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不忍背汉”到“钟室受诛”
项羽既灭，韩信的命运又当如何？
韩信在战场上，是用兵如神的战略家，但是，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却不是韬光养晦的智者。在楚汉之争战事方殷之时，他与刘邦之间，已经存在着无法言表的心理隔阂。“修武夺军”已经将刘邦的猜忌之心表现出来。汉家开国之后，韩信的悲剧一步步展开。
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的悲剧，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在伍子胥、文仲的身上反复上演过。那么，韩信会不会重蹈覆辙？其实，早在项羽未灭之时，就有两位智者为韩信指陈利害，劝韩信乘势自立，以求安全。
第一位说客是项羽的使者武涉。当时，韩信已经是雄镇东方的齐王了，项羽派武涉前来游说，意在争取韩信背汉亲楚。武涉是深通游说技巧的辩士，善于分析利害得失，长于分析人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动态。他的游说从批判刘邦为切入点：“天下英雄共同推翻秦朝之后，在项王主持之下依据功劳大小割地封王，借以休养士卒。但是，汉王再度兴兵而东犯，侵入封疆，夺人土地，在攻破三秦王之后，又引兵出关，胁迫诸侯之兵向东攻击楚地。看来他的用意非要吞灭天下所有封王才肯罢休，他的贪得无厌到了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况且汉王是无法信赖的人，他的生死掌握在项王手中已有多次了，项王出于可怜而给他一条活路，但是他一旦得以脱身，动辄违背约定，再次攻击项王，他不可亲近、不值得信任已是如此清晰。现在足下虽然自以为与汉王有厚交，为他尽力用兵，以后也必定为他所擒俘。足下所以得以暂且保得住高位到现在，原因就是因为项王还存在。当今楚、汉二王之事，决定他们命运的砝码就在足下掌握之中。足下右投则汉王获胜，左投则项王获胜。如果项王今日败亡，那么刘邦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收拾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交，何不反汉与楚合作，三分天下各自为王？现在错过这一良机，而自以为与汉王的关系牢不可破而攻击楚国，请问真正的智者应该如此行事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武涉确有先见之明。他的分析合情合理，但是韩信还是毅然拒绝了：“我当初事奉项王，官位不过是个郎中，职责就是执戟保卫项王，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给我上将军的印绶，让我统领数万大军，把他最喜爱的衣服脱下来送给我穿，把他最喜爱的食物送给我吃，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得以成就现在的功业和地位。汉王如此厚待我，如果我背叛他必定不会有好下场。即便是有先生所预言的结局，我至死也不改变忠于汉王的决心。请代我向项王表明心迹。”韩信的这番话，掷地有声，为了追随汉王即便遭受杀戮也忠心不变，这就杜绝了武涉继续游说的空间。武涉只好带着遗憾离去。
第二位说客是蒯通。他不仅是韩信的部属，还应该看作为韩信的心腹亲信。蒯通曾经认真研究过纵横游说的学问，是秦汉之际的天下辩士之一。他认定韩信目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此时的选择，不仅会决定楚汉的失败，而且也将决定韩信未来的命运。因此，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相面”的语言环境，从神秘莫测的角度入手，极力鼓动韩信背汉自立。随即，借题发挥，分析当时的天下大势。他说：“天下英雄豪杰在反秦之时，曾经同心同德，当时，大家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推翻秦朝统治。现在楚汉纷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脑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原，不可胜数。楚人起于彭城，乘胜追击，至于荥阳，席卷中原，威震天下。但是受阻于京县、索城之间，而不能越过汉军防线，相持不下已有三年了。汉王统领数十万军队，据守巩县、洛阳，凭借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失利逃亡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战败于荥阳，受挫于成皋，只好向宛城、叶县之间逃亡。以勇猛知名的项王和以智谋著称的汉王都陷入了困境之中。连年用兵，粮食枯竭，百姓疲极怨望，不知可以指望谁收拾乱局。根据我的分析，这种局势之下，不是天下贤圣就不能平息天下之祸。”当然，蒯通所谓的“天下贤圣”就是专指韩信而言，他特别强调：“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蒯通献策：如果您能听我的计策，为了您的利益，最好就是在楚汉之争胜负未分之时保持中立，形成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这种形势一旦形成，任何一方都不敢率先破坏这一平衡。以足下之贤圣，统领着众多军队，占有强大的齐国，结交燕、赵两国为盟友，直接控制着楚汉的后方空虚之地，再顺应天下民众的心愿，领兵西进向楚汉双方发出停止战争的呼吁，那么天下人一定响应您的号召，谁敢不听！随后，您再以公正之心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天下诸侯一定服从并且称赞齐王，天下的君王就会争相朝见齐王，奉您为盟主了！为了坚定韩信的信念，蒯通又提醒说：“大概您也听到过这样的谚语‘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希望足下深思熟虑此事。”
蒯通的利害分析如此透彻，韩信依然感觉从道义而言，不愿意背叛刘邦。他说：“汉王待我很好，我怎么可以贪图利益而违背道义！”蒯通知道韩信是被刘邦的小恩小惠所蒙蔽，被道义观念所束缚，于是他历数古今典故，说明在权力之争中，道义观念是不足以为凭的，像韩信这样功高才大的人，是无法在雄猜之主面前得以善终的。他侃侃而谈：“如果足下自以为与汉王交情深厚，希望借此建成传承万世的基业，臣窃以为大错特错了！”他以张耳、陈余为例，在布衣之时可以结为“刎颈之交”，后来作为政治人物二人相怨，以至于互相刻意取对方性命，道理就在于“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他以文种、范蠡与越王勾践的关系为例，得出了功臣与君主的关系是：“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蒯通进一步分析，在刘邦与韩信之间，从交友深浅而言，则不如张耳与陈余；从忠信程度而言，也超不过文种、范蠡之于勾践。从他们的结局来看，就足以估测韩信未来的命运了。他总结了一条残酷无情的政治规律：“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声望越高，功劳越大，就越容易被诛杀。他历数韩信建立的奇功智略，结论却是：“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足下带着这些肇祸的资本，能够到哪里寻求平安的归宿？从名分而言只是汉王的臣子，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我暗中为足下深感担忧！蒯通的话，令韩信毛骨悚然！他表示需要认真考虑，再下决断。
数日之后，蒯通再度求见，韩信把自己的选择告知蒯通——不忍背汉！他依然相信，我为汉王建立了许多大功，汉王终不至于夺我的齐国封地吧？蒯通只好避祸潜逃了。
如果说，韩信拒绝了项羽派来的说客武涉，或许不难做到，那么他拒绝真心为他谋划的蒯通，就很不容易做到了；如果说，韩信判断蒯通所言毫无根据而拒绝，还不足以表明韩信对汉王刘邦的忠贞不贰，那么韩信在认同蒯通所言合乎情理之后，虽有犹豫，但仍然选择了义无反顾的道路，他对汉王的忠贞是不该被质疑的了。在楚汉之争进入对决的关键时刻，韩信没有任何拥兵自重、背汉自立的念头！
那么，在项羽已死之后，韩信的命运又是在按照什么轨迹在展开？
垓下大战获胜之后，汉军及其盟军凯旋而归。大军行至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分别安营扎寨。韩信和他统领的三十万齐军，在距离汉营不远处休整。大敌已灭，周围全是“自己人”，韩信并没有按照临战状态警戒设防。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悄悄地进入齐军大营，直扑韩信高卧安睡的大帐而来。而这支部队的统领者，就是汉王刘邦。他重演当年“修武夺军”的故伎，乘韩信不备之机，驰入帅帐，夺回了原来交付给韩信的调兵符节，剥夺了韩信指挥军队的权力。司马迁在此处有诛心之笔“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这是刘邦对韩信的第二次施诈夺军。韩信默然无语，接受了这一定局。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汉王刘邦颁布了分封诸侯王的命令，当然带有论功行赏的意味。很有意思的是，刘邦以韩信生于楚地、熟悉楚人风俗为由，将他由齐王改封为楚王。韩信似乎也乐得享受荣归故里的优遇。实际上，韩信的改封，是刘邦为了防范韩信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理由是：其一，齐国的地理位置比楚国更为重要。自从战国时期以来，人们就把东方的齐国西方的关中看作为天下的两个重心。稍后有人对刘邦明言，齐地是必须严密控制的地方，除了嫡亲子弟之外，不能封到齐地为王。其二，齐地是韩信一手征服的，军民对他有敬畏崇拜之情，万一韩信有异心，齐人可能为其所用。楚地虽然是韩信的故乡，但在当地没有民望，有的倒是“寄食漂母”、“受辱胯下”的耻辱。其三，原属韩信指挥的齐地精兵，随着改封而中止了与韩信的隶属关系。因此，改封韩信，使得他的实力与潜在的影响力大大受挫。
稍后，楚王韩信领衔奏请汉王即皇帝尊位。刘邦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名分更加明确。
不久，刘邦有“南宫论功”之举，他要求在座诸位大臣讨论汉兴楚亡的原因。随后在总结时，刘邦提出自己的见解：项羽败亡是因为不懂得笼络天下豪杰，而他自己则是借重了“三杰”的支持得以反败为胜。论及韩信的统帅之功，“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刘邦的赞誉之词是毫不含糊的。此话传出，对韩信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宽慰。
韩信荣归故里之后，做了几件得意的事情：其一，修整母亲的坟墓。其二，以千金重礼酬谢当年接济自己的“漂母”。其三，派人找到当年使自己横遭“胯下之辱”的市井屠夫，不仅未加惩罚，反而任命他担任王国的高级武官——中尉。试比较韩信对漂母和市井屠夫的态度，一是有恩必报，一是以德报怨。他是在显示他的事业成功？还是在显示他的心胸宽大？或是兼而有之？
就在韩信尽情享受着功成名就的愉悦之时，一场灾难悄然临头。
项羽的部下猛将钟离，原本与韩信有旧交。项羽死后，潜归故国投奔韩信。钟离在战场上曾经对刘邦苦苦相逼，刘邦记仇怨恨不已，得知他在楚国，就下诏楚王韩信收捕钟离。这或许是简单的“算旧账”，也可能是不愿意看到一员猛将归附到韩信麾下。韩信一时碍于旧交，未曾按照刘邦的要求下手。刘邦自然心存芥蒂。转瞬到了汉高祖六年（前201），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其背景是：韩信初到封国，巡行各个县邑，总要调集一支军队充当护卫，前呼后拥，借以显示封王的尊严。在“汉初三杰”之中，韩信与张良、萧何相比较，有明显的欠缺，他不懂得在猜忌之心很重的皇帝面前，需要韬光养晦以求自保。张良刻意显示“遁世”之心，萧何则以谨小慎微来表达驯服之意，韩信本来就是最受猜忌的人，偏偏我行我素，不肯收敛锋芒。这次“谋反”的告密，为刘邦制裁韩信提供了借口。
刘邦采纳陈平的计策，以“天子巡狩会诸侯”的名义，传令天下诸侯：皇帝要南游云梦泽，与诸侯约定在陈县相会。真实的目的是借机袭擒韩信。选定陈县为约见之地，大有深意。陈县位于楚国的西部边境，天子与诸侯在此相会，作为封王的韩信必须提前朝见皇帝。届时一个大力士就足以将兵略无双的统帅擒获。
刘邦君臣的计策，韩信当然无从得知。但是，皇帝的突然亲临楚国，使得韩信莫明其妙地紧张。也许是想到了“修武夺军”、“定陶夺军”的前车之鉴？也许是想到了近来自己把皇帝要求捕送钟离的诏书置之不理，而心怀忐忑？韩信坐卧不安。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起兵反抗以图自保，但是韩信自以为无罪，皇帝要收拾我总需一个理由吧；一是拜谒皇帝，又怕被擒。有人建议韩信说：“斩杀钟离，然后再拜谒皇帝，皇帝必定高兴，大王就无祸患了。”韩信请钟离议事。钟离看透了韩信的用心，不由得悲上心头：“汉朝廷之所以不发兵攻打你的楚国，就是因为我钟离在你身边。他们担心你我联手起兵。如果你打算捕杀我以求自媚于汉廷，我今日死，你也就随后被消灭了！”钟离眼看韩信不为所动，破口大骂韩信：“你不是忠厚长者！”随即自刎而死。韩信携带着旧友的首级，到陈县拜谒汉高祖刘邦。刘邦下令预先埋伏的武士出手捆住韩信，押入后车。韩信的耳畔响起了当年武涉、蒯通的话，仰天长叹：“果真如同有人所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本来就应当被烹杀了！”面对如此抗议，刘邦不得不以解释的口吻制止：“有人举告你造反。”于是就把这位开国元戎以囚车押送至洛阳。
韩信从被改封为楚王到云梦遭擒，前后只有一年的时间。韩信“谋反”的罪案，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审理，却查不出真凭实据，刘邦不得不假装宽大为怀，“赦免”韩信。人，可以错抓，却不可以错放。“谋反”的罪名无法坐实，但韩信出行以军队充当护卫一事，被定罪为“擅自发兵”，据此，废去他的“楚王”封号，贬降为“淮阴侯”。并且严格限制他只能够在京城居住，不得擅自外出，实际上是过着变相的软禁生活。
一系列意外的变故、不公正的待遇，韩信完全看透了刘邦对自己的忌妒、防范之心，难免心中愤愤不平。不会掩饰自己情绪的韩信，有时还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不满情绪表达出来。
某日，韩信路过舞阳侯樊哙府前，樊哙毕恭毕敬地以“楚王”的规格接待他，韩信坦然接受。而在步出樊哙府第的时候，韩信却苦笑一声：“想不到我此生竟然与樊哙等人为伍！”表面上看来，韩信是在表达对樊哙等战将的鄙视，实际上却是对刘邦贬抑自己的做法表示不满。他只能用自我解嘲的方式，发泄胸中的怨气。
刘邦曾经与韩信从容议论诸将带兵的能力高低，韩信对他们各自给出了不同的评判。刘邦突然发问：“依你看我能统领多少兵？”韩信据实而答：“陛下不过能统领十万军队。”刘邦又问：“如果说到你又怎样？”韩信论兵论将正在兴头上，根本没有多想脱口而出：“臣统兵是多多益善”。刘邦笑言：“统兵多多益善的人，为何被我这个只能统兵十万的人所擒？”面对这一尴尬的问题，韩信才猛然醒悟在皇帝面前他的失言，于是改用委婉的言词辩白：“陛下不善于统领士兵，而善于驾驭将领，这正是我韩信之所以被陛下所擒的原因。况且陛下的才干是所谓天授，不是普通人依靠自身努力可以比拟的。”韩信此言，既可能是为了自保而不得不说的逢迎之语，也可能是韩信出于自身体验而说的由衷之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韩信虽然也在被迫学习自保之术，但是他的禀赋未改，而刘邦对他的疑忌也没有真正消歇。
汉高祖十年（前197）九月，突然暴发了震惊朝野的事变：身为代国的相国、统领大兵镇守赵、代边境的陈起兵，自立为代王。陈是刘邦的心腹亲信之一，他的军事才干为刘邦所熟知。刘邦不得不以垂暮之年统兵亲征。由此可见，形势之严峻。过了几个月，时当高祖十一年（前196）正月，皇帝亲征平叛的捷报尚未到来，京城中却传出了令天下人更为吃惊的消息：贬居长安的淮阴侯韩信，暗中与陈勾结，准备在关中发起叛乱，幸亏被他的属官秘密举报，吕后与丞相萧何巧设妙计，诱韩信入宫，在长乐宫的钟室加以诛杀，并且将他全家满门抄斩，不留一人！据说韩信在临刑之前，恨声不已：“我后悔不用蒯通之计，竟然被小儿、女子所欺诈，岂非天哉！”
名满天下的开国元戎，就如此以第二次“谋反”的罪名而惨遭灭族之祸！
因为萧何在诱使韩信入宫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人们对这位出卖朋友的丞相，多持批评意见。于是有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说。
五、千古不平声
君主无情，青史有情；荣辱无常，人心有常。
司马迁画像汉家朝廷所公布的韩信“谋反”的结论和证据，是否足以令人信服？当时人的态度如何，史籍缺载，我们难以评判。后世有许多人在为韩信“辩诬”，力证所谓的韩信“谋反”是冤狱。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辩诬”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指出：韩信的悲剧，是由刘邦、吕后、萧何一手造成的。他的谋反，不论是出自诬陷和罗织罪名，还是被逼无奈中的铤而走险，其实质都是根源于刘邦、吕后的嫉贤妒能、残杀功臣。它揭露出古代君臣关系中最黑暗、最冷酷的一面。
第一个为韩信鸣不平的，就是司马迁。
一部《淮阴侯传》，司马迁以其满腔同情之心和如椽大笔，为我们塑造了充满传奇与悲剧色彩的军事家韩信的立体形象。它的前半部分，塑造了韩信多谋善断的军事家形象，全面肯定了他为西汉开国立下的赫赫战功，读后令人倾倒。后半部分，可以说是以满腔的同情之心，写成的一篇动人心弦的翻案史传，重点在于突出他的蒙冤，读后令人心碎。以前半段的“智”与“功”，来反衬后半段的“冤”与“惨”，更增加了《淮阴侯传》的悲剧感染力量。司马迁尽管没有公开为韩信“平反”，但后世读史者，每阅《淮阴侯传》，总是难免产生憎恶刘邦、惋惜韩信之念。这正是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独特史笔的价值所在。
还有一种独特的辩诬形式，就是咏史诗。诗人借为韩信鸣不平，对冤狱的制造者大张挞伐。短短几句诗文，以其新颖的见解、高远的立意、精练的语言，令人荡气回肠，拍案叫绝。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韩信庙》（《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五），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启示。有此一诗，就可以尊刘禹锡为思想家：
将略兵机命世雄，
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
每一寻思怕立功。
诗的前两句，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赞颂了韩信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洗雪了韩信谋反的罪名。诗的后两句，则将刘邦杀韩信产生的恶劣影响，揭示得淋漓尽致。功高震主者身危，这是多么残酷的结局。军事将领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立下战功，但一想到韩信的下场，就会坐卧不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名位，他们甚至不得不百般地贬抑自己，以至于谨小慎微。甚至还有某些将领，消极地汲取韩信的教训，为了长保富贵，竟然不惜纵放敌人，借以自重身价。专制君主残杀功臣，给中国历史带来多少奸诈与黑暗！
另外一位唐代诗人殷尧藩，赋诗《韩信庙》（《全唐诗》卷四百九十二）：
长空鸟尽将军死，无复中原入马蹄。
身向九泉还属汉，功超诸将合封齐。
荒凉古庙惟松柏，咫尺长陵又鹿麋。
此日深怜萧相国，竟无一语到金闺。
此诗歌颂了韩信功盖一世，指出求封齐王并非非分之举；对韩信的蒙冤而死深表遗憾；对安卧长陵的刘邦冷言相讥；特别是对于为保自身利禄而不敢向金闺女主为韩信讲一句申辩之语的萧何，用了“深怜”二字，表示了极度的轻蔑。
清初诗人沙张白，则把犀利的笔锋，直指汉高祖刘邦。请看他的诗作《韩信城》：
项氏犹全族，韩侯竟灭门。
可怜带砺誓，不及属镂恩。
此诗巧用两组对比，揭露和批判了刘邦的残酷无情：与刘邦为敌的项羽，还得以保全项氏香火，而为消灭项羽作出杰出贡献的韩信，却惨遭灭族之祸；刘邦曾经许诺让功臣后代永保富贵，但是誓言犹在耳边，却将大功臣韩信灭族，其寡情薄义超过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对待功臣伍子胥——夫差只不过赐“属镂”宝剑给伍子胥，迫使他自杀，并未株连其家属，而刘邦竟然将韩信满门抄斩！这两组对比，真是令人心寒胆落！
在今山西省灵石县境内，有一座韩侯岭（又称韩信岭），岭上建有韩信墓和祠堂。根据民间传说，当年刘邦平定陈叛乱回京途中，在此地遇到了吕后派来送呈韩信首级的专使，刘邦也顿生怜悯之意，传令将韩信首级就地埋葬。此后，韩侯岭就成为后人凭吊韩信的处所之一。祠堂中有许多精构细雕的佳联，它们不仅为古代名胜增光添彩，更可使人缅然深思，回味无穷。其中有一长联，可以称得上是警世之作。
上联曰：
公既登大将台，苟稍有利天下之心，则早谋于十万军中，又岂待克齐城时，乃生异志；
下联曰：
我欲问汉高祖，枉受此薄功臣之过，试历数此二千年内，而至今高庙祠者，究属何人？
天地悠悠，世事如烟。倘若刘邦地下有知，应该如何作答？
文人论史，往往充满激情，或许稍欠理性。面对开国皇帝诛杀功臣的典型事例，该如何评判刘邦与韩信的恩恩怨怨？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听听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的判断：
世或以韩信为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闬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高帝十一年“臣光曰”）
司马光的这段论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论点：一是司马光转借他人之语，全面肯定了韩信的开国之功，表达了对韩信的敬重之意。二是司马光认定韩信的第一次谋反是冤狱，而第二次谋反即便实有其事，追寻其原因在于韩信对无罪贬爵心怀不满，实际上在暗示刘邦对韩信的处置失当。三是司马光指出刘邦确实有亏负韩信之处，但是韩信肇祸也有“咎由自取”的诸多因素。韩信以市井小人的求利之道自居，却希望君主以正人君子之道相待，这是大错特错的。司马光的这种论断，比之于单纯地讲韩信不懂得谦逊自保、行事授人以柄等说法，显然更为深刻。
韩信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家。后人可以通过为韩信辩诬，从而对刘邦的“负恩薄情”给予揭露和批判，却也没有必要把韩信说成是“臣节无亏”的忠臣。因为它同样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正因为如此，司马光的持平之论，才更容易让人接受。
刘邦与汉初三杰，以及与他们无法分离的楚霸王项羽，穿透两千年的历史烟云，其英姿雄风依然可以与我们灵犀相通。当着我们神交古人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不胜枚举的感悟与启迪。我想，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历史，实际上存在着若干不同的层次：有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后人已无法完全了解的历史；有史学家载入典籍，却不知是否完全“真实”的历史；更有读者心灵所感知的历史。读者的阅历不同、秉性各异，往往会作出各自的取舍与判断。著史者与读史者之间，永无休止的心灵交流与感情撞击，同样也是历史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