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朋友陈为人的博客上，得知段杏绵正月初九在太原突然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引起我一阵感伤。
我和杏绵老师打交道不多，近几年和妻子一起去她家拜访过三次。每次去看望，也只是一般的寒暄。我们问候她的健康，她又问候我岳母的身体状况。她和我岳母同岁，六十年前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就认识了。
人们说起杏绵，首先想到她是作家马烽的夫人。其实，她本人也是作家，有好几种著作。我最早和她发生联系，就是因为她的一本书。
那是一九七一年末，中央开了一次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用三结合的方式，审查“文革”前的出版物。“九·一三事件”以后，否定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的做法已经引起社会的不满。书店里也不能只卖毛主席著作、两报一刊社论和几本有关样板戏的书，总要拿出一些文艺作品填补文化生活的空白。这样，就把重新审查“文革”前出版物的工作提上了日程。那时的口号还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所以审查图书不走专家路线，而是先放到基层进行。“文革”前地方出版社规模很小，山西需要审查的本省出版物没有多少品种。我当时是下乡知青，在沁县插队。沁县承担了审查两本书的任务，就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审查小组，吸收工农兵各界人士参加，其中包括我和杨志栓两个知青。要审查的两本书，一本内容与沁县有关，是散文集《故乡散记》，但找遍了县城的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只好先搁置起来。另一本就是杏绵的中篇小说《地下小学》。
我能够参加这项文化活动，得益于县通讯组长郭同德的推荐。到县委招待所报到以后，就开始参与审书。这本小说初版于六十年代初，写的是抗日战争中一群儿童团员的故事。十万字左右的篇幅。因为只有一本书，所以采取一人朗读，大家评议的方式进行。当时县里的一把手是县人武部的政委，派来一位人武部的干部参加评议，就显得比较强势。这位军人对《地下小学》总是挑刺，一会儿说这段描写美化了日本兵，一会儿说那段描写丑化了革命群众。那些工人农民代表，看见了穿军装的这么说，也都顺着他，不敢提出异议。我和杨志栓都是北京知青，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成了争论对手。
杨志栓是北京外语附中六六届初中生，到沁县插队后我们就认识了。我们本来就处于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对于焚书坑儒式的文化禁锢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偷尝禁果，读了不少非主流的杂书。“九·一三事件”发生，个人迷信的神话破灭了，鼓舞了我们挑战极左思维的勇气。于是，我们面对军人大胆争辩，极力说明这本小说应当解放。工人农民代表见我们振振有词，也开始转变看法。军人说不过我们，于是承认这本书主流是好的，但与“三突出”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就这样审了四五天，形成了可以解放的初步意见上报。后来听说，沁县审书的结果受到上级表彰，说有政策水平。而有一些县，因为大批判意见占了上风，把没什么问题的书也枪毙了。现在想起来，把江青尊为文化旗手的时代，八亿人看八个戏，苍白的精神格局居然维持了十年，除了始作俑者的责任，没有下面的呼应，能维系这种秩序吗？秩序的惯性，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要想从精神的禁锢中走出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参加审书的事，杏绵可能完全不知道。又过了二十多年，她却对我们一家的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妻子邢小群原先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教书。九十年代初，系领导居然用抽查学生笔记的方式，寻找教师的自由化倾向。邢小群被抓了把柄。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她讲柳青的《创业史》时，谈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实际上否定了当年的农业合作化。领导硬说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她心里当然不痛快，于是要求外出学习。一九九二年找了一个机会，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导师谢冕当时思想很开放，不论指导研究生还是访问学者，主要采取讨论的方式，每周开一次讨论会，由一人报告研究心得，大家自由发表见解，根本不作定于一尊的结论。邢小群在北大呼吸了自由的空气，回到山西大学就更加郁闷了。
当时北京市政府回应知青要求返回原籍的呼声，出台了一项新政，允许留在外地的北京知青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迁回来。由此，我儿子在太原小学毕业，进入北京的中学。孩子随奶奶生活，妻子不放心。她拜访唐达成，说到此事。唐达成说，我已经不在位，只能托朋友试试。当时中国作协属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创办了一份新杂志，名《环球企业家》，唐达成向主编冯立三推荐了邢小群，希望《环球企业家》杂志能借调她当编辑，由杂志社发工资，在山西大学留职停薪。冯先生和小群面谈了一次，看了她写的东西，表示欢迎。但社长张锲是一把手，他不表态，还是不能启动。
邢小群在山西等了一阵，越等越没底。眼见要到新学期，接不接课？十分纠结。这时，她想到中国作协是马烽主政，于是找杏绵求助，说起孩子在北京念书没法照顾，杏绵很同情，当即给张锲打了电话。张锲马上说，让她来吧。于是，邢小群到北京上了班。虽然她后来真正调进北京，还要走很长的路。但这次借调，改变了我们一家的生活轨迹。从此，我的生活重心也转移到了北京。没有这次转移，后来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一些收获，想都不敢想。
我和邢小群忘不了杏绵关键时刻的帮助。
杏绵老师，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