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无价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句）
%五更归梦二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黄庭坚《思亲汝州作》句）
谁知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句）
情是一种能量，可以毁灭一切，也可以建设一切，法律约束不住，国籍限制不了。它可以穿透时空，让不同性别年龄和肤色的人情同手足，也能够使原本十分亲密的人不共戴天。它可以酿造滂沱泪水，也能够点燃满腔怒火。真情无杂质，浓度极高，是真善美之源。能珍藏一份真情，就不枉活一世了。
一
父亲去世几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还是时时浮上心头，使我心潮起伏，不能平静。
父亲的一生是非常坎坷曲折的。他的身世始终是一个谜。他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只隐隐约约记得家乡可能是遭了水灾，姐姐领着他在外面玩耍过。父母在他心中的印象也只是些记忆的碎片，始终拼凑不成一个完整的形象……他孤苦伶仃一个人成了无根的蓬蒿，被肆虐的风沙任意推拥着到处漂泊。刚被一个陌生人领到一个陌生的“家”，又被另一个陌生人领到同样陌生的另一个“家”……他想家，想自己那个真正的温暖的家，想父母，想姐姐，想得肝肠寸断，记不清哭过多少次。泪水没有挽救了他的命运，却增添了无名的恐惧和无边的失望……不知辗转了几个“家”才落脚到我们石门峪村这个家。
那时我爷爷只有一个亲生儿子，正巧有个人贩子领来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爷爷性善心软，一看他可怜兮兮的便心疼，就收养回来，这就是我父亲的来历。不久爷爷那个亲生儿子龙儿不幸去世了，父亲不但替补了龙儿的位置，也填补了爷爷悲痛而空虚的心域。他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王生贵，期盼他生活得荣华富贵。至于父亲的籍贯年龄家庭情况等信息，人贩子一无所知，爷爷自然就无据可查，只好和奶奶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对他的年龄和生日时分估了一个近似值。那时候信息极其落后，这笔人生的糊涂账，从爷爷、父亲直到我，几十年多方努力都没有理清，成了我们全家几代人直到今天的一块心病。
父亲出生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幼年是在战乱灾荒十分频繁中度过的，没有平平安安活过几天，更没有上过一天学。按理说父亲应该有上学的机会，因为爷爷王庭荣是个有文化的人，在赵城城内天德盛钱铺里当过掌柜。然而当时我家是个几代人大小数十口子的大家庭，全家以种地为生，父亲这一辈人就有十几个，仅有个别人断断续续上过几天小学，斗大的字认不了几麻袋。爷爷这一辈兄弟四个，他排行老大，三个弟弟都在家务农。爷爷在各方面的能力上略胜弟弟们一筹，所以管理这个大家庭的历史重任就顺理成章地落在他的肩上。这样看来，他们的孩子们没有上学，也许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另有难处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人口爆满，人心开始分化，管理难度与日俱增，分家已成必然趋势。爷爷是个好心人，也是个高姿态的明白人。经过长时间地深思熟虑，他把土地、房产、牲口、农具、家具，乃至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都分为四份，三份好的一份差的。那三份好的分别让给三个弟弟，一份差的留给自己……分家毫无悬念地圆满结束了，大家皆大欢喜，爷爷那操心劳神的肩膀可以歇一下了，却又挑起了另一副劳力受累的担子。
二
爷爷给自己留下的实际上是个烂摊子——土地瘠薄，住房老旧，其他家产也都破破烂烂。分家前，我们那个大家庭的光景在村里不算差的，可是一分家，我们这个小家却名落孙山了，维持生活和抗风险能力大打了折扣，建设起来等于重打锣鼓另开戏。爷爷受苦不行，耕种收割喂牛放羊以及家里的苦活累活几乎全落在父亲尚且稚嫩的肩膀上。
苦难过早地打造了父亲特别要强的性格，毫不抱怨苍天不公，更能理解爷爷的良苦用心，而且不怕苦，不服输，敢于跟命运抗衡。自从知道自己身世以后，他就在各方面更加努力，决心以优秀的表现获取养父母更多的真爱。土地瘠薄不怕，他想尽一切办法拼命地积肥拾粪，起早搭黑一担一担地往地里送。肩膀压红又压青，压出血来染红了衣服，他都不叫苦喊累，仍然“轻伤不下火线”。有的地块土少石头多，犁地打铧，锄地打锄，种上禾苗打不下粮食。他不怨天尤人，更不怨爷爷留下赖地，而是憋足劲儿要改变那恶劣的现状。他把石头一块一块地从土里刨出来，又一担一担地送到沟里，沟里一座座逐日加高的小山无言地记录着他的成绩。表层石头收拾完，又挖深层的。遇到特大的，他不是在旁边挖一个深坑把它推下去埋在更深处，就是用大锤把它砸成小块，再一块一块地运到沟里。他硬是像愚公移山似的把几块兔子不拉屎的薄田改造成海绵似的肥地。
对一般的土地，他则补垄填豁取高垫底，修理得平平整整。至于地边的酸枣刺、灌木丛，他一定要把它们用镢头连根刨掉，绝了它们与庄稼争肥水的根。
人毕竟不是铁打的，父亲经常很累，累得支持不住了也不敢休息，还要坚持，怕一停下来就睡着。村里人只看见他那股虎劲儿，不知道实情，都佩服地说，这娃苦程真好，是把种庄稼的好手！
为了种地有足够的肥料，家里买了羊。父亲在种地之外，又增加了放羊的任务。地里忙的时候，爷爷照护着羊。农活松了，父亲就进山放牧。风里来雨里去，吃冷窝头，喝凉水，有时还要跟毒蛇恶狼搏斗。他不吝啬力气和汗水，放羊总是捎带砍柴、采药、摘野菜野果……每次都要扛回百十来斤重的东西。
每年冬闲的时候，父亲就加入“跑山”的队伍。所谓跑山，就是进山去砍椽子、檩条、各种柄把，打猎，烧木炭之类的总称。一般情况下是当天打来回，鸡叫头遍吃饭后带上绳索斧头等工具出发，摸黑才能回来，两头不见太阳。跑山的人衣服鞋袜经常磨挂得稀巴烂，有时候前半夜补衣服打鞋掌，后半夜打个盹又走了。要是烧木炭，则要在山里风餐露宿，少则几天多则半月。那些日子挨饿受冻皮肉受小伤是家常便饭，只要不弄出重病大伤就够万幸的了。辛辛苦苦一冬天，挣的钱除去过年的花销，所剩也不会太多。
父亲就是一个飞转的陀螺，多年如一日地苦苦旋转着，就像喜鹊垒窝似的，坚强地重建被暴风雨摧毁了的窝。他个子不高，谁都说是受苦担担子压的。
心地善良和见义勇为是父亲性格的另一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救八路军战士。那是抗日战争初期，鬼子打进了我们村，一位八路军战士被追到我家院子里，性命系于分秒之间，情况万分危急。父亲急中生智，一把将那位战士拉进家里，藏在窑洞后面的立柜背后，并跟母亲和奶奶统一口径，说是跳墙跑了……话未说完，四五个鬼子已经追进院，直扑家里，用刺刀随处乱捅，呜哩哇啦比画着找人。已经踢开柜门，眼看就要找到柜子后面了，父亲赶紧指着院里厕所旁边一个豁口，用手势告诉他们从那里跳过去了……幸亏敌人没有多想就去追赶，若要再稍微仔细一搜，我们一家连同战士的命都保不住。
鬼子走后大家都出了一身冷汗，才感到后怕。那战士从立柜后面出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下，连连感谢救命之恩。他说他是河西李家庄，叫李学秀，抗战胜利后，只要他还活着，一定来报救命之恩……然而打那以后，再也没听到他的任何音讯。
另一件是救民女。有一次本村一位女子掉进庙旁边的水井里，父亲听见断断续续的微弱呼救声后急忙跑去看。只见那女子的头发在水面上忽上忽下地浮动，已经无力挣扎了。他不假思索地跳下井去，用尽全力把她推上来，送回家去。可是父亲却连冻带累病了一场。
三
我们村背靠大山面向平川，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了抗日根据地。鬼子把它看做眼中钉，对它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多次进攻没占便宜，就惨无人道地烧杀抢掠无辜百姓。村里被烧得家无完舍，到处是废墟焦土，我家自然未能幸免。有一次鬼子大扫荡，躲在村边的母亲眼巴巴地看着我家院子里浓烟滚滚，心急如焚。鬼子刚撤，她就冒着生命危险赶紧跑回去扑救。一进院子，见三间北房已经烧毁，熊熊大火正直扑西窑的门窗，火苗像千百条毒蛇，直往窑内窜。母亲迅速冲进窑内，在令人窒息的浓烟中摸到水缸，用脸盆舀上水猛泼，等火势较小后又用蘸了水的衣物扑打……窑虽然没有烧毁，但已经无法居住了，多年辛辛苦苦的积蓄也毁于日本鬼子一把火。只有土地没有被烧毁，但人的生死都无法保证，怎么谈得上正常耕种！
有一次鬼子进村后追我父亲，还不停地朝他开枪。他跑到一座院子里，迅速跳进空菜窖，钻进遮盖过疏菜的杂草中。鬼子进院到处找，找不见就随处用刺刀乱捅一气，捅到菜窖里，父亲头上挨了一刺刀，差点要了性命。
村里无法生活，我们被迫躲到离村三四里远的张罗地去住。这个小山庄有十几户人，都是临时逃出来的。父亲最先在致命的打击和空前的困难中挺直了腰杆，又带领一家人冒着敌人的炮火男耕女织，在枪林弹雨里耕作，向自然灾害夺取收获的。
为了耕作方便，父亲用以地换地的办法把远处的地都交换到小庄周围，交换时自己总是吃点亏或贴点东西。这样就又出现了几块带有石头荒滩的赖地，他就又用老办法没完没了地清理石头垒垄平地……
庄西二里外的闫家庄有鬼子的一座碉堡，常驻兵力为一个班以上，恶名昭著的“狗儿班长”经常带人到周围村庄杀人放火扰害老百姓。老百姓很多活计只有黑夜偷着干才比较安全些，特别是收割庄稼，必须黑夜干，打下粮食趁天黑深藏到地窖里。地窖是父亲连续很多个黑夜挖掘建造起来的，挖出的土都摸黑运到别处撒开，不留任何痕迹。地窖里面很宽，留有通风口，望口，实际上就是几孔相互联通的窑洞式地下库房，可以放许多东西，出口留在十分隐蔽的地方，还用鲜活的蒿草掩盖着。父亲这种杰作赢得全庄人的称赞，家家效仿，很快就推广开，挖了许多样式不同的地下库房，保证了大家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安全。
在战争年代，无法正常耕种收割，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地里打不下粮食。只靠种田难以维持生活，还要靠父亲卖柴母亲纺织补充家用。一担柴从山里砍回来得一天时间，扛到集上卖掉又得一天，是一件费力大收入少路上担惊受怕的辛苦事。父亲不怕吃苦，家里的很多用品都是他用一担担浸透血汗的柴换来的。他以柴换物从来不让对方吃亏，又十分讲诚信，人都愿意跟他交往。他的处世哲学是，咱多流上一身汗什么都有了。你们记住，亏人是祸，亏己是福，吃亏人常在。
张罗地叫鬼子祸害得无法生活了，又举家逃往山里面的喝石庵。那里原来是一座建在高山林间的窑洞式殿宇，风景优美，建筑宏伟，山泉绕沟，飞瀑挂壁，曾经香火十分旺盛。可惜后来毁于日本鬼子一炬，变成了一片废墟。我们去后住在一孔被烟熏得乌黑但尚未塌毁的砖窑里。没有门窗，铺着麦秸席地而卧，日夜邀风雨做伴，与野兽为邻。没有油，劈碎松柴点着照明。缺米面，采野果山菜补充。父亲顶着食不果腹的困难，还要冒死到七八里以外管理那些赖以生存的庄稼，成熟一点就“偷”回来，用最原始的方法加工成面粉。有一次鬼子发现了，远远朝他放枪，子弹打得脚下直冒尘土，他钻进玉茭子地里才得以脱身。我和二弟不懂事，不理解艰苦和危险，经常下沟上山去玩耍。那里到处是悬崖绝壁毒蛇猛兽，母亲在“家”里做针线活，爷爷就得紧跟在后面保护我们。即使这样操心，我们还被马蜂蜇过，石头砸过。
四
在这里过了近一年野人般的生活，村里传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全家人“初闻涕泪满衣裳”，收拾东西喜欲狂。没想到回到家还没有安顿好，阎锡山的顽固军又打来了，打人抓人抢东西，跟日本鬼子没两样。我们依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顽固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扰害群众。有一次偷袭我们村，青壮年男人都逃走了，妇女儿童和老人没来得及跑，很多人都挨了他们的打骂。他们逼着我的二爷爷要粮食，二爷爷说没有，就被打得头破血流。其实粮食都在他们脚下的地下库房里藏着，他们翻箱倒柜到处搜，结果毫无所获，又发泄了一阵子走了。
就在这一年秋天，父亲去给舅舅家犁地，天不亮村子里突然枪声大作，砸门声不断，狗叫声和顽固军的号叫声混成一片，此起彼伏。父亲还没有穿好衣服，就被破门而入的顽固兵捆绑起来。姥姥磕头哀求，说这是个老实庄稼人，你们行行好，不要绑他……但在这些缺乏人性的家伙面前毫无作用，父亲还是被绑走了。那天秋风萧瑟，乌云压顶，冷风卷着尘土扑面而来。抓去的七八个人被绑成一串，拉出村去一枪就把最前面的王五奎击毙。其余人都被拽倒在地，父亲身上还溅了血。顽固兵用枪指着其余的人恶狠狠地骂了一顿，残忍地把死者的头割下来，提在篮子里游村，还扬言谁不老实就这个下场！
父亲惊魂未定又被绑到玉峰山，滴水未进就强迫做苦工去了。幸好挨打受气干重活没多长时间，就被同村的卫得寿用巧计救了出来。后来卫得寿在强迫劳动的过程中，也乘机逃跑回来了。
在天大的困难面前，父亲从来没有皱过眉头，可是闯过这次鬼门关后，他却得了个做噩梦的“病”，梦中常常被吓醒，醒后就是一身冷汗。
战争年代里父亲也想参军杀敌，但由于他是独子，又是那样一个不幸的身世，所以村里人出于同情不让他去。然而支援前线到临汾、霍县等地给八路军抬担架，送米面，上吕梁山送弹药，去同蒲路沿线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电线……几乎每次他都去。长达两个多月的临汾战役中，他支援门板、到前线挖地道，抗美援朝战争捐献飞机大炮等，他都积极响应，尽力而为。他没有文化，说不出更深的道理，只知道不这样做就没有好日子过，天下就不会太平，老百姓就永远翻不了身。
五
连续十几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一天天长大了，父亲的思想观念也开始转变。他受够了没文化的切肤之痛，亲身体验到学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常对我们说，我这辈子大字不识一个，吃尽苦头，你们可要好好念书，把所有的字都认遍。以后你们能考到哪里，我就供到哪里。他不知道天底下还有北大、清华等等名牌大学，心目中就有延安那个抗大。所以他说，你们就是能考上抗大，我也供你们念完！
我到二十里以外上高小了，学校灶上不收钱，而是收米面。别的同学都是零零碎碎地往学校背面，父亲不让我背，而是用牲口驮上粮食去附近水磨上磨成面，一次就给我交几个月的口粮。可是他们在家里却饥一顿饱一顿地凑合着过日子。
上了初中以后，学校开始收伙食费，连书费学费每月得十几块钱。母亲纺线织布做针线活只勉强能顾住全家人吃穿，我上学的花费，多数还是要靠父亲。生产队里一个壮劳力一天挣的工分只能分一两毛钱，全年出满勤的人，也只能挣够全家的口粮钱。为了挣够我上学的费用，他什么重活累活苦活都干，只要工分高就行。母亲除了忙家务喂猪养鸡，也挤时间下地挣工分。
我上了高中以后，家里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能卖的东西几乎都卖了，还是难以扭转僵局。我知道家里缺钱，每次回家去取，都吞吞吐吐难以启齿。而父亲每次都面带笑容地说，我娃就安心念你的书，别作难，要多少？咱有……看到这情景，我眼不滴泪心滴泪。实际上真正作难的是父母亲，谁知他们是怎样作难弄来的钱！幸亏我当兵的五舅每月资助，我才有幸一直坚持读下去。
我上大学时，正碰上三年特大灾害，整个中华大地深深陷入饥饿的沼泽之中，饿死人的现象并不少见。此时也是我们家里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家里吃的是野菜、淀粉（玉米穗的心子磨碎的）等，却要给我捎去用小米面炒的油茶或其他小食品，以此支持我完成学业。我每收到一次，就暗暗哭一次。我劝过他们不要这样做，可是没有丝毫动摇父母爱子之心。父亲因缺乏营养和持续劳累，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胃病日益加重。尽管母亲想遍法子地呵护调养，他的身体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就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他还是坚持进山放羊，下地干活。
我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名大学生，父母因此也受到人们的敬重，敬重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培养子女的坚强决心和毅力。我分配到吕梁山里工作后，家里经济条件好转了，父亲很高兴，身体好像好了不少。我说，爸，什么时候我接你去好好检查一下，治治你的老毛病……他说，那算什么病，我供你们姊妹们都上了大学的大计划完成后，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了！
万万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乱得一塌糊涂，很快就上升到两派武斗，枪炮相见，交通阻塞，音讯难通……我的父亲就在这时突然去世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突然大吐血，很快就奄奄一息了。村子偏僻落后，交通不便，又缺医少药，没任何抢救条件，也来不及抢救。当时我远在吕梁山上什么也不知道，弟弟妹妹分别上初中和小学，我女儿刚牙牙学语，母亲和妻子慌作一团。天塌了，全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村里人看见此情此景，纷纷含泪安慰，帮忙处理后事，把父亲草草寄埋到张罗地一孔废弃的小土窑里。母亲怕我知道后过于悲痛，更怕我急于冒着一路上随处都在打仗的危险往回走，就没有马上告诉我这一噩耗。
父亲只活了短短五十一岁，抛下他的大计划饮憾而去了。他做了多年把子女培养成人功成身退后安享天伦之乐的美梦，不料命运偏偏给他开了个恶毒的玩笑，不但不让他圆这个美梦，反倒强迫他功败垂成。
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一边作着回家的准备工作，一边回忆着他坎坷的一生，流着眼泪给他拟了一副挽联：
一生经营稼穑，含辛茹苦，好日子方兴未艾，音容随暴病而去，举家饮泣互勉
半世培育子女，历尽艰难，大计划功亏一篑，精神伴愧疚仍在，全村抱憾相劝
可惜这幅挽联再也无法贴到他的灵前了，只好面朝家乡的方向，偷偷地烧给他，以寄我的哀思——因为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我这样做属于“四旧”，在“横扫”范围内。想写篇悼念性的日记，也怕万一查出来列入封建迷信加以批判。随后，我利用曲笔的形式，以歌颂树木之名，行缅怀父亲之实，写了一篇《春树，我要为你树碑》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山西林业》杂志上（后来收入我第一本散文集中），这才稍微减缓了我的悲哀。我想给父亲立一墓碑，又因为他是寄埋，村里没有这个先例，母亲也不同意，只好暂时搁置。直到母亲去世后第七年迁坟时，才完成这一宿愿。父亲生前我没有尽到孝心，他去世后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心头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