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班牙旅游，参观毕加索博物馆原不在预定的行程之内。位于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王宫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游人如织，必须提前预约。导游本想约定午后参观，结果只能排到上午十时进入。这样，我们天不亮就从科尔多瓦出发，午饭前便结束了阿尔罕布拉宫的行程。下午时间出现余地，便有了前往毕加索故乡马拉加的可能。
马拉加是地中海滨的一座美丽城市。毕加索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此诞生。他一八九五年到巴塞罗那，一八九七年到马德里学习美术，后来旅居法国，开创了立体主义绘画运动，在雕塑、舞台设计、文学、音乐、舞蹈等领域均有创造，成为二十世纪全球首屈一指的现代艺术家。他反对西班牙内战中上台的佛朗哥独裁政权，直到一九七三年去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民主化进程开始。以毕加索为荣的故乡民众和地方政府，在马拉加筹资兴建了毕加索博物馆，将搜集到的毕加索遗作常年展览。我在展厅中徜徉，不禁联想到我认识的一位画家，他就是有“中国毕加索”之称的张仃先生。
张仃生于一九一七年，逝世于二〇一〇年。早在一九四〇年代，他在延安的艺术活动中就显露出现代主义倾向。一九五〇年到七十年代，是中国与西方艺术基本隔绝的年代，张仃却神奇地实现了与毕加索的会面。那是一九五六年，他奉命赴法国主持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出国前，他就建议中国代表团到法国南部拜会毕加索。当时毕加索是法国共产党员，法共与中共关系正常，所以张仃的建议得以采纳。他们在毕加索的海边别墅见了面。虽然由于翻译水平所限，无法充分交流，但艺术可以超越语言。张仃不顾同行的政工干部阻拦，送给毕加索两张门神木版年画和一本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集》，毕加索则回赠张仃一本刚出版的画册，并拿起一支红蓝铅笔，照着张仃的名片，在扉页上写上“张仃”两个中文字，其中“张”是蓝色，“仃”是红色，又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签了自己的名字。张仃和毕加索合了影，他们都是矮个子，站在一起个头相当。张仃还邀请毕加索到中国看看。毕加索回答说：“年纪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又有一个大变化，自己会受不了。”最终，毕加索没有到中国。
当时中国政治上可以接受毕加索，在艺术上则排斥现代派。直到八十年代，现代派艺术到底姓资姓社，还引起过巨大争议。然而，张仃先生没有放弃对毕加索的钟情和对现代艺术的探索。他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尝试现代派风格的绘画。一九七九年领衔创作首都机场壁画，更为现代派艺术在中国登堂入室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因为有他这样既有很老的革命资历，又有开放的艺术观念的泰斗级人物砥柱中流，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才在中国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我认识张仃先生很晚。二〇〇三年中秋节前，老朋友胡作群教授来电话，说张仃夫人灰娃是他在北大俄罗斯文学系的老同学。张仃、灰娃夫妇对我编的一些书很感兴趣，想和我们认识一下。能够结识张老夫妇当然是一件乐事。于是，我们夫妇和教授约好，一起到张仃家作客。
张仃家位于北京西郊一处林场的半山上，是一座二层小楼。进门后，张老和我们热情握手。灰娃介绍，张老原来城里的住房并不宽敞，他又喜欢山，于是在晚年建设了这个远离市区的新居。建设过程中，张老手里也没有什么积蓄，全靠创作的字画。
张老当时已经八十七岁，听力有很大障碍。他不愿意戴助听器，只能用表情关注着我们和他夫人谈话。灰娃时而在他耳边扼要地转述，从他的表情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各种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动态的浓厚兴趣。张老的座位前面放着一个小桌，堆满了他正在阅读的书。灰娃说，现在思想界关注的书他都看，比如顾准，比如李慎之。还有从网上下载的文章。当然，还有一部鲁迅，永远在手边。
张老夫妇留我们吃饭后，还送给我们两件珍贵的礼物：一是刚刚出版的画册型传记《大山之子》。二是张老为我们写的篆字横幅：“冰轮横海”。冰轮，就是月亮，每当看到这幅字，我们就想起，那天是农历癸未年的中秋。
以后，我们每年都要去看望张仃、灰娃二老一两次，有时吃了午饭又谈，一直到吃晚饭。灰娃老师也经常打电话来，了解民间的各种信息。和张老接触的几年中，总共也没有听到他说几句话。他就像一座沉默的大山，安详地立在那里。然而，我们却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热度。他十几岁就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从抢救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受过伤害。“文革”初期，他的儿子张郎郎因为议论江青，和遇罗克关进同一牢房，遇罗克遇难，张郎郎幸存。面对坚硬的石头，大江健三郎说他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张老也是这样的人。对于一些受到权力伤害的晚辈，他总想给以精神的支持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有一位中年学者，一度失去公职，张老力主工艺美院让他兼任教授。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张老又送我们夫妇两幅裱好的篆书。
一九四九年，张老设计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又提出天安门作为国徽设计主体的创意。关于国徽设计，一度只提梁思成、林徽因，而不提张仃。有人劝他出面争一争，他说，国家都这样了，我争它干什么。张老晚年，中国艺术已经进入了市场时代，张老却不为所动。他那沉默的身影，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张仃先生去世后，许多艺术机构都争相拥有他的遗作，却没有一个机构愿意为他建立纪念馆。比起西班牙的马拉加，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