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是武汉大学教授，以研究德国历史见长。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二〇〇六年，到武汉参加《如焉》学术讨论会，才第一次和他谋面。而真正和他熟悉起来，是因为他的专著《文化的流亡》二〇一〇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一家电视台的关注。电视台邀请我和李工真就这本书对话。我认读研讨了这本书，和李工真整整谈了一天。后来，李工真又把其他著作送给我，更让我对他的研究刮目相看。
过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整个二十世纪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科学和教育的领先地位。其实这是不对的。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科学和教育的领跑者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德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超越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教育中心。十九世纪后半叶，德皇威廉三世提出了相当先进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他给大学提供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这使德国进入了科学与教育的辉煌时代。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顶诺贝尔奖为例，截至一九三三年，德国共有三十二名获奖者，超过英法两国之和，美国只有五名获奖者，虽然进入二十世纪，美国已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经历了一战失败，但在科学、教育方面，美国仍然是德国的学生。
导致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教育中心的关键人物，竟然是希特勒。一位美国科学家说，“我们应该为希特勒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此来感谢他为促进美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原来，希特勒抓住德国人一战失败后渴望翻身的情绪，依靠煽动种族主义上台。他一九三三年当政以后，立即展开文化清洗运动，大肆迫害犹太人，驱逐“非雅利安学者”，把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尽数逐出校园，赶出国门，到一九三七年，德意志高校师资队伍损失了百分之三十九，到一九三九年二战爆发时，整个纳粹德国高校教师岗位中的百分之四十五已经被纳粹党棍占据。希特勒疯狂的短期行为，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配合，使德国科学教育文化元气大伤。
五十万犹太难民为了活命，被迫流亡到七十五个国家，其中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的四分之一，并给难民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得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时，德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世者只剩十四名，而美国已经有二十五名。难民知识精英把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带到了美国，奠定了美国在全世界科学教育上的领先地位。到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已经超过二百名，有的年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甚至被美国科学家包揽。对于这次科学文化中心的转移过程，李工真积十年之功进行研究，希特勒为什么要煽动种族主义？上台后为什么要迫害犹太人？为什么让犹太知识难民流亡出去？其他国家对犹太知识难民分别实行怎样的政策？公众对知识难民持什么态度？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存发展条件？这些知识难民怎样适应接收国的环境？对接收国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别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趁此机会取代德国成为科学教育中心，唯独美国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李工真对这一系列问题都有翔实的梳理，深入的分析。
当时，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本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他们不止于对犹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国人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和反犹主义情绪，让犹太知识难民得以安居，并施展才能。李工真特别指出：“真正有功的绝非罗斯福政府，而是那些目光远大的知识界领袖、私人性质的基金会以及各类民间的援助组织。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美国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收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其中有一〇九〇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是教授；八百一十一名法律工作者，二千三百五十二名医生，六百八十二名记者，六百四十五名工程师，四百六十五名音乐家，二百九十六名造型艺术家，一千二百八十一名作家以及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被德奥两国驱逐的一万二千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三被美国接收，其中约一千四百名科学家中，至少百分之七十七为美国接收。当时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群星灿烂，他们之中有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费米，数学家库朗，现代建筑家米斯·范·德·罗，音乐家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社会学家拉萨斯菲尔德，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等等。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环境，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的知识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
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了更加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或许，这正是美国保持全球领先的秘诀之一。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但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却止步不前。最近，教育部长又提出要抓课堂、抓讲座、抓网络，意在加强控制。其实，中国大学品质的提升早已不是简单的经费投入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问题。关键在于柄国者要弄清楚自己在其中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没有包容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诚意。从李工真对德、美成败得失的研究中，不难得到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