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3年）是袁毓明同志去世三十周年，他是1973年去世的。后人对他的评价是，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硬话，没有干过一件软事。这个评价非常中肯。当我听到这个评语的时候，我很感动，久久不能平静。我想，人活一辈子，得到这么一个评价，对于一个真正的士人来说，也就足矣了。不过我一向对他的评价却较为具体，我认为他的知识非常渊博，谈吐非常风趣，而且他的文章更是流畅优美……在当时，无人可比。他对我说：“孔子曰，不能说。”意思是孔子是曰，不能说孔子说。闲谈中他常常引用这句话，我感到好笑，又觉得意蕴深沉。中国语言文字之丰富优美，不在其逻辑性如何，而在其蕴藉。话到其间，一笑了之。
袁毓明1962年在《火花》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洪洞风土志》。我看了觉得非常好，就打听作者其人。后来在“文革”中认识了他。一旦结识就常常见面，常常叙谈，非常投契。袁毓明是个老党员，却不带一点布尔什维克气。他原是《大公报》的主编，反右之时，遭打击报复，给他戴了个右派帽子。他不是老左，但也不右，只是一个诚笃君子而已，是个标准的士君子。当然，戴了右派帽子以后，他确实有点右了。然而他依然是一个诚笃君子。一位真正的士君子。我是一向右倾，所以我们颇有共同语言。我赞同成汤纲祝的思想。说来可叹，我国古代思想如此丰富，而现代知识分子却把古代看成一片荒芜。
袁毓明被打成右派，下放山西，后来摘了帽子，安排省文联副秘书长。摘帽右派，不是右派，还是右派，只是摘帽右派。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藏有一些破烂书籍，例如在旧书摊上买的丛书集成的零本。袁毓明经常借去看，然后我们就高谈阔论起来。
有一次谈到朱熹，新中国成立后沿袭清末民初的余风，把宋明理学说得一钱不值，尤其把古人分成唯心和唯物，殊属无谓。袁毓明便说，“孔子曰，不能说”。
《丛书集成》里面有一个小薄本的《朱子语类辑要》，他看了说好。我对他说，我所以看重此书，只有一点，就是朱熹在谈到秦始皇时说，虽然秦始皇很坏，可是自兹以后谁也不肯放弃皇帝的称号。他点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要害问题。袁毓明对我说：“你是个有思想的人。”当时一般人的口头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补充说：“你是心怀现实，放眼历史。不过，有些事，孔子曰，不能说。”我们相视一笑。他喜欢这么说，不过我也学着这么说，不过，仔细想来这确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使中国历史沦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大泥坑。他说，孔子曰，难矣哉。我也就付以哈哈一笑。同他闲谈，有一种乐趣。这种乐趣是什么，我说不清，我只知道，它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因为广大的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们，也就是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士君子们参加了革命，才使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汤因比总是念念不忘“无产者”，仿佛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运动、重大的转折，都是“无产者”们造成的。他受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所谓思潮的影响过深，使他不能客观地对待历史，尤其不能看清中国的古代史。不能看清中国的古代史，也就不能看清中国的现代史，这是紧密相连的事情。只有中国拥有士人这个阶级，西方是没有的。士人这个群体，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而且他们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者。袁毓明没有留下什么文集或选集，我觉得很惋惜。后来我想其实用不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伯夷、叔齐、颜回、原宪有什么文集和选集呢？
立德也就是立人。做一个真正的士人，一个真正的有觉悟的士君子，这就是一切。我又想，那些出了好几卷文集和选集的人又怎么样？他们敢说，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硬话（这倒也不难），一辈子没干过一件软事吗（这太难了）？
他发病是因为来看我，累着了。李束为同志同他说，去看看林鹏吧，他说，走。李束为身体好，走得快。到我家，我不在，锁着门。两人紧接着往回走，这一下累着了。当天夜里犯了冠心病。那时候正是曾山、陈正人刚刚去世不久的时候，他们都是犯了冠心病去世的。周总理指示，加紧对冠心病的防治进行研究。我问医生，这种病就没有特效病吗？他说，有，苏合香丸。人们急忙去找这种药，省城居然没有。当时省药材公司的经理是我的朋友，我请他想办法。他立刻派人坐飞机去上海买到了这种药。等药送来，袁毓明已经去世了。
袁毓明去世了。我非常难过。一则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谈友，一位同志，一位老师；再则，好人总是不能长寿，这是我最感到悲愤的事情。
2003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