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寒冰长我十多岁，我以长辈待之。“文革”后期他被解放出来，安排在中科院历史所任书记。他对我说，林鹏，你到历史所来工作吧。我说，我一没学历，二没职称，我到历史所能干什么？相顾一笑而罢。
上世纪八十年代，梁寒冰、聂元素老两口每次来太原，必到寒舍，可以说无话不谈。梁寒冰要编一部中国古代史，叫阶级斗争史，我取笑说，你编一部阶级斗争史，我编一部儒法斗争史，说笑而已。后来有一次他问道，林鹏，你的儒法斗争史编得怎么样？我一下愣住了，老半天才醒悟过来，想起开过这么一个玩笑。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对人们的影响太深了，抹不掉秦始皇的阴影。我说，我开玩笑。他说，儒法斗争是值得一写的。等等，等等，漫谈一气。
儒法斗争是值得一谈的。春秋五霸开创了霸业时代，甚至后来的吴越也是以霸业为政治目标。他们打的旗号或说口号，依然是对当时天子的周王朝的辅佐。到春秋末期，王道和霸道就分道扬镳了。士君子坚持王道，而当权的诸侯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认为只有霸道才是出路。春秋诸侯竞相变法，只有变法才能称霸。而战国诸侯竞相称王，只有称王才能实行霸道。他们占住王道之名，而行霸道之实。可见此时王霸之间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了。君子儒坚持王道，小人儒坚持霸道。商鞅变法使落后的秦国骤然强大起来，令人刮目相看。此时的秦国同秦穆公时的秦国相比，已经是一个全新的秦国了。此时的秦国已经坚决地走上了霸道之路。荀子说，“秦无儒”。秦国非常纯粹，它纯粹是法家的一套了。此时的山东六国已经是秦国的盘中之餐、俎上之肉了。不过，六国的士人也已经看清，秦国只是走上了死亡之路而已。所以山东六国的士人，都变成了坚决的反秦的战士。这就是战国末期儒法斗争的形势。儒家失势，法家得势，一时强弱，一目了然矣。
土地制度是一切经济制度的根本。在上古，也就是远古的原始社会，地广人稀，土地属于天有。谁种归谁，可以说是真正的私有制。这正是儒家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自然而然的耕者有其田。后来是家天下，才有了公田，公田就是公侯们的私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虽然后世解释纷纭特甚，但是，贡是一定数量的田租，助是在公田中劳动，公田收获归公，私田不再收税，这是各家都认同的。春秋变法就是取消公田，改八夫一井为九夫一井。没有公田了，只在私田中收税，这实际上是变私田为公田，也就是都成了公侯们的私田了。这个账非常好算，谁知学者们只是在文本里打转转，一辈子也说不清，道不明，无可奈何。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也就是到孟子的时代，人们还在贡与助上打不定主意，朝令夕改，各行其是。孟子是主张助，也就是提成，叫做什一之税，他甚至说，“虽周亦助也”，实际上是拿周压人。虽然有孟子的坚决反对，田税制度却是坚决地走向固定数量的田租了，《吕氏春秋》也是主张固定数量的田租，并且主张年初就应该定下来，不再更改。“先定准值，民乃不惑”（见《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而秦国上下根本不能接受这一套。秦从商鞅变法之后，采取的是一种变相的或说五花八门的彻法。“周人百亩而彻”，完全是为了战争。公刘“彻田为粮”，注家说行道为粮，可见是战争的军粮。“彻者彻也”，全部拿走，连锅端。秦人接受了周的地盘，实行彻就有历史的渊源，再加上一切为了战争，也就有了现实的意义，谁能有什么可说。什么贡，什么助，什么十分之一，什么十分之二等等这些问题，这些争论在秦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在秦国，文化是非常落后的，而政治（统治之法）却是非常先进，秦孝公率先实行了郡县制，原因很简单，郡县也是为了战争。一切为了战争，“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力气”（《韩非子》）。秦国只管强盛，六国只管衰弱，历史有什么话说。但是历史也不客气，死亡之路就是死亡之路，任你挑选任你走，往下走吧，这就是历史。最后历史证明，仁者无敌。仁者无敌就证明，不仁者有敌，有敌就必有一败，其奈历史何。
中国古代文化是士人的文化。大舜就是一个典型的士人，并且是一个自耕农。正是他开创了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后来的伊尹、傅说、吕尚、周公、孔丘、孟轲、管仲、乐毅以及吕不韦，无非士也。
士们主张耕者有其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他们主张人人平等，维护个人尊严，“虽负贩亦有尊也”。在政治上，他们主张继承古老的政治传统，明堂议政，辟雍选贤。他们主张尊重血缘关系，顺应人的善良本性，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一切同后世的所谓社会福利（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是完全相通的，主张在私有制下建立道德社会。凡此种种都同非常自私的王侯们的利益相冲突。自从有了皇帝以后，一家一姓的皇权高于一切，而士人们的思想意识是仁，帝王是不仁，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没有一个帝王不好大喜功，实际是劳民伤财。法家只知为帝王服务，为王先驱，先意承旨。没有一个儒者不反对劳民伤财，这就成了帝王的眼中钉。儒家讲究遇到问题，反诸身求诸已，而法家是帝王的代表，绝不敢反诸身求诸已。
史云，孔子卒儒分八派，加上墨家、道家，杂七麻八，十家不止，号称百家。这不仅是儒家的阵容，这是整个士人群体的阵容。士人是四民之首。四民是士农工商，因为工商食官，可以除外。士和农界线不清，农人中的优秀青年人年年都有推荐为士者，当然士也有退而耕诸野的，也就是变为农人的，此即隐士。这样就可以看出，士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是整个古代社会的政治的基础，是统治者重要的依靠对象。
战国各国王侯及其重臣、贵胄都有养士的风气，比如四公子，养士多至三千。后来的合纵连横，都是为了统一中国。这正是士人们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李斯说，此乃布衣之秋也。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广大的士的阵容如下：
一、隐士，山林岩穴之士。“孔子死原宪亡在草泽”，他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
二、处士，不为官，不主事，却敢于横议（横者逆也）；
三、为了养家糊口，出为小吏，即使提拔起来，随时都准备挂冠而去；
四、平生抱负非凡，想有所建树，这些人都是想以自己的理想影响朝廷，使社会生活走上正道，也就是实行仁政，以仁为己任，就是王道，实现天下太平；
五、最后是法家之徒，追求个人前途，统治者好什么，他就来什么，多半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严刑峻法，立竿见影之类。
这第五类是士人中的极少数，但是却是极容易得势的一类。历史上的所谓儒法斗争，就发生在这第四类士人和第五类士人之间。儒法斗争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斗争。
学者们一向把儒家算作百家之一，其实错了。孔子有删定六经之功，六经是儒家的经典。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家各派都同六经有着渊源的关系。虽然如此，六经只属于传授六经的儒家，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一家。也有学者把隐士算做道家，其实，原宪亡在草泽，那就是隐士，原宪却不是道家。前述的士人的一、二、三类，算做哪家都行，但在儒法斗争中，他们都是站在儒者一边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从商鞅到王安石，变法都是以“复古”为托词的，只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或说只是《庄子》所说狙公赋予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而已，目的只是急功近利罢了。
历史上所有的变法都是因为遇到了危机，都是治表不治本，都是一步一步加深矛盾，形同饮鸩止渴而已。历史上所有的变法，总括起来，都是将土地收归国有，把农民变为农奴，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诗句，出自《诗经》，但不是后世所理解的意思。《孟子》早有解释，可是人们不予正视，王土、王臣居然成了天经地义，谁也莫可如何。
土地收归王有，号称国有。田税制度变为彻法，全部拿走，连锅端。秦是“口赋箕敛”，最彻底地彻了。秦始皇只管战争，老百姓饿死他不管。要按社会形态说，只能算最残酷的奴隶制。这是杀鸡取蛋，竭泽而渔。在短期效用看起来，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三年五年，小灾荒，十年八年，大灾荒，就贻害无穷了。所以统治者只要尚未亡国，他们最终都要把法家牺牲掉，就像曹操借粮官之头一样。然后请有儒家倾向的士人，或者干脆就请山中的高士出来收拾残局，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虽然法家大多以身首异处告终，统治者却深深知道，只有法家才是真正的忠臣，是有用之才，而儒家的仁者无敌的仁政王道一类的说词，只是空泛的教条，迂远而阔于事情，不顶用，指不上，远水不解近渴。而法家这种甘愿做鹰犬的人，什么时候都用得上。自从有了皇帝以后，无一不是迷信暴力的，所以随时都离不开法家，随时都离不开酷吏，一时一刻也少不了的。有统治阶级存在，有帝王存在，严刑峻法是不可或缺的。这就造成一种政治态势，法家永远站在帝王一边，他们是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的实施者，他们的学说就是法、术、势，最后就只剩势而已，势者权势也。暴力是权势的标志，没有暴力就没有权势。权势在暴力中生，在暴力中亡。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至死不悟。同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相对立的，有能力有胆量敢于同帝王思想帝王文化对立的，对着干的只有儒家。他们的学说就是仁，仁慈，仁政，以仁为己任，仁者无敌。
后世的帝王，居安思危的也常有，声言同士人共治天下的也有，于是就把儒家的学说拿过来，拼命地装饰自己，尤其是三纲五常，所谓礼教，包括那些老掉牙的繁文缛节都拿来，用以维持帝王的威严，帝王的天命，帝王的事业。他们说起话来，仁义道德，振振有词，天理良心，头头是道，老百姓自然也得听。越是盛世，越是黑暗，隐士也就越多。虽然，朝中也有不少真正的儒者，也不都是摆设，也常常起草一些冠冕堂皇的文告，煞有介事，粉饰太平，不可否认这就是太平嘛……然而儒法之间的斗争，却是随时随地都在斗争着，如有关重赋和轻赋，如严刑和宽刑，如大赦与否，如滥用暴力和反对滥用暴力……内容多得很。只要帝王存在一天，帝王之术就存在一天，统治阶级存在一天，统治之术就存在一天。儒法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历史就是在各种矛盾中，曲折地，一溜歪斜地，出乎想象地，不尽如人意地这么发展下来，恐怕它也只能这么发展下去了。
前几年，梁寒冰、聂元素夫妇相继去世了。回想往日欢欣聚首，畅谈时事，令人难忘。谨以此文表达对他们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