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家出版社约我重版《顾准寻思录》。这本文集初版于一九九八年。当时陈敏之先生还在世，我与他合作编了此书，在作家出版社唐晓渡和民间出版人董怀明的支持下，得以出版。书中汇集的是一批最早的研究和回忆顾准的文字。作者有的是顾准同时代的人，有的是比顾准晚一辈的人。其中称得上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占相当大的比重。顾准的思想盛年，正值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专政的年代，公共领域极度萎缩，基本上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准不仅是那个年代稀有的思想家，也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先行者。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文革’动乱期间，诞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典范，一个是遇罗克，一个是顾准。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也因为这一点，他被最高当局下令枪毙。异端思想只要一进入公共领域，马上就夭折了。这使得更多的思想者转而求其次，满足于成为一个独自秉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在私密的情况下，将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到时代的一个高峰。”
我想用最近听到的一个故事，印证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状况的理解。故事是徐方给我讲的。她就是顾准在河南信阳学部五七干校时期的忘年交“咪咪”。她当时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随母亲张纯音进了干校，和许多成年人发生了交往。其中之一，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孙家琇。孙家琇三十年代末留学美国，以研究莎士比亚知名。她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中央戏剧学院总是挨整，处境极糟，于是要求随丈夫巫宝三到学部干校。张纯音对她很同情，于是两家成了很好的朋友。徐方处在求知欲正强的年龄，问妈妈读什么书好。张纯音说，你去问孙阿姨吧。徐方于是向孙家琇求教，孙家琇说，那就读《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吧。这让徐方十分失望。徐方还告诉我，当时开批判会，孙阿姨总抢着坐在前排，以示积极。徐方正在写有关干校生活的回忆。能不能写孙阿姨这些故事，她十分犹豫。其实，孙家琇当时的言行，代表了知识界多数人的状况。不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盲从，多数人都是官方思想的接受者和顺从者。包括我自己，当时也曾热心地阅读《艳阳天》，并为之感动。《金光大道》出来后，才稍有不同的想法，也谈不上多深的反思。孙家琇虽是美国回来的海龟，要求她跳出那个时代氛围，的确很难。惟其难，特立独行的顾准才显然格外可贵。徐方因此而成为顾准的粉丝，只是极小范围的事。更大范围的独立空间，当时是不存在的。
顾准思想开始得到有识者的激赏，已经是中国告别现代迷信，修复公共空间的八十年代。而真正成为公共的精神财富，则到了九十年代。陈敏之为纪念胞兄逝世二十周年，把《顾准文集》送到贵州人民出版社自费出版，才使顾准的思想精华在中国大陆浮出水面。此书在九十年代中期迅速传播，激活了一度沉闷的思想界。具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不论专业背景是文、史、哲、经、政，不论其主要角色是学者、作家、编辑还是退休官员，看到《顾准文集》，眼睛会为之一亮，不禁要表达意见，参与争鸣。所以，这本文集不但成为顾准研究的一次巡礼，也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火山喷发的一个截面。
我在《顾准寻思录》初版后记中曾说：研究顾准，将是一个长期的学术思想工程，本书不过是最初阶段的小结而已。十五年一晃过去了。合作编者陈敏之先生已经仙逝。作者中陈修良、李慎之、王元化、陈乐民等先生先后作古。就是和我一起讨论过顾准的贾秀文，也在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因肺癌英年早逝。
贾秀文和我是山西大学七七级的同学，他读哲学系，我读历史系。我们相识于三十多年前，当时他是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我是外联部长。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当时，他以一人之力，为学生会主编了一张名为《视野》的油印小报，表现出思想的活跃和关注公共问题的深度，受到同学的欢迎。我也曾为之供稿。他还组织大学生百科知识竞赛，促进同学知识结构的拓宽，成为校园一时的美谈。如果是正常的社会，这些行为本应受到鼓励。五四时期，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从此崭露头角。今天外国一些名牌大学招收学生，提供奖学金，不但重视学业的成绩，也重视公益活动的参与和实绩。但贾秀文不幸赶上了一场倒春寒。他对公共事物的参与被当成异端，毕业分配时被打入另册。学校对学生不是保护，而是尽可能推卸责任，把《视野》说成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刊物。拖延了两年，他才发配到吕梁山某县工作。后来虽然调到太原，但一直处于坎坷之中。本来他在学术上有很好的天赋，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到商海里周旋，未能在学术方面继续发展。留下的著作仅有一本关于围棋文化的小册子。千古文章未尽才，在讨论顾准时的少许发声，成为他在公共领域的绝响。
十几年过去了，顾准不但没有淡出公共视野，反而引起更多社会层面的关注。四卷本的《顾准文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顾准的传记，也出版了数种；研究顾准的文字，每年都有新的篇章出现。在学院派的研究论文里，引述顾准的文字已经不知凡几。一些新闻传媒界人士，包括一些电视明星，也以谈论顾准为荣。学界内外，还产生了一批新的“顾迷”。顾准首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已经载入宪法。顾准倡导的民主政治，也为越来越多的国人向往。何家栋先生把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定位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坐标，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我想，今后的若干年，顾准仍然不会被遗忘。作为建设公民社会的精神先导，他还将在人们心中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