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林是我的老朋友。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郭小川。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郭小川在河南安阳招待所里，因抽烟不慎失火猝然去世。郭小川在“文革”中受到江青的直接迫害，抓捕江青刚过十二天，他便不幸离去，不久又公布了他的遗作《秋歌》二首，艺术地表达了他对文化专制的精神抗争，更让舆论对诗人的早逝感到莫大的惋惜。
郭小林当时三十二岁，在河南林县城关中学当教师。在父亲后事处理的过程中，他感到由中组部牵头，有公安部和省、地相关部门参加的工作组对家属态度冰冷，悼词中也没有提郭小川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心有不平之气。一九七七年底，胡耀邦取代郭玉峰，出任中组部部长，吹起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劲风。来年三月，郭小林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两三百字的短信，一是对父亲的死因表示怀疑，二是对当时处理后事的工作组表示不满，并说还要写一封长信，详述自己的意见。短信从邮局寄出，不到半个月，就收到了一封北京寄来的挂号信，信是胡耀邦亲笔写的，有一千八百多字，用铅笔写在十页十六开的信纸上。全文是：
小林同志：
我们的办公室草拟了一个给你的回信，连同你的来信交我签发。我看后，感到有必要亲自给你写封回信，较详细地同你谈谈。
为了写这封信，我把几件更重要要处理的事暂时压下来，反复阅了组织上有关你爸爸去世后的档案材料，并且牺牲了一点必要的睡眠时间。我希望你也仔细地思考一下我回信上的意见。
我仔细看了中组部关于你爸爸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不是中组部一家经手的，而是同中央公安部一块并会同当地的组织部门、公安部门到现场检验和各方调查作出的。正是用了这种可靠的方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爸爸的死亡，是一个意外的不幸事故，而排除了其他致死的可能性。中央同志看过这个调查报告。我也相信这个调查报告。你说你有怀疑，如果你能提出比较可信的理由，特别是能提供是属于坏人谋害致死的证据或线索.或者以后得到这种证据和线索，组织上是会大力追查的。
我仔细地看了中组部对你爸爸的丧事安排报告和悼词全文。这个报告和悼词是经过征求你爸爸所属单位意见，并经过中央同志某些改动而最后作出的。悼词肯定了郭小川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为党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写了不少歌颂党、歌颂革命的好作品；悼词着重指出：郭小川同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悼词还强调指明，郭小川同志曾经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排斥和打击。我认为，这是对郭小川同志的基本评价。一个革命者，最后取得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是难能可贵的。请你想想：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写出了不少好作品的人，并且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同“四人帮”真正作过斗争的人，究竟有多少呵。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正确或者基本不正确，或者说，是否基本上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是坏人，硬把他美化成好人，行吗？如果是好人，硬把他丑化为不好的人，行吗？即使暂时歪曲了，能长久吗？根据这个道理，你还可往下想：革命队伍中，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他们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怀念刻在心中。郭小川同志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怀念他的。因为他是党的、人民的好儿子。这是你们做子女的人，应该向往的所在，效佐（法）的所在。假若你们想要组织上给你们再作个好悼词，当作一个传家宝，那对你们来说，就可能转化为包袱了。如果我误会了你的意思，说得不对，那就请你原谅，我是出于一片好心的。
我已认真地查阅了组织上对你们家庭的安排。我知道你妹妹现在已经在你妈妈身边。我想你会感到妈妈身边有人照料而放心。我不知道政策方面还有什么没有落实。如果还有什么该落实的，正如你所（说）的，只要是正当的，合理的，你大胆提出来，我们会认真考虑解决。
我还仔细地看了你改写的这封短信的其他地方。有两个地方，我得为你提些意见。
一个是：你说，多少年来.你们受到歧视，排斥……有多少心曲、衷肠要倾诉。这一点，我有点不同的想法。多少年来，你们受到歧视和排斥，我是完全相信的。但受到歧视和排斥，完全是坏事呢，还是同时是好事？我想：你是会赞成毛主席历来的教导的，一个革命者，总是通过无数的挫折，甚至摧残成长坚强起来的。你们成长了，我希望你们在千锤百炼中更坚强地成长起来。
另一个是：你说，你原先写了一封长信，写了一个月了，改了又写，写了又改，从晚上八点钟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说得更直率些，我很耽心。我的小老师！你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干这样的工作？费这么大精力值得吗？惟愿这是你在一种极委曲的心情下或者是在一种过分的兴奋心情下做出的一个事情。请你想想，你爸爸是怎样工作的？怎样生活的？难道他一生不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写鼓舞人民战斗的东西吗？希望认真继承爸爸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精力贡献给人民。
我没有参加你爸爸的追悼会。但是我深切地怀念他。因为他确确实实是我们党、我国人民的好儿子。现在你爸爸不在世了。我应该把对他怀念的同志感情转来寄希望于你：希望你通过千辛万苦的奋发努力，成长为一个比爸爸更有作为更有成就的党的人民的好儿子。
写得太长了。祝你努力上进！
胡耀邦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
这封信，真可谓入情入理。不但以商量的口气解答了家属的疑惑，而且对诗人之子今后的人生道路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提出了为人立世的更深的哲理。三十五年过去了，仍然具有感人的力量。
胡耀邦当时刚刚主政中组部，可谓日理万机。他如果在助手草拟的回信上签发一下，也不能说不尽责。但他还是要压缩睡眠时间，亲笔写出这封长信，回应诗人的儿子。这正是胡耀邦人格力量的表现。
生活在基层百姓，通过来信来访的方式，向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机关或领导人求助，不见得每一诉求都合理。即使诉求不合理，领导机关也应当用道理说服，不应当用权力压服。胡耀邦的执政风格曾经成为国家走向中兴的正能量。从这封入情入理的回信中，亦可感受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