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初中毕业以后离了家乡洪洞县，就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很少回老家常住。偶尔回去一下，多半是蜻蜓点水，留不下太深的印象。要不是浓浓的乡情滋养，我的根很有枯萎的危险。所以除了沉积在心底的少年时期一些记忆碎片外，对家乡的了解十分肤浅，感觉也逐渐陌生起来。
前几年突然有一个人闯入我的生活，为我搭起连通家乡的彩桥，引我魂兮归来，促使我对家乡的了解与日俱增。
这个人就是宋博霖先生。宋先生小我两岁，是山西大学的校友，由于在校不是一个系，后来又在相隔千山万水的异地工作，半个世纪以来互不相识毫不奇怪。后来我回到临汾，他回到洪洞，基本上算是叶落归根了，按理说应该认识了，但认识的过程却是一组富有戏剧性的慢镜头。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年轻小伙子给我送来一个牛皮纸袋子。他说宋老师让我把这些交给你，以后有什么事，我给你们跑腿儿。我一头雾水，也不好意思细问。小伙子走后，我拆开袋子一看，是老家的一些文史资料，还夹着一张纸条，称我学兄，后面写着宋博霖及其住址电话号码……
打那以后，他就不定期地托人给我捎来一些有关洪洞的印刷品——某人新出的一本书、某学校的一份刊物、一张报，某单位的一份简报，报道洪洞消息的一方剪报，洪洞人发表的重要文章，洪洞学生高考的突出成绩等等，凡是他认为应该让我知道的，都搜集起来送给我，还提示我阅读重点，追问我读后感想。有时甚至让我交书面作业。他成了我的义务情报秘书兼指导老师。时间一长，我竟积累了许多关于洪洞的资料，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它们我对洪洞的了解日益加深起来，遗憾的是他老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直接来到我面前。
后来，他让来人向我索要我已出版的几本小说散文，并让我按他提供的名单签上名。来而不往非礼也，他费尽辛苦送给我这么多丰富的精神食粮，我这么点东西还舍不得吗。只有唯命是从，按他的指示办事才能对得起他，对得起老家的父老乡亲。
再后来，他又“得寸进尺”，叫我按他拉出的人名单赠字。让我给谁写，就在电话里介绍谁的人品和事迹，往往使我很感动，觉得这样的人值得交朋友。然而我只是爱好写字而已，没有投过师，水平很低，送给人家这样的字实在不好意思。他这一军将得我左右为难，但是为了相互沟通，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每次都冒着汗写，前前后后写了许多幅。我抛出了丑砖，很快就引出美玉来。老家一些爱好书法的朋友也通过他给我写来作品，使我受益不少，也了解了不少人和事。
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俩还迟迟没有见过面。他说他二十多年前看了我发表的一篇题为《早晨的菜市》后就记住了我的名字，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其实那篇文章写得很一般，我早就把它忘了，我想不是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其中的乡情引起他的共鸣吧。能见到这样热爱家乡的人，很想回家去找他，但却因其他事情没有及时付诸行动。
第一次见面是从认照片入手的。他是在我的书上见过我的照片，使我受到启发，就在他送给我的那些书里找到他们一张多人合影。我给他打电话问那张照片上哪一位是他。他说后排最边里戴眼镜的低个子就是。照片是平面的，而且头部比指甲盖还小，离真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种操作程序很像在婚姻介绍所的模式，印象并不太深，只能算是见面的序幕。
第二次见面有点像战争年代搞地下工作。那天他在行进的车上打电话说正往我的寒舍走。我一听十分高兴，立即告之以详细住址和路线，并说去停车点接他。可是我等了好几趟车也不见他。正着急时，他打来电话说他下车了，问从哪里走。原来他走错了路线，那里离我家尚有一段距离。我又重新约定了接头地点，并往那里赶去。那天来往的人特别多，我“众里寻他千百度”还是找不见。正在给他打电话继续联系，一个人在我身后说，别打了，我就是。我一转身，正是“戴眼镜的低个子”宋先生。明明是首次见面，却胜似久别重逢，一种相见恨晚的内疚感立即涌上心头。
不久，他为辅导孩子上学搬到临汾住了，解放路如一条扁担挑着我们俩，可以经常见面，只是距离较远。有福之人天照应，可巧在我俩之间有一家“清华眼宝专卖店”，成了我们的“交通站”。我们三天两头去那里贴眼宝治病，顺便就交流了信息，交换了各种资料。只要见面，必然无所不谈，大到国内外大事，小至家长里短、趣闻轶事。那里是我们俩的世界，古今中外，宏观微观，脑中的鼠标点到哪里，就谈到哪里。
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老家洪洞这个主题，即钩沉家乡的悠久历史，畅谈家乡的沧桑巨变。宋先生是教育世家出身，本身从教师到校长，一直干到退休，桃李遍天下。他的记忆力很好，多年来数十名学生的高考分数仍熟记在心。他的学生正处在年富力强阶段，散布在各行各业。他胸中有一部详细的学生档案，从学校到社会，甚至其家庭情况，都可以随时调出来。在闲聊中，他把这些信息不断复制到我的脑海里，使我对老家方方面面的情况得到广泛深入的了解，宋先生热爱家乡的赤子之情也袒露无遗。
宋先生为我了解老家操碎了心，费尽了力，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衷心地感谢他以及通过他结识的新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