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兰和我妻子是少年时的朋友，一个村插队的知青。三年前，我家搬到京郊乡下居住，正巧和她父亲成了邻居，所以走动比较多。每次郝兰探望父亲，都要来我家畅叙一番，不免说起她的几位长辈。
郝兰的父亲力群，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先驱，三十年代参加革命，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绘画之外，文学创作亦有成就。前年我儿子结婚，他还赠送一幅墨宝。二〇一二年正月，他以百岁高龄溘然长逝。他这一生，除了年轻经历过短暂的牢狱之灾，“文革”中遭遇数年磨难，总的来说，还算顺利。他生性乐观，爱好运动，喜欢跳舞，晚年又离开城市，选择乡村生活，这些都是高寿的原因。
郝兰的公公知名度比她父亲还要高，却没有她父亲幸运。她的公公赵树理，四十年代在太行山根据地出版小说《小二黑结婚》，被树立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典型，名满天下。但赵树理并非以写农民成就自己的文学梦，而是对中国农民真有关切，真有感情。看到执政党的农村政策出了偏差，便忍不住要为农民的命运上书言事。“文革”爆发后，文艺界首当其冲。地方当权者为了表明紧跟战略部署，把流落在当地的赵树理确定为革命大批判的头号靶子，让他不光承受报刊连篇累牍的讨伐，还要遭受广场风暴触及皮肉的武斗。赵树理惨死于一九七〇年。“文革”结束后，经历了一番周折，才被平反昭雪。
郝兰的舅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他学名刘平若，笔名曹白，江苏省江阴人，三十年代初和力群一同考进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成为同窗好友。刘平若把自己的妹妹刘平杜介绍给力群，促成了郝兰父母的婚姻。在杭州艺专期间，他们组织木铃木刻研究会，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获释后，曹白因创作木刻《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而结识鲁迅。鲁迅得知曹白因创作而坐牢，给他写信道：“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作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曹白遵嘱写了一篇《坐牢札记》，交给鲁迅。鲁迅据此完成名篇《写在深夜里》。鲁迅写给曹白的信共有十五封。沙飞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画面里就有曹白。鲁迅逝世后，曹白和力群参加守灵、送葬，成为十二名抬棺者之一。后来力群到了延安，曹白到了新四军，经彭柏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阳澄湖上创办《大众报》和文艺刊物《江南》，写了不少文学作品，包括传神地描写了谭震林的《林俊印象记》，后结集为《呼吸》，在上海和桂林出版，胡风为曹白的《呼吸》写了《小引》和《新序》，予以好评。
曹白与胡风沾边，入党介绍人彭柏山又成为“胡风集团”的重要成员，但他却能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这就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对此，学者陈辽揭开了谜底。
原来，曹白一九三九年参加新四军以后，改名冯二郞。军队里的领导和同事，都不知道他就是文坛上有名的曹白。他也从来不讲自己的文坛往事。抗日战争后期，胡风麾下的舒芜因《论主观》受到中共文化界的批判，已经牵扯到胡风。一九四八年，中共文化界人士在香港主办的《大众文艺丛刊》，进一步挑明了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分歧，组织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曹白从友人那里知道了这些动向，估计今后可能对胡风不利。于是，不但停止使用曹白的名字，甚至干脆放弃文艺创作。
此前他已经成为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得力干部。日本投降以后，他奉组织之命，接管两淮盐务局陈家港盐场，成立汇通盐号，为中共筹集了大量经费，颇受曾山器重。据《顾准自述》记载：“曾山同志又决定在‘党产’的机构下成立汇通盐号，经营盐和土特产的出口”。“盐号的负责人程明远，宣济民两人，年事较长，在旧社会混过江湖，他们有三教九流的社会关系，利用这种社会关系来开展业务是不可少的。曾山同志大概鉴于程宣二人有这项长处，还要保证他们‘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派刘平若到该盐号任第二副经理，实际上是要他起政治委员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继续以冯二郞的名字，担任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处处长、华东工业部重工业处善保会军代表、轻工业处处长、华东局财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财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成为沪上经济界的要员。从反胡风，到反右，他三缄其口，绝口不谈文坛往事。鲁迅备受推崇的年代，他也没有公开炫耀自己和鲁迅的交往。“文革”中曾下放劳动，但不是运动重点。直到改革开放开始，文坛恩怨尘埃落定，他才重新拾起刘平若的名字，向媒体讲述他和鲁迅的关系。冯二郎五十年代定为十一级干部，一九九四年以后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三日逝世于上海，享年九十三岁。陈辽感叹：“‘冯二郞’掩护了曹白，使他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了‘漏网之鱼’。在政治上有如此先见，不能不说是曹白的又一传奇。”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郝兰舅舅的选择可能比父亲和公公更安全。然而，我也禁不住从另一面猜测，像曹白这样既有文艺天赋，受过专业训练，又取得过不俗成绩的人，几十年间下决心压抑艺术创造的冲动，内心深处的痛苦也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