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陈步翔，后改名为陈勉哉，祖籍浙江绍兴。1909年6月3日（农历五月十一日）在江西省上饶县尊公桥乡出生。这里，先说一下改名字的来由。我是在江西出生的，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在江西生长和学习，在南昌读完初中和高中，其间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又接受了江西革命先驱袁玉冰、邹努等的培养，投身于当时的青年学生爱国活动，并参加了“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仍在共青团工作，担任过江西学生总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并被选入全国学生大会常务委员会。1927年，贺龙、叶挺大军抵达南昌，由江西学生总会负责接待和拥军事宜，我得以参加“八一”起义外围工作。“八一”起义胜利后，我参与了组织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和军民联合庆祝大会，并作为学生代表，被选为以贺龙为总主席的大会主席团成员。然后，我随起义军南征，抵达广东潮汕。军事失利后，根据周恩来指示：“就地隐蔽，自找出路。”我奉命隐藏，借机返回浙江老家。此时，国民党已下达紧急通缉令，江西《民国日报》《南京国民政府公报》头版首篇就是战犯通辑令，计17人，朱德、叶挺、贺龙、周恩来等赫赫在目，我的名字也排在其中。当时，通过远亲李骏初拜见从未谋面相交的远亲蔡元培兄弟（蔡元培当年为北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长），获得了读浙江大学的名额。不过，为了躲避通缉，借了一个同乡陈勉的师范毕业证书，并在勉后加了一个哉字，就这样进入了浙江大学读书。也就是这个名字，我一直沿用了下来。
现在，回到正题上来，说一说我的老家——绍兴花径。绍兴是浙江省一个文化名城，也是大文豪鲁迅的故乡。说到地名，原来是山阴和会稽两县。改名也有一段典故：南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赶，南逃越州。越州官吏上表，求高宗乞赐府额，赵构随手写下“绍祚中兴”四字，并于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于是越州府就改称绍兴府了。当时的绍兴府辖有八个县，其中的山阴与会稽两县，历来与州府合城而治，就合并成新建的绍兴县。
1982年，国务院公布绍兴为中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我的老家绍兴凭借她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郁的文化环境，宏大的历史舞台，造就出众多著名文人墨客及近现代伟人名流，可谓名人辈出，灿烂星汉。名闻全国乃至世界者，有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王淑文、王阳明、刘宗周；著名历史学家谢承、赵晔、范文澜；著名文学家贺知章、陆游、张岱、鲁迅；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著名画家徐渭、赵之谦、任颐；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陈建功、竺可桢；著名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民族英雄葛云飞等等。特别要提及的是一代伟人周恩来，他生于江苏淮安，但祖居绍兴县城保佑桥百岁堂（现劳动路19号），内有周恩来祖居“百岁堂”，现已改建成“周恩来事迹陈列室”。
我不仅出生在江西，大部分时光也都在江西渡过。我这一生只回过一趟浙江绍兴老家——马山镇坡塘花径村，也就是我被通缉归隐的时候。记得回浙江后，我第一个投靠的就是富戚李骏初。说他富，富不能敌国，但在绍兴一隅却有大富、首富之说。他父亲原在上海一个钱庄当跑堂的，一战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买回了一些油漆，发了财，掘到了第一桶金。就此返回绍兴老家开办了绸货庄、杂货店。发达了之后，又在嘉善县开设了“怡和钱庄”。以后，办成了当地最大的钱庄。父亲死后，李骏初三兄弟接管了家业，他本人负责经营嘉善的怡和钱庄。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大，以嘉善为总店，先后在松江、杭州等地开新钱庄，在上海储蓄银行也投了资，并在绍兴中正街置了一栋豪华六层大厦，成为浙江钱业巨头。
李骏初为人正义疏财，肯周济穷士。他和我家亲缘关系不近，是我舅父的姑表兄弟。我投奔他时，他从来不问我的历史来由，而是愉快地接受，满口答应给我找工作，亲切地视为自己的子侄。记得初到嘉善，盛宴给我洗尘，并带我到县图书馆借书读。当处理店务稍空闲时，便领我到上海拜见蔡元培，到杭州拜见蔡元培的弟弟蔡敷卿（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并在上海中央旅馆、杭州清泰（湖滨）旅馆设豪华盛宴招待蔡氏兄弟。李骏初告诉我，他和蔡氏兄弟也是姑表兄弟，我就依例称他们为舅舅，实际上都是远亲。蔡元培盛情难却，立即去信陈布雷（当时他是浙江省教育厅长，据称他只有一半时间在杭州，很多时间都是去南京为蒋介石起草文稿），嘱陈布雷给我安排就学。
由于陈布雷很忙，安排需等时日才有结果。我便在李府做客。李骏初待我如自己人，每日陪他喝喝老酒，每餐要喝上一个多小时，我们就海聊。他到哪里都会带我去，今日上海，明日杭州，后日苏州。记得有一次我和他的儿子李富微去游西湖，富微的钱被小偷扒光了，我身上又没有几文钱，电报叫家里汇款又不到。当时住在旅馆有包房，用车费用由旅馆付，旅馆费用是按季结账，但吃饭要到外面餐馆，要自己掏钱。所以，吃饭就成问题了。于是租了小车到省交际处找蔡处长，被接待宴请，好在当晚怡和钱庄汇了款来，才解了难。
当我住在李骏初家无所事事的时候，我的堂兄陈步云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专程到中正街接我回老家——坡塘花径。实际上，我早就有这个心愿，回老家看看，于是很高兴地回了故乡一趟。
我的老家是在马山镇，离绍兴县城还有四十华里的水路。平时有绍兴到马山的大班航船，每日开航，但只能到坡塘码头上下旅客，然后转搭绍兴特有的交通工具——乌篷小船，可以直接在我老家大门口的石坡前停泊。后来听荣儿、棠儿告诉我，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水路已经不通了，从绍兴县城到马山有一条平整宽敞的水泥大道，每天都有好多趟公共汽车开往马山，进出十分方便。
这次我回老家，步云兄也是雇了一条乌篷脚划船。这种脚划船，小而轻便。船舱中仅仅能坐三四个人，而且只能坐在船板上，如身材高大的人往往会碰到蓬顶。但船却灵活得很，稍有侧身，船就会摆动倾斜。船老板头戴无沿毡帽，就是鲁迅小说中所描述的阿Q所戴的帽一样。绍兴县乡都是水乡，大都前面临街，屋后就是河道，两岸都有大堤，舱面几乎与堤岸并高。上船很方便，一脚就可踏上船头。船头很狭小，上了船就需侧身进舱坐在舱板上，不能随便转身。我是在叔叔的店门口上船的，他所在的南货店就在绍兴县城昌安门外，三脚桥附近（他在这家南货店司账）。但是叔叔未同船回来，只是堂兄和我一块回家。
乌篷船的特点是没有舵的，而且是用脚划，不是用手划桨。上船后，我看到船老板手提一个木桨，桨好像不是很大，也不常用，仅在开船和转弯时用，以桨代舵。而用脚划的桨看起来很大，还很长，好像可以用双手托举起来。划桨时船老板两只脚用力举桨击水，船就向前行驶，用力越大，速度就越快，有时看起来比岸上行人走路还要快，是绍兴的独有行船方式。船老板告诉我说，这种脚划船很便宜，就是雇一天船也要不了几个钱。这里是水乡，不论城里或乡间，到处都是小河小溪，而且桥梁很少，桥也是拱桥，方便船只航行。你想从甲地走到乙地，即使是短距离，你如果不熟悉当地的桥梁的话，就会寸步难行，望河兴叹。因为溪河尽管不大，但至少也有两三米宽，而且水都较深，不可能涉水过河。所以，这里的居民出去就要坐脚划船，稍微富裕些的人家都有自备的脚划船，而一般人家就要坐这种业余待雇的脚划船了。另外还有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购置有供喜庆用的大船。至于较长距离的河流一般都有航运公司定期开放的班船，属于机动船，老百姓叫洋船。这种班船可坐几十人，相当于现在城里的公共汽车，能在大一点的村镇码头停靠，上下客人。据船老板告诉我，从绍兴到马山花径坐班船的话，要到坡塘码头换乘脚划船。如果从县城就坐脚划船的话，就无须绕道马山镇了，过坡塘后直接折向花径，直接停靠在我老家大门口。这次我从县城坐到花径，大约花了三个钟头，终于到达了老家。
花径原来没有村落，是高祖父首先在此居家。这里的百姓是以后陆续搬移来的，也是他命名的村名。村落很小，约有近30户村民，但环境优美，景致高雅。村三面环绕小河，柳树成荫，四望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每当春季油菜花开的季节，黄绿相映，村如在花坛中。全村多系砖泥砌成的小平屋，独我家用平砖到顶的砖木结构大屋，屋有四进，前面三进两层，第四进三层，大围墙用白石砌成，还有用白石砌成的八字大门。大门前有一宽大空坪，坪中竖有两个旗秆石。屋后面是一个大花园，翠竹丛生，并有小塘一口。我看的时候，似乎有年久失修残旧破败的感觉，大概是家道中落的缘故吧。
我曾听父亲讲过我们陈家家史，由于后来的子孙大都读书无成，又不善生计，很多人都是外出谋生，到我这一辈，仅有叔叔陈联庚（号辉堂）留守。他从小就在绍兴昌安门外三脚桥头南货店学徒，期满后任管账兼司库。他生有一个儿子叫步云，就是我这个堂兄，曾一度经营中达烟草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家产荡尽，艰难维持生计。这次，我还看到店里二楼上堆放有几十箱发了霉的香烟，不免心情十分沉重。
第二天，叔叔特地请假回来陪我这个从未归来过的侄儿。尽管生活拮据，仍然破费很多钱财，买了许多好菜，盛宴款待我。步云堂兄还带我到村里各家各户走了一走，认亲叙谊，到处游玩。好像大小祠堂都去了，还拜见了族长。但是，我长年在外，不仅不会说绍兴方言，就连全听懂也很困难，很难和他们亲近交流。叔叔告诉我，你还有一个姑姑，嫁到附近的孙端镇，也就是鲁迅书中提到的他外婆的故乡。
我在家逗留的日子里，还有幸参加了族里举办的清明上坟大典。典礼由族长主持，全族的人都参加，而且每人都可分到一份祭祀猪肉供品。当然，我也不例外，同样领到了一份祭品肉。还有，在办祭祀仪式的同时，还有一个堂会，就是有困难的人可以申请借钱，期限为一年，第二年必须还清，还清后方可再举新债。堂兄步云去年就向族里借了款，只得在城里四出告贷，筹齐归还了这笔欠款。
在家里住了些时日，便又租了一条脚划船，由老家回到了绍兴叔叔家，又从绍兴购置汽车票回到了杭州，从杭州乘火车返回嘉善怡和钱庄李骏初那里，结束了这次可爱似乎又不可爱的老家之行。
记得当年我曾活剥杜甫的《客至》写了几句诗文：“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飞，花径祖地今已荒，断壁残垣留孙辈。”算是当留点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