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礼”送邹努出席“学大”
1927年，我的学运干部身份上升到了省学联主席的位置。说来话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一个渺小的而且未经成年身居副职的我，却居然担当江西省群众团体联系主持群众运动的大任，也是我自己没有意料到的事。但是省市党部和群众团体领导都被朱培德首创好来好去地被“礼送”到武汉去了。在无可奈何之余，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由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长罗石冰领导我在群龙无首情况下，暂时守成，做应付门面的工作。我是被迫走上梁山，诚惶诚恐、胆战心惊地过了一段日子。由于人们的控诉，引来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先后派了中央委员陈其瑗和陈公博来到南昌假心假意故意作态的“查处”。内部的情况，我不很清楚，当然由国共协商会（国民党员三人、共产党员二人，都是高级领导）洽谈，但明的通过各界群众团体欢迎中央查处两次大会却是由区区小我负责主持，谓予不信，在1927年6月份的江西各报都有报道。这些事实，可以在省图书馆储存报纸中查证。至今想来，真是一场戏剧演出，但在我的生命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印象。
时间是在五月底、六月初。朱培德受了蒋介石的收买，逐渐向蒋靠拢，已有疏远武汉、勾结南京、实行反共的迹象，南昌又笼罩了乌云，情况严紧。我们也深有觉察，准备转入地下斗争。就以学总学联来说，已在羊子街小巷里租了一幢民房，作为秘密处所。白天我们都还在湖边学总工作，晚上却都住到民房来，而且由团委指名，有两个女同志都是学生——万复贞（女中）、邓婉如（女师）（后来万复贞调到团委又调回来）；黄华卿（女职）住在那里，藉以掩护。主要是隐蔽邹努，我和刘仁（学联主席）是次要人物。就在六月五日下午，省委组织部刘九峰来到，告知朱培德提出礼送在党政机关的群众头头出境，这就是“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的事件。他说，朱培德已经在昨天就将第三军各级政治部进行了清洗，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秘书傅烈、科长史良（男）、股长贺果等人都在今早送到武汉去了。地方上也提出了遣送二十几人的名单，其中有王枕心、肖炳章（省政府厅长）、李松风（省党部青年部长）、邹努等。刘九峰并说，这一名单已经由国共协商会议，国方提出，抗争无效，只有照办。由于邹努还在羊子巷隐蔽住所，我陪九峰去找他，刘交代他携带简单行李。下午五点钟到XX集合（地点忘了），每人发500元。由于邹努家不在南昌，上车时照发。当时，我的心情十分痛苦，虽然知道侥幸榜上无名，不在“礼送”之列，然而这一批老友特别是近两年来和我朝夕相聚、亲密无间的良师益友邹努，即将远去，一股酸楚涌上心头，邓婉如他们两人竟放声大哭，我也禁不住泪下如雨。邹努得知消息，情绪十分激动，但他一言不发，整理行装，彼此相对唏嘘，无话可说。只有眼睁睁的送他出门。留在羊子巷隐蔽住所的四个人（还有两位女生和刘人）在昏暗的室中，流了不少的伤心泪。
我看过九峰带来的“礼送”名单，二十几人中既有党政领导，如民政厅长姜济寰、教育厅长肖炳章、建设厅长刘一峰（九峰的弟弟）、省党部青年部长李松风、邓鹤鸣（XX部长）、省党部委员王枕心、涂振农、市党部负责人傅惠忠、部长肖国华（妇女）、傅竟仁（商民）、监委姜铁英、贯彻日报编辑舒味三、市商民协会头头王永哲。这二十几个人中有的并非共产党员，如姜济寰、肖炳章、刘一峰、李松风、王枕心、傅竟仁、姜铁英、王承哲，却给朱培德加冠带上红帽子，被礼送出境。奇怪的是却没有我，可能因为我是黄毛小子，无足挂齿，被赦免。我当时曾想过，我如被礼送，我就可以走出省界去历练一下，而且还有五百元补助家庭，那多么好，可惜是我不够格。还有奇怪的是，省党部的罗石冰却又能保留下来，而且是由他主持党务。罗石冰是江西省委之一，他们难道不知道吗？罗石冰是活跃在上海工人运动的骨干，和李立三在一起（李立三在上海主持过总工会），曾被工贼殴打负伤（上海《民国日报》有记载），我于20世纪80年代亲见了这篇报道，难道他们不知道吗？特别是上海工人起义援助北伐军，他是干将，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我是至今也没想出一个他所以留下的理由来。他来到江西，伤还没好，走路还困难（在留下来后，对外联系活动由我，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当然，他能侥幸留下，领导我工作，维持一下门面活动，自是好事。至是，感到一点安慰。
“礼送共产党员出境”事件发生后，南昌相关团体情况相当糟，不仅是冷冷清清，而且是死气沉沉。朱培德还口口声声要各机关团体继续工作，罗石冰也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要留下的人好好继续工作。厅长、部长走了，由秘书代理，群众团体头头不在了，由干部中推人负责。我曾走访了总工会，只见到少数几个一般干部，如林梦生和涂克群，说有些委员怕事，到外面避风去了。还听说农民协会也是如此，他们也只有集体干，维持门面。甚至门面也难维持下去。学总学联方面，仅走了一个负责人邹努，学联刘仁班子全在，驻会干部如彭学遂、傅铭第、雷洪福都在，工作基本上还能继续下去。当然，大家还都提心吊胆，怕被第二次礼送，怕朱培德又生别的花样来对付我们。
尽管表面上是冷冷清清，但暗中并不平静，机关团体虽多是瘫痪形态，但我们是不会屈服的，虽然朱培德已和南京勾结，但尚未公开，而武汉政府也是在明争暗斗，举棋不定。看来江西还是在武汉政府领导中，罗石冰便在暗中组织向武汉控诉朱培德乖张措施，当然我也是在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在此同时，被“礼送”到武汉的一伙，到达武汉后集中住一个汉口大饭店里，当然不肯罢休，三天两天就到国民政府、中央党部集体请愿，武汉中央不得不假惺惺地答应指派大员来江西查处。于是展开了戏剧的调查处理场面。第一次，是派了有名无权的中央委员陈其瑗来到南昌。当他到来之时，罗石冰在省党部拨了笔款子，让我筹备一个群众团体代表欢迎茶会，地点定在江西大旅店大餐厅，以西点待客。罗石冰没有来，由我担任欢迎茶会的主席。会上由我陈述了“礼送”前后具体情况以及今天机关团体工作瘫痪，要求武汉中央迅速妥善处理。陈其瑗作答词时表示这一事件会很快解决。他此行来，还带有使命，因为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时已不在南昌，由他协助政务。后来兼任江西银行行长（此人解放后曾任第一届政协委员）。欢迎茶会开过以后，过了好久，我们等而又等，渺无消息，引起了在南昌留守人员和在武汉被“礼送”者的愤怒，纷纷严词谴责。于是又来了第二次派员查处。第二次来的是提高了一级，派了中央常委陈公博（此人在抗战时期随汪精卫投敌，并接汪精卫的日伪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处决），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来江西查处，并兼任行政权责（但不兼军职），可谓有职有权，给我们带了一点希望。于是罗石冰又拨了更多的款子，准备接待规格高一点，改西点为西餐，地点仍在江西大旅社大餐厅。此时，我先去请陈公博出席群众欢迎宴会，他答应参加，只允许以西点待客，招待各代表。当然我就随他的命令办。这次来的人较多，“U”字形的桌正中，除了他以外，还请了还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陈其瑗。罗石冰，这次也来到了，他仍让我作主席，坐在二陈中间。由我首先发了言，表示我们对他的到来热烈欢迎，并且相信能以中央委员的威望公正解决江西问题。由于陈公博像是很虚心地请群众代表发言，于是工农青妇相继发言，罗石冰也以省党部负责人的身份发言，并要求尽快解决。老奸巨猾的陈公博也作了表态，同意我们的意见，江西问题一定能最快解决。娓娓动听，是大政客、大官僚的一贯手法。久而久之，一直是故我依然。陈公博坐镇省府（花天酒地，听说搞了一个“花瓶”），在南昌混日子。我们徒唤奈何，但猜测他可能是来监视朱培德，也许是为宁汉合作修桥铺路。但我们也有好处，两次西点，还多留了好多份。我们闲来无事，就去江西大旅社吃留存的西点。当时省委书记是汪泽楷，组织部刘九峰与省党部的罗石冰商决，以形势严紧，对策是应付门面，静观待变。长日无事，只有看书、打球。两陈在南昌躲了一个时期，也就回武汉，回去了好久我们才知道。
六月底了，接全国学总通知，要江西派代表参加在武汉的全国第九届学生代表大会，江西确定，派我和九江学联周兆南，连同已在武汉的邹努代表江西参加。我和周兆南到武汉时，获悉大会延期，趁此机会，我逗留了一天，去汉口被“礼送”者住的饭店里看望他们。29人完整无缺，还见到朱培德和随部队“礼送”的朱德和随部队“礼送”朱克靖、孙席珍、李书信。虽然时间只隔了二十多天，为日不久，但在这风雨同舟情况下，相见倍相亲。特别是和好友邹努握手时，我眼泪直流下来，才知道彼此情况，他们还会常去中央党部要求，但总是毫无结果。从这里证实，朱培德已经和南京勾结得很紧，两陈也是朱培德主动请他们回武汉的。想当初，朱培德依靠我们何故，只是为了爬上江西省政府主席的宝座和拿到江西的军权。回忆当时我们从南昌到九江，由九江坐花车接回来的时候，对待我们多么热情。然而后来“礼”送出境又何等残酷，还假惺惺说是“好来好去”。我默默数了一数，当时接他来南昌做主席的花车上，除区区小我一人以外，所有的欢送者几乎都被“礼”送到这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此情此景令人痛心无似。当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正式于7月14日召开时，我提前两天到达武汉，情况又不同了。我报到时在报到处见到邹努，原来他在月初就调到全国学总工作，筹备并主持九大开会工作。邹努告诉我，形势日非，国共分裂，宁汉合流基本定局，前途无望。被“礼”送人员有的如姜铁英等，回到安庆家里去了，王承哲去外地经商了，住在汉口的人很少，我同邹去过一趟，只见到少数几个，也都是整装待发离开武汉他去，有的是参军，有的是偷偷回家隐蔽了。风流云散，徒唤奈何。
一场“礼”送戏剧，以终于失败告一个结束。
这次被礼送人员不包括军队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就我记忆所及计有下列人员：
姜济寰民政厅长国民党左派
肖炳璋教育厅长国民党左派
刘一峰建设厅长国民党左派
李松风省党部青年部长国民党左派
李桂生（女）省党部妇女部长
邓鹤鸣省党部工人部长
王枕心省党部委员水利局长 国民党左派
涂振农省党部常委
傅惠忠市党部商民部长国民党左派
邹努省学总主席
舒味三贯彻日报记者
姜铁英市党部监委国民党左派
王承哲市商民协会负责人 国民党左派
周继晖市党部宣传部长
肖努繁
胡森生
在1927年，我曾代表江西出席了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始于五四运动。其初常开，后改每年一次。第七届1924年在上海开会，第八届于1925年在广州召开，1926年未开会，我参加的第九届，地点在武汉。
当收到全国学总发出的召开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通知后，江西确定推派代表三人参加，除邹努早被“礼”送到武汉就地参加外，我和周兆南参加。六月份到达武汉时由于延期开会，各自返回。七月初又获全国学总开会通知，我到九江邀了周兆南一同再搭江轮到达汉口，第二天过江到武昌大学（全国学总设在武大，全场也在武大）报到。此时，邹努已先在报到处，他在一星期前就由组织介绍到全国学总协助工作，现负责大会总务处工作。我们报到后，周召南被安排到会议代表宿舍居住，我则被邀到大会筹委会邹努宿舍里安宿。本来我们两人在南昌一直同住一屋，室宿与共，形影不离。他被“礼送”到武汉，仅仅隔了一个多月，旧友重逢，联床夜话，快何如之。在整个大会期间，我们又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一直主动地协助邹努搞大会总务工作。到武汉的当日，由于邹努的介绍，见到久已闻名未曾见面的几位全国学联常委。其中，刘荣简是学总负责人，英俊秀丽，态度谦虚，讲话简单扼要，富有鼓动性，待人诚恳热情；林隶夫是秘书长，身材瘦长，满腔福建腔调，据邹努告他能讲能写，现负接待代表工作。接上，趁送周兆南去代表宿舍安置机会，顺访各省市代表。已到了十多个单位，还在陆续抵达，自一人到三人不等。早来的都是远地来的地方代表。有的竟还是六月份应召到来未再返回，多数是在军阀统治下搞地下学运的，工作很艰苦。当时见到黑龙江来的三个代表，其中一个是哈尔滨市的，女性，高个儿，忘其名，有点粗线条的性格，说起话来直接爽朗，热辣辣的。她后来和我们说，她们那儿搞地下学运不仅艰苦，而且处境很险恶。她们来这不易，先到海参崴，转轮到上海，再偷偷地经广州转乘火车到武汉，好在是延期召开，如凭第二次通知前来，只有看会议记录了。沿途有风险，无论在海参崴、上海、广州都有可能被捕，她们很羡慕我们，以为我们这里工作很顺利，其实不然，即在两湖也与江西一样正处在逆境中。此外，也见到外省不少代表。反正出席的人不是党员、团员也是进步学生，相见倍亲热，来到的都是一家人啊。武大学生会，对于九届学大在校召开，极表热烈欢迎，殷勤接待，冰水无条件供应，晚上放映电影或搞文娱晚会接待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出席代表。
尽管大家为了这次大会召开，全国各地学生代表集结在一起，交流经验，畅谈衷曲，是多么的高兴。然而随着当时政治气氛不佳，使大会不仅出现了阴影，而且遭到了一些干扰与破坏。这正是国共出现分裂，对垒形势已经形成。武汉党政头头根本不打算召开这样的大会，六月份延期就由于这样的原因。后经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一再坚持，才获准在7月15日至20日召开大会。在会议期间，主管的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孙科一再刁难，使出政客手腕，给予会议种种条条框框限制，压缩会议经费，减少活动内容，几经折冲，才使大会掀开帷幕。
到7月14日止，已到代表计有北京市、上海市、广东、湖南、湖北、山东、江西、河南、安徽、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奉天、吉林、贵州、云南、黑龙江等省、香港、新加坡及日本代表计51人。当晚在珞珈山武昌大学召开了一个预备会，会上大家自我介绍，互相认识，推出刘柴简为大会主席，林隶夫为秘书长，成立了宣言、决议案起草委员会和经济审查委员会，排定了会议日程。
7月15日上午，第九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开幕了。照过去惯例，是应该由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孙科到会并致辞，然而他却称病未来，由秘书胡耐安（后来在立法院做了大官）代表他到会致辞。开幕会很隆重，是在一个大舞台举行。参加大会开幕式的来宾和武汉三镇学生代表，挤满了人。首先是刘柴简致开会辞，叙述了召开大会筹备经过，指出本次大会的任务。接上，林隶夫秘书长宣布会议活动日程及两个委员会委员与主持人名单。在此以后，便是青年部秘书胡耐安代表孙科致辞，我们大家对此已无好感，狗嘴里哪会有象牙，然而也只有听之任之。他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是一点也没听进去。当天下午，在刘柴简作两年来全国学总会务报告之前，团中央来了一个代表作报告，十分精彩，除了阐明当前的形势外，还就全国学运作了一个怀过去望将来的业务报告。别看他仅仅二十左右，但进起来有条有理、有分量。主要是讲坚决维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如何紧密联合工人农民将学运推向前进。他的讲话，正好与上午那位青年部长代表讲话针锋相对，对比显明。他是团中央的代表，给我们带来了团中央的号召，让我们明确今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处境，我们应有两手准备，准备应变，号召青年学生必须到基层去，到军队中去。最后引《少年国际歌》词“走上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作结，自己是受到莫大的感染与鼓舞。
在此以后，就是轮到我——经济审查委员会主持人报告会务经费收支情况，仅开了一次会，共同审查了一下，就按照已经写好的书面审查报告在会上念了一遍就通过。随后也交流了各地学运经验，重点是听取湖北学总包泽英的报告，从他这报告中，了解湖北及武汉三镇学生在北伐军来到前后为革命军所做的贡献以及和工人一道英勇收回汉口租界的斗争，的确是付出了血汗的代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也发了言，仅就南昌学生参与反AB团斗争前后经过。在会议期间，忙得够呛的是邹努，他是决议、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主持人，他主笔，参加讨论，看各地材料，反反复复进行修改，在向团中央汇报后，进行定稿，一直到大会上宣读，都是他一手经办。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书，计有《组织问题决议书》、《宣传问题决议书》、《改进学生本身利益决议书》、《各村工作问题决议书》等五个，最主要的是通过了九届大会宣言。邹努的慷慨激昂的姿态、流畅的江西口音，在会上宣读，我一直能深刻记忆在脑海中。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千万不要因短暂的惊涛骇浪而倒下，光明在前，我们要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挺起胸膛，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军队中去，朝向胜利的曙光前进。在决议宣言书通过之后，各地代表热烈相继发言，表示积极拥护坚决执行。
最后是换届选举。选举了上海、湖北、广东、江西、北京、四川、浙江、福建、江苏、河南等十五个学联为学总执委（会上只选单位，由应选单位推出执委人选）。原来驻会常委仅有上海、福建、广东三个学联（上海刘荣简、福建林隶夫、广东XXX），本届增加了江西与湖北学联代表驻会（江西邹努、湖北包泽英）。秘书长仍由林隶夫蝉联。
在惊风骇浪中结束了大会。由于形势变化，情况恶劣，大会闭幕后立即分道扬镳，各自返回。当我与周兆南乘轮东返之时，宁汉合作，同流合污，国共分裂，第二路军已溯江向江西开拔，双方剑拔弩张，鹤唳风声，战云密布……
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也就开到九届就停止了，因为改朝换代，被迫停止活动。
附：史料：
全国学联首届代表大会始于1919年暑假，在此会闭幕时，孙中山说，中国最大弊病在不能统一，各界莫不皆然……惟学界此举，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于不统一。故望学生能力图同统一，以促进人民团结，知有国家而牺牲个人……。（北京代表团罗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