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战起，上饶暂栖
“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八年的全面抗战。
杭州迫近淞沪，由于笕桥有国民党空军的重要机构，抗日一开始，日本木更津机群，连番轰炸我国空军基地。我当时是在杭州省民教馆工作，地滨西湖，突出湖心，虽然西湖湖光山色，此时已无心赏玩，但求重觅一暂得安全避难之所，虽有此心，终因家口众多，不能轻举妄动。但是，淞沪面临战火，杭市机关纷纷调整应变，或撤离，或紧缩，省民教馆属于后者。十月份起，我在被紧缩裁撤之列，虽想恋栈，实不可能。遂先将妻儿送到兰溪岳父家，衣物托存王文韶公府第，自己独身回到上饶，拜见了阔别七年的严父慈母，经与父母商酌，先将绮云与子女（绍贤、绍康）接到上饶，寄居父母处暂时安置，腾出身子另觅新路。
我是1938年10月间回到上饶的。当时，父亲正在上饶专署工作，专员萧炳章系大革命时期的教育厅长，与我曾打过交道。我本来也想在上饶找个工作，无如萧炳章年老怕战火威胁，已上辞呈，因而落空。就在此时，叶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办事处涂振农（此人后被捕投敌）正与徐孔生（即徐先兆，后在江西师院任副教授）前来上饶召集红军旧部，旧友劫后重逢，略谈别后情况，相约到南昌再见。这就引起了我“重回革命阵营”的想法。根据自己的情况，只是暂隐，未曾投敌，当有重回可能。但此时我已成家，而且有一双儿女，自己当然没有什么，但妻儿如何生活，特别是绮云又是一个小学教师，无革命经历，难以同进革命行列，左右确实为难。此时我的大哥正在南昌保安司令部任电台长，我的三弟也携妻树春由西安回到南昌。南昌，这时正热闹非常，知名人士群集南昌，新四军正在组设军部。而我过去在大革命时期的同志同路人不少人在南昌，其中突出的是王枕心（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因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有共乳之谊，熊式辉正委托他在江西招收苏浙流亡知识青年组训。三弟大哥都一致认为我应立即来到南昌，估计能有所作为，坚决主张我立即前去。于是，只有这样，就坐火车来到南昌。
首先，在南昌去新四军办事处见到曾山和涂振农，当然我陈述了大革命、南下失败后的情况与家庭情况。可能当时是新组军队，叶挺又不在南昌，不得要领，仅仅是从涂振农口中透露：“愿望是值得同情的，但还须经过一段时期，自有人来主动找你。”当时不知内情，无法揣摩，但从涂振农语气中隐隐约约以革命者自居，我这个一度脱离革命者自是相形见绌，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但未见到主要人物，也只有听之任之，另做打算。倒是听了三弟的话，去找王枕心谈谈。那时他们正在工专举办知识流亡青年集训（已经临近结束，正好我的七弟也正参加受训），在挂着“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的牌子里找到了实际负责的王枕心总干事，毕竟是民主人士，一见到我，十分热情，握手拥抱说：“想不到你还存在人世。”邀到他的办公室，大部分都是老战友，有和我南下的江西中共省委组织部长刘九峰、南昌市的傅惠忠，还有很多当年小干部如黄昆、郝鸿……齐聚一堂，相见倍相亲，全不像在新四军办那样的冷冷清清。王枕心并没经我叙述，一开口就说：“你来得正好，下星期分工，你就和我们一起干吧”，我此时正如涸泽之鱼，还有什么可说。尽管王枕心接上说，这是抗敌宣传服务性质，待遇不高，当然我决不会计较这些。回来后对三弟大哥一说（他们住在一起），也认为暂就是可以。然而，我还是跑到新四军办告诉涂振农，涂表示“也好，你就暂时在他那里，我们以后会有人找你。”（此后，一直无音讯）我也就脚踏实地，决心在青服团工作了。
青服团训练结束了，我应邀参加了结业分工大会，知道我不是留在省团工作，是到外区队搞副职。青服团将六千多人分成了十个队，一队队长何士德，留南昌驻团部，其余九队分往九个区，可能他知道我的妻儿与父母均在上饶，分到上饶的是第五队做副队长，我只提出将七弟步青派给我队，王枕心同意了。全队六十人，三分之二是江苏苏南流亡青年，分为三个组，每组二十人。是服务性质，每个组员仅有十五元伙食费（当时每月伙食约三元），组长30元，副队长50元，队长60元。分工不久，就出发奔赴上饶，一三组在上饶，二组驻玉山。我在全队中均系陌生人，既不能文，又不能武，乃只有分管总务和对外联络工作。工作倒也轻松，他们演剧、唱歌、画漫画、出壁报，忙得很，我无能为力，也无处着手。
开始我不清楚，这一队人马中很复杂，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国民党特务，也有中间人士，很不好相处，我是个外来人，也无法入手。但都不很明显。当然，我这时是心有所属，总是想到过去，也就夜夜梦归故国。在此时也，正当我频频往来于新四军部，思想行动渐次表现。此时也，一些旧日友人，如徐光栋等人，便以访旧为名，整日在我住所，谈天说地，动以利害，劝我别再蹈故辙，另寻新路。有如某人危言耸听，要我考虑妻室儿女；王枕心却一再嘱咐，处事时也应暂时中立，不左不右；而新四军军部一再告知有人联系，音讯毫无。处此时也，处此地也，小心为佳，暂得中立。到上饶后，处于双方对峙状态，更加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奈何，祸起矣。当我主持学生在抗敌宣传游艺大会上魔术表演“国旗历劫不毁”时，国旗数字被毁最后鲜艳夺目出现会场，特务们抓此国旗复失机会，书记长竟上台指出青服团毁我国旗，不由分说，立即破坏大会。事后，队部（当然是CP）支持我应付变乱。不料次日特务（包括外面的、青服团内部的第三组长刘国权）对我提出要挟。在身家、儿女生活的危险情况下，被迫表示态度，决心保持中立，不左不右，从此我在政治上销声匿迹，仅主管队部后勤事务。在国共日益尖锐斗争之下，我虽不右，但人不谅解，可能组织内部已经把我排在敌特一起了，有口难言。不久日本进犯马当，局势严谨，当局另施别计，将现有青服团半数（1到5队）实际上是左翼势力，送往武汉受训重新分工，我当然是去了。到武汉后，我自己并没有到训练营报到，途经第三厅，刚好值星是总政治部旧部，当即引我会见郭沫若。可能此时三厅已在撤退过程中，因郭沫若没有留我意图，但从值星官告，马当已陷落，如果进犯，归家无路，匆匆忙忙，星夜赶回上饶，与妻儿团聚。此时此情，一切都置之度外，任何一切，都在摒除之列。自念生平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仅此一次，中立偏右，是生命史上坎坷的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