赔的展开，大量当事人、战争受害者的举证，使历史研究除了借助文献史料外有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从而在这些领域产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学界的努力也为民间对日索赔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当然，在一个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人权的新世纪，民间对日索赔更多的是可以抚慰那些健在的战争受害者及已逝受害者家属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