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尾年初，一些媒体盘点二〇一二年的出版物，邀我发表看法。我说，福建教育出版社在二〇一二年六月出版孙越生的遗著《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是一件值得载入历史的要紧事。可惜这本书只印了三千册，除了少数思想界人士予以好评，一般读者并不留心。
孙越生，浙江绍兴人，一九二五年出生，一九九七年逝世，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虽然撰写和主编的著述上千万字，但真正代表他思想精华的著作却未能浮出水面，所以他的名字被社会遗忘了。代表他思想精华的高峰之作，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写出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这是一部专门研究官僚政治的著作。官民关系本来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课题。放眼全球视野，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官民矛盾史，官民对立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产生了官民分化。其中某些社会成员掌握了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他们可能名叫头领、酋长、国王、皇帝、苏丹、可汗，也可以叫总统、总理、主席、首相、大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但共同的特点是掌控着支配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力。没有官民分化，无从产生国家，无从进入文明。有了官民分化，就有了官对民的伤害。如何减少这种伤害，成为古往今来志士仁人苦苦探寻的难题。近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革命的路径，一条是宪政的路径。革命的路径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地主、资本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但最后仍不能避免政权执掌者成为伤害民众的新官僚。而宪政的路径着眼于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制衡。放弃国家消亡的空想，承认国家的公共职能是文明所必需，通过竞选、监督、弹劾、罢免等制度，让掌权人由民众选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让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互相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官僚政治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孙越生就是中国思想界告别前一条路径转向后一条路径的先驱者，是当年中国学界在这方面想得最深、走得最远的一个。
这和孙越生的师承有关。他的老师是王亚南。王亚南以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闻名，又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官僚政治问题的学者。他在一九四八完成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具有开创性，当年孙越生就是王亚南写作的助手。“文革”中，孙越生获悉王亚南被迫害致死，决心继续老师的课题，对中国当代的官僚政治进行剖析。当时他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诉，这是科学的踌躇；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这是民主的踌躇……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顾？自治和集中怎样取得同步？这不是短暂的烦恼，这是历史的踌躇。”他面对月夜下的碾子，竟然做起了“麦收场上民主梦”——“你的作用表现为：施加压力不放松，相互制衡又驱动。制约官僚政治的对策，也在民主压力下不放松，相互制衡又驱动”。一九八〇年代初，他把尘封多年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重出新版，并结合现实写了新序。接着开始撰写《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他直面古今中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僚政治现象，让思维的野马纵情驰骋。官僚主义被他赋予特定的含义，它不再是通常所说的官员作风问题，而是权力与生俱来的自利冲动，是和人类自身文明史同样悠久的痼疾。他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质疑成说，另辟蹊径。他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劳动创造人类论和国家必然消亡论，并依据考古发现，否定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田园诗般的图景。他从官和民的对立和制约关系中，重新考察了人类文明史。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之严密，理论之彻底，视野之开阔，都让人心智大开。
老同学常大林是孙越生生前友好。一九八八年他协助胡绩伟主编一套民主研究丛书，此书是计划中的一本。次年丛书流产，此书手稿也被锁进抽屉。孙越生病逝后，我通过常大林读到了此书的手稿，和李辉商量，将此书和孙越生的其他文字编成《孙越生文集》，请邵燕祥、常大林写了序跋。当时贺雄飞联系了内蒙古的一家出版社，已经排版，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后来，王一方有意在青岛出版社推出，郭沂纹有意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两家竞争，我碍于情面，请王一方退出。社会科学出版社感到这部遗著分量太重，想请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一位孙越生的学生作序或题写书名，这位高官开始满口答应，看了稿子却再也不做声了。我又将书稿推荐给《社会科学论坛》杂志，他们连载了《官僚主义起源论》，《官僚主义元模式论》仍无问世的机会。二〇〇八年谢泳趁纪念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之机，在《新京报》发表长文《从王亚南到孙越生》，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林冠珍注意，她找我与孙越生的女儿签约，终于让这部杰作问世。袁伟时教授读后非常震撼，在微博上感慨孙越生是又一个顾准式的人物！顾准的代表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他身后二十年出土，孙越生的代表作在他身后十五年出土，这是不是中国当代思想家的宿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