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道走进酒吧间，足足聊了一个下午。他是苏联准许在东线采访的六个美国记者之一。他跑遍了东欧。当我问起海伦的时候，他皱起眉头。我感到他们之间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裂痕。他告诉我曾用《红星照耀中国》的版税在康涅狄格买了一幢古老房子。他十分怀念中国，认为只要不扼杀知识分子，中国最有希望。他特别怀念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认为她以及鲁迅使他认识到真正的永恒的中国。那是关东军、戴笠或任何邪恶势力都征服不了的。
刚从纳粹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虽大有可看的，然而我得追我的第七军。这不是两军对峙，而是纳粹那边打得精疲力尽，节节败退，盟军乘胜直追的时际。盟军指挥部的联络官告诉我两天前，笫七军的司令部还设在南希，他估计这时说不定已经攻进德国境内了。于是，我就搭乘刚刚修复的巴黎至南希的夜车，朝法国东北部奔去。车上没有照明，卧铺硬梆梆。可是比起那些难民车来，总算舒服多了。至少能披上呢大氅，睡上一觉。
到南希后，才知道这里的司令部已变成后方指挥部了，部队在两天前就已开走，真是势如破竹啊。参谋长告诉我，敌人在萨尔地区还拼了一下，接着就朝莱茵兰退去了。他要我快点追上去，也许还赶得上强渡莱茵河的战斗。然后，他摇了阵子电话，告沂我第七军昨夜已经攻进德境。负责接待记者的联络组（PRO）眼下还在法德交界的萨尔格门。只有追上联络组，我才算有了着落。
然而他也没有交通工具，要我自己去找。我就拎起背包，沿着他指的方向走去。还好，没走多远，我就塔上了一辆吉普，可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要向南拐，就说声“祝你好运道”，把我放了下来。
我走进村子，不见居民，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一条瘦狗在四处觅食。这时我才记起自己的肚子也是空空的。打仗时，军衣用处可大啦，它既是身份证——哨兵见了我还敬礼呢，又可以凭它来吃四方。我信步走进一座军营的厨房。戴雪白高帽的厨师什么也没问，就给了我两大片面包，并且抄起铁勺往上面舀了一大勺肉末。我喝了杯冷水，朝他摆摆手说：“到前线去啦。”他咧嘴朝我敬了个礼。
我尝到云游僧的自在了。
我沿着过往德国的马路大踏步走去，每听到马达声，就回头翘起大拇指。车一慢下来，我就扬声问：“去萨尔格门？”问了几回，居然就碰上个十辆一组的车队，车上装满了炸桥用的黄色炸药，驾驶员清一色是黑人。我跳上驾驶室，坐在助手席上。他友善地朝我点了点头，嘴里继续嚼着口香糖，哼着什么小调。
运气不错，傍晚在萨尔格门找到了联络组。他们正等天明向德国进发呢。在饭厅，一个刚从前沿回来的军官眯着眼警告我说：“莱茵河的酒管你喝个够，可就别碰那边的女人。初犯，士兵罚五十五美元，军官罚二百九十美元。再犯就交军事法庭了。”
天刚蒙蒙亮，我就精神抖擞地上了卡车。兴奋啊，过了桥便是德国了，第七军终于被我撵上了。我将加入反法西斯盟军的伟大行列。
战争多少带有赌博性。这个运载黄色炸药的车队只要一辆被炸，其他九辆也会同归于尽。可希特勒把他那点有限的资源全孤注一掷地耗在他那两件“秘密武器”上了。如今，他派不出飞机来阻挡我们进入他的国土了。我们就像开入无人之境。宽阔平坦的希特勒公路两旁，忽而是一望无际的赭色丘陵，忽而是浓绿的松林。路上过的不是难民就是俘虏，个个身上都别着个表示投降的白布条。一座座村庄满目疮痍。田里，被击毁的坦克下面堆积着人和马的尸体。车队开进较为完整的霍姆贝格市时，只见家家都在门上悬起白旗。有些同边界那边沾亲带故的，还神气地挂起三色旗来。集中营里放出的囚犯，一律用粉笔在背上写下各自的国籍：希腊、比利时、波兰等等。他们虽然形容枯槁，但个个都泛着翻了身的骄傲笑容，庆幸能活到纳粹溃败下来的这一天。相形之下，德国居民则低头沉默，有的还瞪大了眼睛，流露出愤懑心情。是对攻进来的盟军呢，还是对把他们拖到这般地步的希特勒？
当晚，我们到达戈施苔。这时，第七军司令部已经又推进到沃尔姆斯了。一路上，卡车运的大多是浮桥材料。看来今夜也许就要绝渡莱茵河了。
第二天我们又开吉普前往曼海姆。这一带，由于纳粹部队已精疲力尽，没怎么抵抗就逃之夭夭，所以破坏较少。路上只见工程队在拆除狼牙般的反坦克路障。拖着高射炮的卡车一列列地朝莱茵河开去。路旁时见扶老携幼的难民，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他们寻找小树林作栖身之所。在折向我们驻扎的小村时，由坡上可以望见前边一片滚滚灰烟。那必然就是抢渡点。
原以为记者上前线，就得钻战壕，在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可这里比在飞弹攻击下的伦敦宁静多了，也安全多了。
我们驻扎在一家出版社。老板和职工自然早已跑光了。楼下堆满了纸张，藏书室的书架上排列着歌德、海涅、席勒诸大师的全集，统统是珍本。有人从办公室里还翻到这家老板的纳粹党证，发现一周前他还在交党费。他大概再也没料到，这么快战火就烧到自己家门来了。
莱茵酒是有名的，这个村子就有两口酒窖，成箱成箱地堆在地窨子里。上校联络官发话了：“咱们开它两打。”于是，一个来自路易斯安那的美国记者坐在钢琴凳上就弹起小调来。我们一边喝，一边唱。午夜醒来才听到隆隆炮声。纳粹在莱茵河作最后的挣扎了。
同来的多是英、美及瑞士的大通讯社记者。我在考虑自己这个孤家寡人的采访计划。去抢战局的热门新闻我肯定抢不过他们。一个电传，他们的消息就能直接拍回总部，然后就传布到全世界了。我则只能先拍给伦敦，再由高尔太太转发到重庆。时间上我也处于绝对劣势。我决定不去傻拼。
当时，我设想远东大反攻时，中国军队可能也在日本本土登陆——当时，自然没料到美国会拿出原子弹，更没想到日本将由美军独家占领，中国只能坐在审判战犯的法庭上摆摆样子。我计划采访一下美军临时组成的军政府，就向联络官要了一辆吉普，他还派了一名上尉作向导。
我们在莱茵河畔四下驰骋，踏访了几座村镇：葡萄园荒芜了，被炸毁的坦克如硬壳虫般地在田地上东倒西歪，旁边躺着戴钢盔的尸骸。饥饿的军马和饥饿的人群在山坡上徘徊。各村镇的党部是军政府搜索的第一个目标。有的头目逃走时，慌张得连假牙都没顾得上戴，还撂在抽屉里。
从这里往伦敦办事处发了几封关于军政府的电报。不知是高尔太太还是伦敦电报局把次序弄颠倒了。由于是来自前线的，重庆还是照登了，回伦敦后一看报，真令我啼笑皆非。
村里有个纳粹小头目。此人素喜吹牛，曾向村人夸说杀过三千多名犹太人。如今，村人为了讨好盟军，并洗清本村罪名，就把他告发下来。他遂以战犯罪名被逮捕。可他贿通看守他的德国人，乘混乱之际，溜之大吉。一位伦敦画报的记者听说此人刚刚同那德国看守一道又被抓进拘留所了，就想利用这家伙来个噱头，逗他扬起右臂喊声“希特勒万岁”，好拍张新闻照片。由于我不搞摄影，业务上同他没有竞争，就悄悄邀我做他的助手。
于是，我们先走进一间堆满稻草的“战犯拘留所”，开始布置这幕谐剧。他一面摆桌椅，一面说：“一个杀过三千多名犹太人的战犯！这张照片到了伦敦管保轰动！”我问他：“要是那家伙只是瞎吹，连一个犹太人也没杀过呢？”他说：“管他呢！我拍的是新闻照片，又不是写战犯的判决书。”
都布置停当后，就请两个会德语的少校并排坐下，那位摄影记者准备好相机，试了试镁光灯泡。他一再嘱咐扮演审判官的少校要“逗他发凶，逗到他扬臂喊那么一声，就完事大吉了”。
犯人被带了进来。那是深夜，气氛紧张而恐怖。矮胖的纳粹小爬虫从一进门就浑身瑟瑟发抖。问他什么，他都先打一躬，然后矢口否认。摄影记者几次提醒“审判官”，得“激怒他”，可那家伙天生不是个英雄。他本来就是个草包，别说三千多个犹太人，也许三个也没杀过。他连声喊着：“饶命呀。”
审了将近一个小时，始终也没抓到一个可怕的“凶相”镜头。后来，索性问他：“纳粹见了纳粹，怎么敬礼法儿。”其实，他只消伸伸右臂，就可以勉强交卷。可那家伙不晓得这意图，只一个劲儿低头哈腰说：“当时整个德国，人人都那么敬礼呀！我咒诅希特勒，誓死再也不行那样的敬礼，再也不敢啦。”
我们要他扮演的是个纳粹死硬分子，可他只肯扮演一个彻底悔过者。这么阴错阳差，这张新闻照片终于还是落了空。摄影记者一边收拾他那些照相器械，一边咒骂着：“真没骨头，希特勒白栽培他了。连敬个礼也不肯，他妈的！”
我们这一伙正要动身，跨过莱茵河去东岸采访时，司令部派人送来一封电报，要我火速赶回伦敦。
回伦敦之后，才知道旧金山将要开个联合国大会。重庆报馆决定把我从莱茵前线抽回，要我马上赶到美国。电报里还说，老板胡霖也将以中国代表团一员的身份前往。
第一件事是赶办护照。1939年从香港来伦敦时，护照是由报馆给办的。去美国可费事多了。不但得亲自去办手续，而且还要填一大张表格，上面问的真是五花八门，不但问了“你是否无神论者？”还问“你是否有意颠覆美国政府？”“你是否存心破坏美国治安？”只要在那一连串侮蔑性的问题后边粗心地写上个“是”字，就非但去不成美国，就连在英国我也注定要蹲监狱。我小心翼翼地在每个问号后边都填上个大大的了“不”字。最后，还得打手印。对我来说，这也是生平第一遭。我问：“是中指还是食指？是左手还是右手？”原来双手十指上全给涂满油墨，然后使劲往申请表指定的位置一按。我一看，旁边一位波兰记者也在经历着同样的待遇。我心里可老大地不痛快。美国再伟大，也不必把盟国记者糟塌到这步田地呀！倘若不是胡老板在电报里坚持要我去，我宁可放弃这次新大陆访问。
不出三十六小时就办完护照，打好行李，到了西伦敦一个直通海港的秘密车站。在车上睡了一夜，天明方知到了英格兰的主要港口格拉斯哥。在这里，我随着英国及各盟国的记者，搭乘了“新希腊号”。参加这次护航的五十几条轮船在格拉斯哥港外的洋面会合。一出舱门，只见前后左右都是轮船。有单烟囱的，有双烟囱的；有燃煤的，有点油的；有货轮，也有兵船。真可以说是浩浩荡荡。当时纳粹空军虽然已消耗得没有招架之力了，大西洋上的纳粹潜艇却还很猖獗，所以我们周围有各式战舰护送。听说领队的是一艘美国船，它指挥着航速和方向。在海上得绕着弯走，通常四天半的航程，整整走了十一天。
除了我们记者团，这艘“新希腊号”还载着八百多名加拿大士兵在英国娶的妻子和生下的五百来个娃娃。也就是说，丈夫仍在西欧战场上厮拼，媳妇先前往加拿大去拜公婆了。这下子可保证了我们会有个热闹的航程。
看到这些活的洋娃娃，我倒是觉得东方的娃娃相比之下要单调多了。瞧，光是头发的颜色就数不清：有刚满月、偎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小红狮，也有甩着金黄辫子、腼腼腆腆的小公主，还有一头亚麻色鬈发、到处跳跳蹦蹦的小山羊。眼睛有碧蓝的、翠绿的、浅棕的，甲板上天天都在开着洋娃娃展览会。
由于是在卐字潜艇出没地带航行，人人都得注意船上各个角落那活像只大蜘蛛的扩音器。一旦有情况，都是由它来告警。开船后，扩音器每隔几分钟必叫喊一次。开头先唤起“大家注意”，接着不是妈妈找娃娃，就是替娃娃找妈妈。光是一个叫阿伦的淘气鬼，每天就得失踪五六次。“大家注意。一个叫阿伦的五岁半男孩，栗色眼珠，淡黄头发，身穿深灰色毛衣。他又丢失了。请见到的人把他送到指挥室来。”要不然就是：“有人在前舱甲板上见到一个小妞儿在哭，她……”
我们这二十二名去美国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记者不仅肤色各异，还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光是英国记者，就既有刚从莫斯科赶来的《泰晤士报》记者麦唐纳，又有工党外交记者福兰克·皮特坎。整个航行期间，他们和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记者一道愉快地下着棋。可只要一谈战后世界，就各有各的看法了。
大概是因为随时都可能遭到意外，为了让大家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轮船上规定不卖酒。对舰队街那些经常泡在酒吧间里的记者来说，这可是件忍受不了的事。就由记者团团长麦唐纳出面向船主交涉。公开卖酒毕竟不好办，决定由英国海军部派来陪我们的两位军官，每隔一天请大家喝上几杯威士忌或白兰地。消息传出后，同船前往旧金山参加会议的法、荷及挪威代表团有了怨言。于是这个优待只好扩大到记者圈以外了。
4月12日是我们中间一位英国记者的生日。海军军官布置了个盛大晚会。酒的品种多，桌上还放着一块大蛋糕，上面点着46支蜡烛——为庆祝他的46岁诞辰。那晚海上风浪真不小，杯盘不时碰撞有声。人喝得半醉，就趁势更加摇摆起来。大家边碰杯边唱，正不知是漂在万重波涛还是直上九天之际，突然走进一位穿白制服的大副。他先走到团长身边，咬了下耳朵。麦唐纳登时放下杯子，沉下脸来，说了声：“真的！”
大家也停下来，好奇地望着。
